2026年，冯可强踏入八十岁的人生关口。他的人生历程中，不乏重大历史节点。
1985年，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简称谘委会）成立时，冯可强获委任为委员，参与为香港谋划长远制度并见证中英谈判、回归过渡的重要历史时刻。
如今，由香港政策研究所任职十多年的董事暨行政总裁的职位，半退下来任研究总监，冯可强依旧穿梭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以学者和实践者双重身份投身大湾区融合的实践。
在近日接受红船融媒专访时，冯可强谈及香港数十年变迁、参与基本法起草咨询的往事时，句句带着亲身走过时代的厚重实感。
▲冯可强（曾秀萍/摄）
粤乡子弟落香江
家国根脉扎根心底
冯可强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父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广东乡间来港避战乱谋生。他的父亲起初经营旧衣买卖小店，后来转行珠宝买卖。家中七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三，日子属安稳小康。
父亲读书不多，只有小学学历，母亲不识字，却把最朴素的中华家风刻进子女教养。他们对冯可强兄弟姐妹最重要的启蒙，就是重伦理、明家国、待人宽厚。他们从不强求子女走固定道路，而是放手让七兄妹各自闯荡。要说有什么是他们反复叮咛的，那就是从小灌输给他们一份对故土的牵挂。
“港英年代，教科书刻意模糊中国历史，讲鸦片战争只会称‘第一、二次中英通商冲突’，刻意回避鸦片侵略的史实，通篇弱化国家概念。”冯可强回忆道。当时，学校重英文教学，教材里极少正面讲述祖国，多数年轻人对内地认知单薄。但他自小偏爱读中国文史哲和人文地理书籍，父母那份源自广东故土的家国情怀，悄悄在他的心底扎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冯可强在香港大学修读完心理学和历史学科毕业。毕业后，他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到八十年代初，当改革开放的浪潮袭来时，他和一群友好共同成立一间顾问研究公司，并出任董事总经理。
彼时，内地刚打开国门，内地和香港两地信息隔阂深重。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期间，中央相关部门委托冯可强团队研究香港政治、经济、金融、法律、教育、贸易等制度及提供建议。他牵头集结银行家、律师、学界专家等分组调研，写成多份详实报告，为内地官员认识香港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与此同时，公司常年在深圳、珠海开办干部培训班，市长、厅局级干部、国企厂长等分批前来学习现代城市与商业管理，由香港学者、专业人士和商界主管授课，再赴香港实地走访参观政府部门、金融和商业等机构，另外又提供函授课程，前后累计培训上千名内地公职人员。顾问公司亦同时为内地国企提供海外市场信息和产品宣传服务。
在那段两地破冰交流的岁月里，冯可强常年奔走于内地各省。他一边和香港各界人士北上建立联系及考察发展情况；一边把香港成熟的城市治理、市场管理经验带给内地，为两地连接架起一座民间桥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
亲历基本法咨询
守护港人治港初心
1985年12月18日，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谘委会的180名委员中，覆盖了香港工商、法律、教育、劳工、传媒、社团、学界等各个领域，年龄跨度从22岁至80岁，由各界团体推举、选举产生。谘委会因此成为当年香港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的民意汇集平台。
彼时，中英谈判牵动全港人心，不少港人因之前接受的片面信息对回归心存疑虑，甚至萌生了移民念头。在这关键时期，谘委会不分昼夜分组研讨，收集各行各业的诉求。冯可强曾以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会长身份，牵头组织一系列的专业人士公开座谈会，并把大家的意见汇总成一本厚厚的意见书递交给了中央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参考。
冯可强记得，谘委会各小组开会过程并非一团和气。工商界人士关心自由经济、资金出入境自由；法律界人士的关注点在原有司法体系的保留；劳工、基层代表则关注民生福利与参政管道。不同界别的诉求差别有时相当大，例如在政制发展方面，但他们通过反覆的讨论,逐步放下分歧、互相体谅，只为给香港定下一套能支撑长久安稳的制度框架。
谈及当年众人合力争取的核心共识，冯可强直言，“港人治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长期不变、法律金融体系维持独立”这几条核心主张，最终完整写入条文，也是当年李嘉诚、霍英东、查良镛等各界委员共同推动并达成的最大共识。
回望三十余年基本法的落地实践，冯可强感慨这部法律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国家主权与香港独特优势。正是因此，当年不少移民海外的同胞，后来陆续选择回港发展。
当然，现实中也出现过不少认知偏差。后来一部分人片面放大“高度自治”，弱化“一国”这个根本前提，把两制割裂看待，只谈香港自身权益，忽视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底线，这也是后来社会风波滋生的深层根源。冯可强坦言，当年咨询讨论时一众委员早已达成共识：高度自治绝非无限自治，一切前提是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国家主权不容稀释，23条、国家安全相关条文，从一开始就写入顶层设计，只是长久以来社会对基本法普遍认识不足，不少香港市民未能完整读懂整部基本法的完整逻辑，亦有人故意歪曲解释基本法的条文。
回看两场风波
剖析殖民思维
在谈到2014年“占中”、2019年“修例”这两场风波时，冯可强的剖析客观通透，不回避深层历史根源。
“港英统治百年间长期推行去国教化教育，直到中英谈判启动，才仓促推出选举相关安排，实则是刻意培植偏向西方的本地群体，埋下观念分裂的伏笔。”冯可强直言不讳地说。
因为生长于香港，冯可强对殖民文化了如指掌。殖民时期表面标榜自由，实则严控批评英国统治的言论，不存在真正普选；回归前后，西方价值观、单一西式民主叙事长期渗透年轻群体，不少年轻人从小到大缺少系统国民教育，很少亲身走进内地，只通过海外媒体接收碎片化负面信息，对国家发展、传统文化缺乏直观认知。
“一些原本可以理性沟通的朋友，后来理念越走越远，走到鼓吹分离、依附外部势力的地步，我实在难以认同。”冯可强明确表示。在他看来，合理诉求、针对治理的中肯批评完全有存在空间，但一旦走向否定国家主权、寄望外部干预、制造社会撕裂，就逾越了底线。国安法的落地，是补上了长久缺失的安全屏障，是弥补“一国”缺位带来的治理漏洞，目的并非压缩正常舆论讨论空间。
冯可强也坦诚地认为，当下仍有部分人刻意曲解国安法。这些人只截取国安法条文中关于自由的部分片面宣传，刻意回避主权与安全义务，从而制造不必要的恐慌。近年来，推进姊妹学校、内地研学、国民通识课程，正是对症下药，让青少年亲身看见内地真实发展，补上缺失的国家认知一课。
“如今，每逢假期大批香港年轻人赴深圳消费、往来大湾区，日常生活的交融，正在慢慢消解过往隔阂。”对这种变化，冯可强颇感欣慰。
爱国不在口号
而在行事与本心
基本法制定时明确写入“港人治港”，如今又确定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对二者之间的边界，一些香港市民不甚了解。针对这一问题，冯可强给出了一套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逻辑的解读。
在冯可强眼中，爱国第一层根基是文化认同：认同中华传统伦理，珍视中秋、春节等共同习俗，重视家庭关系，理解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价值底色。这份认同不分地域，海外华人亦共通。
第二层是制度层面的理性认同：认可国家主权框架，允许对治理短板提出建设性意见。
“批评应当以谋求进步为初衷，而非全盘否定、依附外部势力对抗本国。”冯可强如是说。他并不排斥尖锐批评，而是注重区分批评者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人身份建言，还是借外部力量谋求撕裂。
对于当下两种极端现象，冯可强保持审慎反思。
一类人终日高喊爱国口号，行事却只谋求个人商业利益，遇到国家需要时不见实质担当。冯可强认为这类人“属于表层化、功利式爱国”。另一类人盲目排外，看见外来文化、外国商品便扣上“不爱国”帽子，否定各国文明可取之处，陷入狭隘极端。
“真正爱国不必日日挂在嘴边。”冯可强说，“内地许多科研工作者默默深耕，很少说激昂口号，却以工作成果助力国家发展，这才是实在的家国担当。”
他进一步补充道，中华文化自古包容——从敦煌融合多个古代文明，到历代吸收外来技术制度，现代化同样需要平等看待各国长短。看清我国AI、高端产业尚存差距，主动学习先进，才是大国应有的开阔胸怀。
在冯克强看来，香港作为国际窗口，保留国际化优势应成为共识。
香港发展新路
以智库与大湾区协同破局
疫情过后，香港复苏缓慢，为此不少市民心生悲观。
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冯可强从政策研究视角提出清晰思路。“香港不能再固守早年单一窗口思维，内地产业全面崛起后，必须重新找准自身定位。依托顶尖高校的科研能力，把实验室留在香港，产业化落地深圳等大湾区内地城市、北部都会区、河套园区，形成政产学研金的大湾区对接联动。”他说。
作为一名研究者，冯克强深知“金融、法律、国际文化交流是香港固有长板”。同时，他也看到了社会治理中“对智库、宏观长远政策研究扶持力度不足”的短板。
针对“长板”优势，冯可强认为，香港要主动对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融入整体发展大局。针对“短板”，他主张“加大对学界和民间智库扶持，吸纳更多专业研究者为城市长远规划提供多元方案”。
与此同时，冯可强不主张全盘否定港英时期留下的治理经验。“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本就是保留香港适配国际的制度优势、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取其所长、融入国家发展，而不是非黑即白地割裂历史。”他说。
冯可强清晰地看到，香港的独特价值，在于连通内地与全球，双语环境、海外人脉网络、成熟国际规则体系，都是不可替代的桥梁。
结语：文化要现代化
城市要常开放
在八十年岁月中走过香港街巷，又用半生时间往返两地，拥有这一经历的冯可强始终抱持一份温和乐观。
冯可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僵化古董，需要结合现代社会赋予新内涵；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兼容并蓄才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底气。
在香港走到回归三十周年节点，过往的风浪提醒所有人：“一国”是不可动摇之根，“两制”是繁荣发展之翼。当年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汇聚工商、学界、政坛各界百余位前辈，以包容协商定下城市制度根基；如今新一代年轻人更要多走进内地、多平视世界，放下偏见与割裂，以包容、务实之心看待自身身份、城市前路，香港才能持续发挥独特作用，与祖国同步稳步向前。
冯可强简介：
冯可强，香港公共政策研究学者。香港大学人文学科毕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一众友好组建顾问研究公司并出任董事总经理，受中央相关部门委托主持香港制度系列研究。1985年起担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回归过渡期制度设计咨询。近十多年来担任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行政总裁及研究总管;曾四度担任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负责人，并为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教育基金创办人之一。半生致力于内地与香港交流、城市治理研究与政策咨询工作，为连接两地的民间桥梁。
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介绍：
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简称谘委会）成立于1985年。谘委会180名委员覆盖全港各行各业，商界、政坛、文教领域一众家喻户晓的香港名人皆位列其中：
工商界有李嘉诚、霍英东、包玉刚、黄保欣。
政界与专业界有董建华、梁振英、谭惠珠、邓莲如、锺士元。
文教传媒领域有《明报》创办人查良镛（金庸），劳工界代表谭耀宗，社会服务界林贝聿嘉，还有范徐丽泰、蔡素玉等后来深耕议会、社会公益的前辈。
委员队伍里甚至包含外籍人士、港英公务人员、不同立场社团代表，兼顾多元声音，不设单一立场门槛。
采写：朱顺忠 张玲梅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