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五卅”运动大会排球冠军——少共中央排球队
苏维埃运动时期，工农红军能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成功开辟革命根据地，这既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武装斗争的顺利推进，也离不开根据地军民过硬的身体素质以及专业的军事素养。毛泽东曾发出号召，倡导“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强调战时红色体育训练的重要性。
1929年红军入闽，福建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党和红军高度重视开展红色体育运动，“体育军事化”口号日益深入人心。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后，就利用休整时间开展了军事体育整训活动。由于当时革命根据地尚处于初创阶段，其稳定性和流动性并存，因此体育活动以军事体育为主，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自发性。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局势空前稳定和巩固，红色体育运动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央苏区的红色体育运动在红军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将红色体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上。《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指出，新兵的训练“不只在于训练各种机械的制度操法，而着重在锻炼体力与适合战斗中的活泼运用”。在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中，红军面临新兵和俘虏兵数量增多而未能及时进行教育和整训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红军继承了井冈山时期的优秀传统，在面对敌人多次“围剿”的艰苦环境下，利用战争间隙，从体能、技能、军事技术等方面开展红色体育运动。红军走到哪里，红色体育就开展到哪里。这不仅显着提高了红军官兵的革命信念和身体素质，还培养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其次，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积极投身红色体育运动，以身作则，促进官兵平等，实现军民融合。朱德热爱打篮球，不仅经常参加篮球比赛，还曾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员。彭德怀则喜欢踢足球。在率领红军进入福建期间，在攻克宁化县泉上之后，他经常利用傍晚的空闲时间，带领红军中的足球爱好者在宁化县城的火烧坪，与当地的工农群众组成的青工队进行足球比赛。毛泽东深知强壮体魄的重要性，坚持参加跑步、爬山、游泳、体操等体育活动，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这些历史事实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开展体育运动方面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
此外，红军还经常在军队内部举办红色体育竞赛活动，这些活动通常在革命节日和重大战役胜利后召开，意在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例如，1932年5月4日，红一、五军团为庆祝漳州战役胜利举办“红五月运动会”；1933年，红十二军在武平永平寨战役后举办福建军区体育大会；1933年11月7日，福建军区举行十月革命节运动大会；1934年8月1日，红一方面军举行体育运动会；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驻军生活，而且对中央苏区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3年红军学校举办的“八一”红色体育比赛中，涌现出三发三中的特等射击能手一百五十名、特等掷弹手一百八十名。聂荣臻曾指出：“红军的运动会和一般日常所说的运动会不同，它是紧紧地结合作战，培养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压倒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
中央苏区在开展群众红色体育中也做了多方面工作。首先是建立群众体育组织。1929年古田会议后，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俱乐部组织，下设运动委员会，以“锻炼铁的筋骨，保卫苏维埃政权”为目标，开展的运动包括普通操、器械操、拳术、球术、田径赛、噼刺以及竞争游戏等。
自1933年起，随着《俱乐部的组织和活动纲要》《俱乐部纲要》等指导文件的贯彻执行，俱乐部的规模得到了显着扩大。至1934年1月，闽粤赣三省的俱乐部数量已达到一千六百五十六个，工作人员达到四千九百六十八人。同时，民间自发成立了铁血团、武术馆等组织，经常参加红色体育运动的近十万人次。从中央到地方、从城镇到乡村，军队和民间普遍建立了红色体育组织。
其次是开展体育设施建设。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财政困难，开展体育经费有限，但这并未阻挡苏区军民发展体育事业的决心。例如，1933年的《五个月卫生计划》明确要求每乡设立一个公共体育场。中央苏区军民因地制宜，先后修缮和修建了宁化县火烧坪体育场、上杭县旧县石圳潭田径场、龙岩县城关中山公园体育场等公共体育设施。这些体育场不仅可供平时的军民训练使用，还可举办全省性的体育竞赛和检阅。
根据地的能工巧匠们发挥创造力，利用木、竹、石等当地材料制造了一批简单实用的体育器材，为根据地军民日常的锻炼和比赛提供了便利。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苏区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为增强根据地军民体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苏区体育运动的开展盛况，指出：“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远）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此外，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会。1932年，第二次闽浙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工作决议案》明确指出：体育运动应该广泛在工农群众中开展，积极发动群众经常参与各种运动，特别是对战争有需求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这样的运动可以强健身体，锻炼革命斗争所需的技能。
据记载，从1930年3月到1934年9月，仅闽西苏区就举行了三十多次的省、县、区、乡各级体育运动会、游艺会和大检阅，而闽西苏区举办的各种小型运动会更是不计其数。
1933年，为了向敌人发起总示威，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五卅”运动大会。这是中央苏区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赤色运动会，驻瑞金的各机关部队和群众代表近万人参加了开幕式。运动员来自多个单位，包括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及江西军区、江西省少先队等，总计一百八十人。
这次运动大会持续了五天。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体育委员会正式成立，项英、王盛荣、邓发、张爱萍、施碧晨五人被推选为红色体育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的成立解决了苏区红色体育由谁来领导的问题，使得苏区在群众体育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为推动苏区红色体育事业发展，《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先后开辟了“体育栏”和“红色体育栏”等专栏，广泛宣传、报道苏区体育赛事和各类体育动态。这些报刊持续报道红色体育运动会的进展情况，将这些信息以新闻形式迅速传达到苏区的每一个角落，扩大了红色体育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