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编辑部获悉，贵州都匀市抗战老兵、原中国远征军河南省郑州籍上尉军医张同友同志，于5月21日19点06分逝世，享年99岁。
张同友，1924年9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是行医多年的老军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老党员。他曾经作为军医随远征军赴缅作战，1943年到1944年，先后在缅甸密支那、云南腾冲、龙陵、保山等地参加远征军的抗日斗争，并亲历“跨国受降”。
张同友始终以“抗日战场救死扶伤，和平年代医者仁心”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救死扶伤这条路上，他一走便是一生。
▲张同友老人题词
流亡学生弃笔从戎
1941年10月，日军入侵河南省郑州市。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时年17岁的张同友被迫成为千千万万流亡学生中的一员，此后，他的人生道路彻底被这纷乱的时代所改变。
在饥寒交迫的恶劣条件下，他随着流亡队伍从郑州徒步行至西安，之后，学校叫学生各自找出路。当时的张同友本该是读书的年龄，但眼看山河破碎、故乡沦丧，他已无法继续安心求学，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于是他当时第一个就报考了西安的空军部队，并且被成功录取。
虽顺利报考上了空军部队，但万万没想到在体检这一关却将他“长空逐日”的报国梦击得粉碎。张同友在长时间的流亡过程中，身体营养素质很差，无法做飞行员。考官告诉他先做两年地勤，把身体恢复一下，再上空。
张同友迫切想要上天与日寇面对面真刀真枪较量，眼看当飞行员杀敌报国的梦想无法实现，于是转而选择了报考医校。1941年底，张同友考入西安军医学校。他考入的西安军医学校学制为两年，基本课程分内科、外科等，因为是军事学校，入伍后还有三个月的军事学习。
当张同友在军医学校刻苦努力学习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格局已发生巨大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蓄谋已久的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东南亚，香港、新加坡等地先后被日军占领，在缅甸的英军也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大攻势，只得请求中国派遣远征军入缅助战。12月23日，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1942年初，10万中国远征军踏出国门，远征印缅抗日战场，抢修、保卫滇缅公路大通道。这一系列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西安军医学校，当时学校每个同学都做好了去缅甸的准备。
果然还未等到张同友毕业，便先传来了缅甸战事失利的消息。尽管初战失利，但盟军并未放弃缅甸，中国国内亦为重组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积极准备。为了适应战局需要，军医学校的课程也做了相应调整。
张同友曾回忆说：“毕业前半年，学校又增加了两门功课，一门是战地英语，第二是化学兵器，由美军直接来教。这是我们必须要懂的，不管打不打仗，化学兵器一定要知道怎么去预防，也要晓得怎么处理，保护好自己才能去救别人。”
缅北战场抢救伤员
1943年，张同友毕业后，学校集中将学员带往昆明陆军总部报到，接着便将学员分配到相应的部队或野战医院。此时，反攻的号角已经吹响，战火在缅北蔓延。
张同友记得当时同学们基本上都到达了昆明待命，报到后，他们很快便接到第二天要坐飞机运到缅甸战区的命令。随后，张同友辗转空降缅甸密支那抗日战场，成为中国驻缅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
初到滇缅前线野战医院的张同友只知自己工作的单位是“第八后勤医院”，院长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东北人，名叫王维俊，除此之外，他对当地的情形一无所知。
在缅甸前线时，张同友的军街是中尉军医，他与战友们每天都会救治不同的伤员。每天的病人都不一样，一来都是三百、五百的，黑夜白天都有，不分时间，都是汽车拉过来的。尽管野战医院的环境条件并不理想，但张同友和战友们无暇多顾，全力投入到抢救伤病员的工作中。
▲资料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同友当时所在的野战医院离前线还有3道火线的距离，他曾讲述：“第一线很紧张，不会派我们（刚毕业生的）去，去的都是有经验的，在战场上的第一线是不做处理的，有负伤的拉下来就算完成（任务）了。第二线才检查伤员情况，贴伤票，决定是几等伤，到二线就有担架，到了三线才有车子。”
他称当时救治过的伤员基本都是炸伤的，被子弹打中的枪伤的还不怎么多，因为都是在山区作战，看不清敌方人员具体位置，基本上都是扔手榴弹、炸弹，所以炸伤的伤员比较多。
异常残酷的战事不仅练就了张同友坚强的心理素质，救治的伤员多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张同友的医术得到了快速提升。
在野战医院工作的那些岁月里，张同友常见到如孙立人等很多高级将领前往医院看望自己部队的伤员。张同友每天就这样在前线野战医院不停的救治伤员，不知过了多久，待缅甸的日寇基本被我们的部队肃清，战事平息之后，他们就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1944年，张同友随部队回国经腾冲、龙陵、保山、祥云，驻扎弥渡，编入53军（军长周福成）部野战医院。
亲历“跨国受降”
张同友回忆：那时是走路回来的，走到什么地方我们也不太清楚，后来走到了腾冲，才知道我们回国了。当我们继续往昆明方向行进，途经禄丰县城时，听闻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张同友与战友们的任务并未结束。抗战胜利后，中国战区共有16个受降区，越南北部受降区是唯一一个境外受降区，因此历史上又称入越受降为“跨国受降”。
1945年9月，当时担任警卫团医官的张同友随53军到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幸运的成为这次“跨国受降”的亲历者。时隔多年，他依旧难以忘记这次荣耀的“跨国受降”经历。
部队到达越南后，张同友发现当地的日本兵早已不复昔日的威风，就像斗败的鸡，一个个军容不整、灰头土脸、神情忧郁。他曾回忆道：“在河内的时间，日本兵见到中国人就赶快站好，动都不敢动，那里的军营都是日本人修建的，还有淋浴，在当时算修的特别好的了，我们这个战胜国家都没有看到过这个。”
1945年9月28日，这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仪式顺利进行，原日本第38军向我军无条件投降，该军一切官兵不再受日本本土政府任何牵制，只接受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全权节制指挥。
“日本人受降要签字移交枪支，然后只身回到兵营，不许出来。之后有船只送走他们，中国军队解押，他们有不愿回日本的，就留在越南乡下。但是当时越南也有游击队，他们也不敢乱跑。”
抗战胜利后，张同友先后获得了3枚胜利勋章，可惜后来毁于“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同友脱离国军，带着家眷经湖南、广西沿着黔桂线辗转来到贵州都匀落户，开办了个体诊所。解放后，考入都匀县医院当医生。度过动荡岁月，历尽坎坷辛酸，晚年的张同友又重新走上了“救死扶伤”的行医之路。1984年，张同友从都匀县医院退休。
▲2014年张同友接受媒体采访
那场战争直接影响了老人的一生，每每晚年回忆起在缅甸救治远征军伤员的情景，他都宛如历历在目，心绪难平。退休后，他曾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重返印缅抗日战场，看一看以前一起出生入死的好战友。【资料来源：贵州都市报、抗日战争纪念园官网、贵州民革网、《战殇: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口述实录》等】
编辑：李影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