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留下了这座城市重要的红色记忆。
▲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黝黑石窟宅门，精美的雕花门楣，“腾蛟起凤”四个大字腾跃其上，这幢百年石库门，同时拥有三重特殊的身份：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负责人李达的寓所、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强对马克思理论的宣传成为党的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决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根据中央局的决定，1921年9月1日，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创办人民出版社。我国近代的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印书馆”等，而该社首次使用了“出版社”的名称。
1921年9月，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刊登了《人民出版社通告》，它标志着中共中央直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正式诞生。
▲《人民出版社通告》
《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1920年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在沪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旧址（资料图片）
此系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建筑面积74平方米，门额刻着吉祥图案，内有小天井，底层是客堂，楼上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亭子间即编辑部，楼下是客厅。这里虽然简陋，但周围民居成片，门户相仿，便于隐蔽。
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搜查与破坏，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刊上，故意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1958年，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谈及：“‘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写为‘广州昌兴马路’。”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
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仅数月的时间里，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由于那时环境十分险恶，条件非常艰苦，最终这些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1922年6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的时间里，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查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大约20种。当时由李达负责编辑、出版的革命书籍有《共产党礼拜六》《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传》《俄国共产党党纲》等。
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去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虽独立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1月1日，人民出版社在北京恢复重建。毛泽东亲笔题写“人民出版社”社名，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也分别为人民出版社成立题词。至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论述和重要理论读物依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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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影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