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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恋情》一书，由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收录整理，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 红船编辑部设计排版、编辑校对，历时近10个月，最终形成了这部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的近18万字的著作。书中收录了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
我的母亲戴流，山东聊城人，原名刘桂凌，入学时曾用名刘岫云。1938年，当宣传抗日的北平流亡学生移动剧团途经山东聊城安乐镇演出时，她观看了多场，深受鼓舞，毅然决定离开学校加入该剧团宣传抗日。进入剧团后，发现剧团内部路线斗争很复杂，国民党文化特务使用多种手段极力操控剧团。当听说八路军129师转战到了河北南宫后，为直接参加抗战，她与剧团的部分进步青年在我地下党的安排下悄悄出走，投奔了八路军129师。那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129师同意接收他们，但要求他们不要再打原剧团的牌子，个人名字也改换一下，这样对国共合作及个人家庭和亲属都有利，以避免敌伪报复、迫害。改名改什么好呢？我母亲的个头在女同志中算比较高的，有1.68米，当时剧团中还有一位女同志也姓刘，大家管我母亲叫大刘，管另一位女同志叫小刘，实际小刘年龄并不小，她比我母亲还要大两岁，只是个头稍矮点。在我母亲费尽心思考虑叫什么名时，有人提醒说：“大刘的‘大’不是可念‘大夫’的‘dai’吗？你就叫‘戴流’吧”。大家听了都说：“好！好！就叫这个名吧！”这样，“戴流”这个名字从此便伴随了我母亲一生。不久，在一次反扫荡突围时，他们遇上了115师的肖华支队。肖华同志很重视文艺宣传工作，听说他们是129师的，一改以往不要女同志的惯例，经两个师协商，把他们集体转调到了115师，安排在师所属战士剧社。
我母亲属于那种比较文静，性格内向的人。在学校时，学习成绩优异，字写得漂亮，但没参加过唱歌、跳舞之类的文艺活动。参加北平学生流动剧团时间不长，也多是从事刻蜡版、写标语、发传单以及剧务方面的工作。到115师战士剧社不久，上级发现她有文化基础，便把她从战士剧社调到115师苏静同志分管的保卫部当秘书。那时组织部长是梁必业同志，罗荣桓政委的爱人林月琴同志是组织部的干部干事。我母亲跟林月琴同志住在一起，叫她大姐，她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似的，不管是工作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上的事，我母亲都愿意跟她说说。那时部队女同志不多，男同志有事没事都愿意跟女同志多说会儿话，有的甚至表现出好感，托人带个字条，捎个话什么的。遇到这种情况，林大姐不是帮她参谋，就是主动帮她挡挡驾。因为林大姐对她思想很了解，知道她刚到部队不久，要学的东西很多，个人婚姻不便马上考虑。
不久，部队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肃托”（肃清托派）运动。当时她思想很单纯，没有更多考虑家庭出身成分等问题。在学校时，因为家境还可以，家庭成分曾填写“小康”，到部队后，包括入党时，仍填“小康”。审干中对这个“小康”提出了质疑，让她说说家中有多少房多少地，她讲：“家中有十一间房，二三十亩地”。负责审查工作的同志分析，家中有房又有地，还能上学，那起码应该定富农。她当时也不太懂，心想你们该怎么定就怎么定吧。后来进一步审查，问她：“你父亲是干什么的，靠什么生活”？她说：“1925年军阀混战时，他在南京下关区当警察署长，后来告老还乡回了聊城，因为家中都是女孩，地由舅舅代种，收成四六分成”。审干组的同志说：“舅舅代种，你们吃现成的，那不是富农问题了，应该是地主。”又问：“你父亲当署长多长时间？”她说：“有三四年吧”。根据上述情况审干组认为她继续做保卫工作不合适，于是把她从保卫部门调到梁必业同志手下的组织部门当统计干事。
当时，对她的处理算是比较轻的了。那时微山湖西部地区，部队在“肃托”问题上，搞扩大化比较严重，也错杀了不少自己的人，时不时地就能听到黄昏的枪声。不少老百姓都纳闷，怎么他们自己打起自己的人来了？后来连梁兴初同志也不放过。梁兴初同志说：“杀我可以，但我要见一下罗政委。”罗荣桓政委得知后，立即带工作组赶赴湖西调查，给梁兴初同志解了围，并把实行极左路线的湖西部队政委王凤鸣及组织部长扣了起来，纠正了扩大化的错误。
也就在罗政委前去处理湖西问题时，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让组织干事肖麦平同志交罗政委带到她的家中。罗政委不仅把信带到了，而且还了解了家中的情况。罗荣桓政委回来后告诉她：“你全家都参加革命了，家里很好……”。她听后高兴极了，以后她才知道，父亲作为进步的爱国士绅在根据地当上了抗日政府的参议，几个姐妹也先后在家乡及周边地区参加了革命工作。
因为家庭情况搞清楚了，前来提亲的人就更多了。有一天林月琴大姐受人之托，直截了当跟她说：“机关一位领导对你印象很好，他想和你结成革命伴侣，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母亲当时笑了笑，林大姐问：“笑什么？同意了？”，她说：“不是。他人很好，工作能干，有水平，可他是男同志中个头最矮的，我是女同志中个头最高的，不合适。”可能林大姐当年把她的想法转告给那位领导了。解放后，一次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到这位领导家做客，在回忆当年在115师时的往事时，这位领导还开玩笑说：“男女个子高矮有什么关系，可以互补嘛！”引得大家哈哈笑了起来。
要说初恋，不能不提到一位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虽然他文化不算高，但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是15岁入伍的“红小鬼”。当时母亲二十岁，他也就二十四五岁，母亲从保卫部门调出后就在他直接领导下，不管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对母亲帮助都很大，两人彼此间也有些好感。只是双方都没有挑明。
父亲张雄是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经历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随115师挺进山东，在115师任过作战科长、团政委，鲁南支队政治部主任等职。1940年底调115师机关任政治部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和军法处长。当时，长征干部大都文化偏低，而父亲在福建长汀上过师范，并写得一笔好字。母亲看到他批改的文件，或下发的通知，文笔流畅，逻辑性强，感到很惊讶，没想到长征干部中还有这样有文化的人。在偶尔相遇和工作接触中感到，他身为领导干部，但平易近人，谈吐温文而雅，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并心生敬意。
没过多久，父亲也注意到了她，知道她比较稳重，有文化、有一定工作能力，在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志等方面口碑都比较好，便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等情况，表达了爱意，托月琴大姐转交给我母亲。林月琴同志对父亲张雄的情况及人品都很了解，也乐见其成。但有了第一次传话的经验，这次她一方面表示一定把信转到，并给我父亲出主意：“你最好找她当面谈谈，这样可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一天，父亲到屋里来找母亲，进门刚说了几句话，还未转入正题，就听见那位母亲的直接领导在外面一边敲门一边喊：“小戴，开门！”本来门就没插，一推就能进来，父亲在旁边还说了一句：“快叫他进来”。其实那位同志并非无意识而来，不是他自己看到，就是听别人说张雄到戴流那里去了，知道张雄对戴流也有好感。敲完门他没有进屋而愤然离去。第二天他不容分说当着母亲的面大发脾气，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还到林大姐面前告了状，特别是他发起脾气来火气那么大，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对于自尊心很强的她确实难以接受。
一次，屋里就林月琴同志和我母亲俩人，月琴大姐对她说：“小戴，你都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个人的事，能定就定下来吧，别再拖了。”后来母亲主动把父亲的信拿给那位同志看，想跟他解释一下那天的事，没想到他看过信后，把信往桌上一扔扭头就走，根本不听解释，一时间竟形同路人。虽然父亲比母亲大12岁，家庭出身是没落地主，过去由家里包办娶了个媳妇，参加革命后，媳妇改嫁。而父亲平生、宽厚大度，为人谦和，这反而促成了母亲与父亲关系的发展。在后来的接触和交往中，她更感到父亲与自己秉性相近、志同道合，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值得自己信任和托付终身。在林月琴同志进一步撮合下，她便与父亲张雄结合了。那时结婚也简单，经组织批准，把俩人的背包、行囊搬到一起就妥了。为此，母亲还特意请罗政委和林月琴同志一起吃了顿她亲手包的饺子。
父亲与母亲结婚时，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作为革命伴侣，不可能像和平时期在花好月圆的环境中时时相守。他们不仅聚少离多，而且常常与危险、艰辛相伴，有时甚至要经受生与死的考验。
1942年秋，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我大哥）不久，日本鬼子大规模扫荡滨海地区。这时父母亲已调抗大一分校任职，父亲带着有战斗力的队伍行动，母亲与抗大一分校的部分非战斗人员连续走了两天两夜，向鲁中沂水方向转移。不料，敌人声东击西，集中大批兵力扫荡鲁中，突袭南沂蒙，把他们和别的友邻部队压缩在南墙峪一条狭长的山谷里，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天黑下来后，她们余下未突出重围的一部分同志，几次想翻过山头突出去都没有成功，有几位男同志在前面探路，与敌人遭遇而牺牲。眼看天快亮了，后面的同志只好下山分散隐蔽。她躲进了一家老乡的空屋，在一个一人多高的空粮囤与墙角的夹缝中藏身。第二天，日、伪军先后三批进屋翻箱倒柜地搜查，她连鬼子脸上长的疙瘩都看得清清楚楚。所幸她躲在暗处，敌人唯独没有注意粮垛后面，她才没被发现。夜里这家主人回来，发现她是个女八路，就煮了地瓜，带着她躲进山中自己挖的藏身洞中，这才躲过一劫，脱离了险境。事后父亲给她写了一封信，对没能保护好她们很内疚，同时也申明大义地讲了革命者就要做好为事业而献身的准备，要处理好小家与大家、生与死的关系。当时，她觉得能收到这样一封信，说明父亲一直都在想着自己，心里也就很满足了。
1943年底，母亲在山东莒县李家寨生下我刚三天，又得到敌人前来扫荡的情报，为了不拖累大家，当时负责敌工工作的刘建国同志将我们娘俩安置在一个“伪乡长”家中坐月子。“伪乡长”儿子结婚时，日伪军的头目前去喝酒，母亲透过窗缝，看得清清楚楚。直到母亲已年过九十，李聚奎将军的儿子李生雨和他爱人彭霄来家中坐客，说到他们在山东莒南县大店115师纪念馆看到“庄伯才”先生履历，上面讲到其先后掩护过八路军女干部戴流、徐红的事迹，母亲才知道这个“伪乡长”的真实身份。他实际很早已加入地下党，暗地里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正是这位“伪乡长”及他的家人在危急时刻掩护母亲又一次渡过了难关。
1944年秋，为扩大敌后根据地，组织决定在藤县、济宁、徐州、包括微山湖这个狭长地带组建鲁南二分区，贾跃祥同志任司令员，父亲张雄任二地委书记兼二分区政委。母亲作为后勤协理员参与筹建“五厂一股”(铅印厂、被服厂、铁工厂、鞋厂、卷烟厂、贸易股)。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时，正赶上后勤处长酆德山同志刚刚调走，母亲在怀孕八九个月的情况下，亲自指挥带领“五厂一股”及部分群众上千人向青州（现益都）方向转移，因是夜间行军，老乡担子里挑的锅碗瓢盆突然碰掉地上发出声响，使她从受惊的马背坠落，造成早产。孩子出生后体质太弱，加上缺奶、缺药，连包葡萄糖都找不到，没多久就夭折了。当她把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安慰她：“不要难过，我们要把这笔帐算到蒋介石的头上！”转移任务圆满完成后，很快形势好转，母亲又奉命带着原班人马返回微山湖根据地，由于转移前和返回时组织周密，人员设备完好无损，回到微山湖，很快就将生产恢复起来。1946年9月山东成立野战军时，父亲调10师任政委，“五厂一股”归属10师，但仍留在根据地，其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中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和部队的后勤补给。部队攻打济宁时，用的云梯和用湿棉被和铁板包裹而成的“土坦克”都是他们铁工厂制做的。鲁中南军区成立后，她与“五厂一股”一并调归鲁中南军区。
革命征途上，来自各方面的坎坷与考验一言难尽。如日本鬼子投降后，他们满怀期盼地前去接寄养在老乡家的大儿子时，却没想到大儿子因患黑热病无药可治，早已离开了人世。他们虽痛苦万分，却仍义无反顾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事业。
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当上级拟定母亲作为鲁中南军区代表参加时，她却又因第三个儿子病重住院无法脱身，而错失机会，成终身遗憾。父亲之所以能全身心地转战山东大地，先后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等各个战役以及后来在渡江战役中与何克希同志一同率35军攻克“三浦”进占南京，应该说与母亲在背后的默默奉献与付出是分不开的。
父亲是个公正无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人。虽然解放后长期分管海军干部工作，但母亲与他在一起，在任职方面不仅从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关照”，相反却把不少可以调整或晋升的机会都让给了别的同志。在上海华东海军和北京海军机关，干部部门根据母亲的文化程度、工作能力等综合条件，两次提出调整工作晋升职务的意见，可到了父亲那里都被他压下了。他考虑的是，需要调整安排的人很多，怎么好先安排自己的爱人呢？1955年干部部门又拟定了调母亲到某研究所任职的计划，但由于即将实行军衔制，需要大批女同志转业地方，父亲极力做母亲的工作，让她带头贯彻上级精神，转业离开部队。母亲当时怎么也想不通，为此不止一次流过眼泪，因为她自踏进部队的门，就已把部队当成了自己的家，哪里舍得离开战斗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家呢？但她也知道父亲是做干部工作的，自己的爱人不带头离开部队又怎么做其他人的工作？她最终还是选择了顾全大局，以实际行动支持父亲工作，转业到了地方。
1963年8月，父亲年仅55岁，因患肝癌、糖尿病，医治无效去世。临终前，他好像要出趟远门似的，深情地对母亲说：“真对不起你，把家庭的担子都留给你了，希望你做好工作，带好孩子……。”然后吃力地转过头来微微笑着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场的医生护士无不为之动容。
父亲去世时，母亲才43岁，我作为孩子中的老大刚刚当兵一年，老二、老三正读中学，后面三个小点的弟妹都在上小学。母亲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她除早出晚归完成自己担负的工作外，把六个子女一个个哺育成人。当子女们穿上军装、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后，她仍未放松子女品德培养和思想教育，每周仅有的一个休息日，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给子女们写信沟通思想上，子女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她及时指点，有什么新的进步及时给予鼓励，即便在特殊年代遭人诬陷下放农场，她依然瞒着儿女，以乐观的心态，正面阳光的思想鼓励儿女积极进取。她一共写了多少书信已无法统计。父亲去世后，她专程带着身边两个最小的儿女回了趟父亲的老家江西瑞金。回京后，给我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在谈了革命老区的所见所闻后，特别用父亲老家下州坝参加红军的四十三人中看到全国解放的只有三人的典型事例，讲述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的道理，进而提出要继承老一辈遗志、传承他们的革命精神，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此信后被国家博物馆作为红色家书永久收藏。
父亲、母亲的一生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革命伴侣”的深刻含义。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和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互信任、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他们一心为公、淡簿名利、生死相依、不离不弃。老一辈这些优秀品质和纯真爱情，为后人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永远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作者：张昭兴】
张雄（1908-1963）汉族，籍贯江西瑞金，1930年4月参加红军，同年6月入党。
红军时期，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特务连政治委员、野战医院政委、作战参谋，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后任一军团作战科长。
抗战时期，历任115师三科科长兼通讯营长、司令部作战科长，东进抗日纵队第六支队七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鲁南支队政治部主任，参加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斗争。1943年9月起，历任滨海二地委书记、鲁南二地委书记并分别兼军分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合并后的军分区司令员、十师政委。先后参加过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1948年7月任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率鲁中南纵队、35军参加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1950年2月，奉命率35军军部及直属队 ( 含炮团）转隶海军，任华东海军第七舰队政委，舟山基地政委。此后任华东海军干部部长、海军干部部长、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
1955年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3年8月24日，在北京逝世，追授“革命烈士”称号。
戴流，（1920-2015）汉族，籍贯山东聊城。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129师）。1938年12月，调入115师战士剧社（宣传员）。1939年6月入党。
1939年12月，任115师保卫部秘书，组织部统计干事，直属工作科干事。1944年8月，任鲁南二分区后勤被服厂指导员，鲁南二分区后勤协理员。1949年8月，任三野七兵团35军直属队政治协理员。1952年8月，任上海海军411医院政治处副主任。1952年12月，任海军政治部发行科科长兼保密室主任。1955年4月，转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政治部，任干部二外（国外干部处）副处长，处长。1974年3月，任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公司协理会成员（副局级），1984年4月离休。2015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