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9月初，家国家风宣讲团和银河悦读中文网一行35人踏上“重走长征路 再燃家国情”的征程。他们用半个月时间，行走了8000公里路程，实地感悟先辈苦难辉煌的峥嵘岁月。
在团队成员中，有一位名叫孔垂华的高三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活动结束后，这位17岁的少年写下了一路的见闻的感悟。
重走长征路，十五天，八千公里，十三个省。
说起来像一串数字，可当车轮真的一寸一寸碾过那些山、那些河、那些弯道的时候，数字就变成了别的东西。变成了湘江的水声，变成了娄山关的风，变成了松潘草地边缘那种望不到头的绿，变成了延安傍晚宝塔山上那道拉得很长的影子。
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是清晨。大巴车驶上高速，窗外的楼群渐渐矮下去，变成田野，变成山。妈妈很支持我这位高三应届生来，她说有些路要自己走，有些事不能等，要亲为。
车子一路向南，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进入广西。全州，湘江战役纪念馆。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站在长征的起点上——不是课本里的“红军长征路线图”，是真实的、带着水汽和泥土气息的土地。湘江的水在馆外流过，当年红军过江的时候，水是红的。我在纪念馆里看到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名字，有的有名有姓，有的只写着“红军战士”。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忽然觉得，九十年其实并不远，那些名字离我们不过隔了几代人。我们的总顾问、总策划、总指挥萧南溪奶奶八十一岁了，我们可能认为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都是要在家里好好歇着的。可她带着我们十一个省来的三十五个人吃住同行，团队里最大的是她已经八十一，最小的是我这个十七岁的，像当年红军集结一样，从全州出发，一路向西，再向北。
每天我们安顿下来休息了，不管是十点、十一点还是凌晨，她都在亲自跟团队的指挥们与导游对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团队的同志们都很钦佩她，但我觉得，钦佩这两个字太轻了。她是开国少将萧锋将军的女儿，她父亲当年走过的路，她八十一岁又来走了一遍。走到哪里她都能讲，讲那些我们从来没听过的细节，讲谁在哪个山头倒下了，讲哪一天粮食没了，讲她父亲在日记里记的那些事。她不是在“讲解”，她是在把她父亲那一代人没有来得及说完的话，接着说给我们听。
车上的日子很长。每天至少八九百公里，有时候天黑了还在陡峭山路上赶路。去会理那天，地震余波和塌方预警，高速不让上，国道找不着，多绕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我靠着窗户看外面的山，一座接一座，绿得发暗，好像永远走不出去。可当年的红军，是用脚走的。没有路，没有车，没有粮食，头顶上还有敌人的轰炸机。
说实话，坐车坐到后来，腰是酸的，腿是麻的，困得眼皮打架却睡不踏实。走山路没人晕车，去藏区几乎没人高反。司机罗师傅检查车子的时候被皮带打到了左手中指，包扎后确诊为“韧带断裂”，也坚持说着没什么，继续握着方向盘。那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什么资格叫苦？我真的觉得，大家身上好像都有什么精神力量撑着，说不太清楚，但你就是能感觉到，那精神叫做信仰。
可我也知道，我们这点“苦”，跟当年红军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这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所讲的话。他们吃的不是坐车的苦，是饿死的苦，是冻死的苦，是眼睁睁看着战友倒在身边却连掩埋的力气都没有的苦。我们坐着车，听着歌，吃着服务区的泡面或桌餐，说“辛苦”，脸是有些红的。
但就是在那种腰酸背痛、半睡半醒的颠簸里，我忽然觉得，自己离他们近了一点。不是身体上的接近，是心里头某个地方被颠的松动了。平时在学校，在教室里，一切都太舒服了，舒服到我以为那些事离自己很远。可当我在山路上绕了几个小时还没到，当我凌晨还在大巴上晃，我终于开始明白：这条路，是用肉身一寸一寸量出来的。而他们量了两年。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全州的湘江战役纪念馆，遵义会议的会址，娄山关的遗址，扎西、会理、安顺场、泸定、夹金山、松潘草地、腊子口、哈达铺、将台堡、六盘山、吴起镇。最后到延安。
在泸定桥的时候，我摸了铁索。冰的，粗的，风一吹还晃，可是我现在站的地方，当年只有铁索，还被敌人炮轰过后烫的似火，连桥板都没有，只能靠老百姓拆下自家的门板来搭桥。我站在那儿想了很久：勇士们爬着铁索过去，下面是汹涌的大渡河，对面是敌人的火力猛攻。使我情不自禁站在桥上吟诵《七律·长征》。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有这样一段话：“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我在泸定桥头站着的时候，脑子里就是这段。两只脚，二万余里，中央红军走过十一个省。不是车轮，不是飞机，是脚。是肉做的脚，踩在石头上、泥里、雪里、沼泽里。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永久奋斗。这四个字，比任何豪言壮语都重。
我读到“什么都是空的”这五个字的时候，停了一下。因为我想到自己。高三的学生，每天做题，背知识点，为了一个分数在较劲。这算奋斗吗？算。但够吗？好像不够。毛泽东说的“永久奋斗”，是“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奋斗到死。这四个字太重了。可想想萧奶奶，八十一岁了还在重走长征路。想想罗师傅，手受伤了还在开车。想想那些在纪念馆里为了让文物入馆的同志们。他们好像都在做同一件事。
我们这支队伍走到藏区的时候，海拔最高到了三千九百八十五米。那一段，萧奶奶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身体原因让她留在低处走另一条线，我们继续往上走。
求吉乡就在若尔盖的藏区里。若尔盖，我从前只在课本上见过这两个字，知道那是红军走过的草地，是“茫茫”和“沼泽”连在一起的地方。可真的到了那里才知道，那里的天低，云厚，风硬，空气薄。走几步就喘，头隐隐地疼。我们坐在车里尚且如此，当年那些红军是用脚走的。
到了求吉乡，我们去瞻仰那座碑——“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
碑很高，三十多米，顶上站着三个红军战士的铜像，肩并着肩，朝着北方的方向。碑身上刻着“红军精神万万年”，为我国年高德劭、身经百战的百岁老将军曾思宇题写，相关文字均以藏汉双语的方式展现。
可这座碑能立在这里，中间有一段萧奶奶的故事。
我听萧奶奶说起过，若尔盖县求吉乡当初想建这座碑，但资金一直凑不齐。萧奶奶知道了，帮着去找爱心人士、去联络。后来香港有位爱心人士叫林永财，捐了一千万，碑才建起来。
可我站在碑底下的时候，忽然觉得，那碑上石有一块是她的。她没能上来，但她的精神在上面。
这让我想起《纪念白求恩》中的一句话：“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站在碑底下，想着萧奶奶这些年做的事：帮父亲整理日记，帮一个偏远的藏乡找钱立碑，八十一岁带着一身病带我们重走长征路。她没说过什么大话，就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做。做到了，碑就立起来了，路就走出来了。
那天从求吉乡下来，车在盘山路上慢慢绕。我回头看了一眼，碑还在山上，三个铜像的影子被云挡住了半边。我想，萧奶奶没上来，但她比谁都清楚那碑长什么样。她心里有一张图，图上是她父亲走过的路，是红军走过的路，也是她自己走了二十多年的路。
《为人民服务》里有一句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萧奶奶这一辈子，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坚持好的，把好的传下去。一千万的碑是传，一本《长征日记》是传，带一群红色后代走一趟长征路，也是传。
哈达铺是个小地方，在甘肃宕昌。可就是这个地方，被称为是“长征路上的加油站”。红军的队伍从雪山草地走出来的时候，只剩七千多人，饿得皮包骨，衣衫褴褛，有的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到了哈达铺，终于看见了人烟，看见了商铺，看见了能吃的粮食。
我们在哈达铺的“红军大院”里看了演出。院子里挂着灯，人们穿着红军时期的衣服，唱着当年的歌。围桌坐着我们这支队伍，老的少的，从十一省来的红色后代。铜火锅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肉片在汤里翻滚。我夹起一片肉，忽然想，当年那些红军战士，坐在这里吃第一顿饱饭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有个老红军后来回忆说，从雪山草地走出来，来到哈达铺，真像是到了天堂。红军总政治部当时喊了一个口号，叫“大家要食得好”。就这六个字，听着平常，可你想想，那是一群饿了多少天的人啊。彭德怀元帅说给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有人回忆，几个月没吃过油盐的指战员，终于吃了几顿饱饭。
我嚼着火锅里的肉，觉得特别香。不是火锅本身有多好，是那个地方、那个氛围，让你觉得每一口都该珍惜。
可哈达铺重要的不只是吃饭。就在这个小镇上，毛泽东从一张国民党的旧报纸上看到了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的消息。那张报纸是从邮政代办所翻出来的，登着刘志丹的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说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我就觉得，历史真是奇妙。几万人的命运，中国革命的走向，有时候就系在一张报纸上，系在一个侦察员多看了一眼墙上。毛泽东后来说：“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整个会场都欢腾了。
这件事我以前在课本上学过，就那么一句话：哈达铺决策，确定落脚陕北。
在哈达铺的院子里坐着，我想，他们那时候知道吗？知道自己正在走的路，最后会通向哪里？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往前走，走到一个能落脚的地方，走到一个能活下去、能继续战斗的地方。哈达铺就是那个“能落脚”的地方，是走了将近一年之后，第一次看见的希望。
从哈达铺出来，我们的车继续往北开。路还是颠，还是长，还是会腰酸背痛。可我不太在意了。我想着那些在哈达铺吃饱了饭、揣着一块大洋、然后又踏上征程的人。他们歇了几天，就又走了。从哈达铺到陕北，还有几百里。他们没有大巴，没有火锅，没有服务区。可他们有方向了。
我在想，我们这一路说是“重走长征路”，可我们走的，不过是他们走过的一小段影子。真正那条路，是用命铺出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哈达铺都没走到。
可我还是觉得，走这一趟，值！不是因为吃了什么苦，是因为在那些颠簸的长夜，在那些字迹分明的旧址，我模模糊糊地摸到了一点东西。那种东西，课本给不了，教室给不了，只有当你真的在那条路上走着，才会从心里长出来。
那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人，是靠着一口气走出来的。
《愚公移山》里的“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句话，不是在说挖山。是在说，人得往前走，一代接着一代走。愚公挖的是太行和王屋，红军走的是雪山和草地。我们这一代，要走的，是别的东西。
可往前走这件事，是一样的。
到延安那天是傍晚，我也有幸为大家朗诵了曹灿艺术团老师指导的《向远方——写在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第二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见证刘金山老英雄的文物入馆仪式，捐赠了一支钢笔，一块银元，一封报纸。那支钢笔是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给他的——列宁服一套、钢笔一支、日记本一本、搪瓷碗一个、筷子一双，九十多年过去，就剩这支钢笔了。刘金山后来主动要求降衔，1955年中央军委拟授他开国少将，他写信恳请降衔，中央军委尊重他的意愿，授予他开国大校军衔；1964年调整待遇，他又婉拒了。
萧奶奶推荐我在现场跟央视的记者即兴说了几句感受。我站在那儿，说我是志愿军的后代，我热爱红色文化。可说的时候，我心里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也正是萧奶奶在采访中谈到的：他们那一代人把该打的仗打了，该吃的苦吃了，把路趟出来了。我们这一代，要走的路是什么？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苏学生时对这些学生的寄语。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今年十七岁，正是早晨。可早晨的太阳是要升起来的，不是挂在那儿好看的。
什么是代际传承？我想了很久。不是把红军的故事背下来，写进作文里，拿个高分。是我能走在路上，遇到难处的时候，能想起有人用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是我以后不管做什么，在什么地方，都能记得自己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是我以后不管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遇到什么难处，都能想起那条最伟大的路上曾有人为了后代的和平生活能在泥里爬、在雪里走、往火里冲，然后我坚信，我也能！
同志们说期待五年之约、十年之约。十年以后我二十七岁，但我想，我应该还在走。不一定在长征路上，但一定在一条路上。那条路上，有萧奶奶父亲萧锋将军的脚印，有刘金山老英雄的脚印，有各位英烈们为了中华民族未来奋勇抗争的脚印。那些脚印连起来，就是我们要接着走的路。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句话，我以前在课本上读过，并没有懂它真正的含义。现在读起来，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不是在说一个人，是在说一种力量。那种力量从很小的地方开始，从井冈山，从长征路上的每一步开始，最后变成燎原的火。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都有自己的雪山草地，都有自己的泸定桥要过。我们的长征还没有完结。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才刚刚开始。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永久奋斗！
此团中最小的高三学子 孔垂华
2026年9月18日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