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与文化的广袤星空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香港大学副校长、香港珠海学院校长的李焯芬，是一颗璀璨之星。
他既是水利工程界的泰斗，参与过三峡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建设论证；又是国学、历史等传统文化领域的深耕者，担任过众多文化相关社会职务。
在“香港故事”系列专访中，李焯芬院士分享了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刻的学术见解，从回忆国学大师饶宗颐，到揭秘三峡工程论证过程、回应外界争议，再到对香港教育、国际合作的独到见解，让我们得以走进他波澜壮阔，又充满智慧的世界。
▲李焯芬
学贯中西的“国宝级”专家
在赴约采访李焯芬院士的路上，我们就被李焯芬院士的严谨、负责所折服。路途中，他在发给我们的文字消息中，详细讲述了如何去香港大学、到达后如何接洽、甚至连接应的助理的样貌特征，都清晰地提前告知。
生活中，李焯芬院士的待人接物如此严谨，堪比治学。
李焯芬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曾参加过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多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论证建设，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专家。
多年来，李焯芬不仅是水利工程领域的专家，而且在国学、文物等传统文化领域建树颇丰。他曾任香港大学副校长、香港珠海学院校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中国文化研究院理事会主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副主席等文化相关的社会职务。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书。对祖国的文化历史有很深厚的感情。”对科学与人文，李焯芬做了凝练的总结：“对科学，要求真、求实；对人文，要求善、求美。”
李焯芬院士认为，如果能在科学与人文领域“双轨并行“，对人生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对塑造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中国文化的宝库中，蕴藏着诸多极具价值的理念。” 李焯芬说。他具体分析认为，传统文化教导我们秉持诚信，践行孝道，心怀仁爱。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佛家 “慈悲” 的教义，道家 “齐同慈爱” 的主张，虽然表述不同，却都传递出关爱社会的核心观念。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人文养分，不仅能为个人生活增添丰富内涵，更是对科学工作的重要补充。
▲李焯芬（左）和朱顺忠
回忆国学大师饶宗颐：他的勤奋和专注值得后人学习
在传统文化领域 ，李焯芬还和国学大师饶宗颐有一段渊源。
2003年，国学大师饶宗颐把自己的数万册珍贵藏书和近200件个人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由此成立。时任港大副校长的李焯芬担任馆长，迄今已20多年。
李焯芬20世纪90年代从北美洲回到香港后，在学术交流中与国学大师饶宗颐相识，从此相识数十载。
“饶宗颐老师工作非常勤奋，成果也非常丰富。我们整理他的文稿发现，他发表的论文超过1000篇。要知道，对科研人员来说，像化学、医学等理工科的教授、院士，平均大概发表三五百篇，文科可能会更少一点。饶老呢，数量超过1000篇，而且还写了好几十部专著。”李焯芬回忆至此，语气中满含钦佩之情。
李焯芬还向我们透露了饶宗颐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大学曾经邀请饶宗颐担任系主任、学院院长等行政职务，但他不想让行政工作占用时间精力，都一一拒绝了。
“如果从他的家庭成分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李焯芬回忆，“饶宗颐的父亲是开钱庄的，相当于现在的银行，但他一辈子全心全意、非常勤奋地做学问工作，初心不改，成果丰富。”
对饶老的成就，李焯芬总结出 “勤奋”和“专注”两个关键词。他说，饶宗颐身上有两点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一个是活在当下，一个是勤奋”。
他具体讲道：“活在当下，就是专注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眼前的工作。饶宗颐一辈子都专注于学问工作，初心不改；他的勤奋也超于常人，从年轻到老，90多岁还做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
李焯芬以此寄语年轻人：“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要研究国学，大家可能从事不同的专业，但如果你能勤奋、专注，我想也是一定有成就的。”
曾参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
1945年，李焯芬院院士出生于广东中山，七八岁时才到香港与父母团聚。求学时代，他刻苦勤奋，1972年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加拿大水电部门工作20年，在水电核电建设、大坝安全评估、核废料处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为研究启动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到加拿大考察水利工作，并邀请李焯芬回国参与三峡工程等国内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这个邀请，正契合了李焯芬儿时的梦想。他欣然答应，并开启了从加拿大与中国内地的往返之旅。期间，曾参与三峡工程、二滩水电站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论证等工作。
三峡工程，是孙中山最早提出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人接力攀登，历经百年风雨周折而得以实现的宏伟工程。
李焯芬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首次分享了三峡工程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对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时候，就抱着一个开放、科学的态度去看待。”李焯芬回忆。
他透露，我们国家进行任何的大型水电工程建设，包括三峡工程，都会做一个严格、完整的综合评估，考虑其带来的优点和缺点。
“在三峡工程上，它带来的好处就是大坝建在高山地区和江汉平原交汇的地方，主要的目标就是把四川流经下来的、包括长江和清江的洪水拦截、调节一下，不让它一块儿涌进江汉平原。”李焯芬强调，“ 因为到了平原，你就没办法控制。”
第二个因素，就是电力。他回忆，20世纪80年代电力短缺问题突出，他多次在夏天赴武汉参加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当时的汉口解放大道（原长江流域办公室，现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环境艰苦，会议期间频繁停电，没有空调，电风扇也无法使用，大家浑身是汗。设备也无法使用，只能用黑板代替幻灯片进行技术报告。
他还谈起一段趣事，在闷热的环境中开会间隙，有参会人员自嘲说，“我们是‘缅甸（免电）总统——耐温（忍受高温）’。”
李焯芬回忆，当时在每天傍晚会议结束后，武汉街头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因为难以忍耐近40度的高温，晚上被迫待在户外，一家老小睡在用竹子制作的竹床上，这一壮观场景持续多年，深刻反映出电力短缺对民众生活与工业发展的严重制约。
在具体建设上，三峡工程也面临诸多挑战与代价。在文物保护方面，云阳张飞庙、秭归屈原祠、白鹤梁石雕等大量文物需要迁移保护，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移民安置更是重中之重，工程涉及超过100万人的迁移，2000多亿的工程投资中，移民费用占比近半。除了给予移民家庭补贴补偿，还在长江沿岸建设了巴东、秭归等新的移民城市，耗费巨大。此外，长江泥沙淤积等问题也需要通过客观、科学的方式妥善解决。
李焯芬总结，尽管三峡工程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它有效解决了华中地区电力供应问题，泽被人民，“现在我们国家不缺电了，而且还给周边一些国家供应电力”。
▲李焯芬
一切结论都需建立在严谨的科学论证之上
多年来，科学界和民间对三峡工程有一些质疑之声，其中不乏著名权威。我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就曾公开极力反对三峡工程。有很多学者认为，由于三峡工程的存在，破坏了我国的水土和生态，甚至可能诱发地震。
作为三峡工程的重要参与者，李焯芬如何看待这些？
“没有什么科学根据证明气候变化和三峡工程有关。说实话，气候和生态的变化，有些时候没办法控制。” 李焯芬明确表示。
对于质疑者，他回应：“有些人你不能说他完全不对，但是需要一些科学的证据才行。”
他具体分析，气候变化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存在难以控制的自然波动，目前没有充分科学依据证实其与三峡大坝存在直接关联，一切结论都需要建立在严谨的科学论证之上。
“任何现代建设，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在谈及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时，李焯芬强调，进行完整评估，就是要深入研究这些负面影响，尤其是环境影响，会通过科学手段将其降至最低。
对于动物生存环境的影响，李焯芬举了中华鲟鱼的例子：“中华鲟鱼原来是要到长江上游去产卵，修了三峡大坝就自然影响了它们，但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看到中华鲟鱼改变习性，游到了长江中游产卵。另外，我们大量繁殖中华鲟鱼的鱼苗，每年在湖北排放到长江，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回顾几十年水利工作经历，李焯芬感慨，中国水利事业早已摆脱“工程主导”的传统模式，转而大力推行“生态水利”理念。这一理念萌芽于1998年华中特大洪灾之后，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任命汪恕诚为水利部部长，组织水利专家共同研讨防洪治水之策。在此背景下，“生态水利”目标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严格保护黄河、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严禁乱砍滥伐，大力推进植树造林。
李焯芬以历史为鉴，揭示自古以来，人类因建筑用材在黄土高坡过度砍伐树木的现象，“杜牧的《阿房宫赋》中开头就是‘蜀山兀，阿房出’的描述”，这就是人们无节制砍伐对生态的破坏。如今，国家通过多种方式鼓励植树——以低价提供树苗，引导民众种植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树种；制定科学的砍伐补种规划；同时，政府加大造林投入，企业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例如中国电信就曾出资在黄土高原参与大规模植树造林，并确保树木成活率。
经过多年努力，生态水利成效显著。李焯芬指出，全国大江大河输沙量显著下降，曾经泥沙滚滚的黄河，如今在壶口瀑布等地也能见到相对清澈的河水。
三门峡大坝，水利史上的惨痛教训
“其实我们国家搞水利工程，交过一次高昂的‘学费’。”在回顾我国水利工程发展历程时，李焯芬透露，“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修的第一个大坝，不在长江，是在黄河——河南省的三门峡大坝。”
▲三门峡大坝
李焯芬回忆，三门峡大坝是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规划的。“当时中国跟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方面学习‘苏联老大哥’。很多工业建设、重大工程建设，都是请‘苏联老大哥’来指导，有些工程甚至是他们承担的。建国以后的头一个大坝——三门峡大坝，其实就是苏联承建的。”
他解释苏联承建的原因，“苏联从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到50年代，在境内修了很多大坝、高坝，有经验，所以就承包了这个大坝的工程，包括设计、承接水轮机的工艺，都由苏联负责。”
当时，国内一些学者，像黄万里、张光斗，都提出过疑问。“他们当时讨论过，如果在黄河修一个大坝，黄河又流经黄土高原，泥沙输送量会非常大。会不会修了坝以后，水库很快就被泥沙淤塞了？”李焯芬回忆道。
负责项目的苏联专家却认为，他们在苏联修过很多大坝，都没遇到这种情况，即便遇到问题也能解决。“不过，苏联的大江大河都往北流到北冰洋，不会像黄河这样流经黄土高原。所以苏联的经验有局限性，最后他们没采纳中国专家的意见，还是修了三门峡大坝。”
三门峡大坝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成，可问题很快接踵而至。“一年以后，三门峡大坝的泥沙就一直流下来，泥沙被黄河水冲进水电站的水轮机，把水轮机的切叶片都打破了，水电站也就不能用了。”李焯芬痛惜地说，“当时淤塞问题很严重，黄河河床被抬高。陕西的渭河流经黄河，河床抬高后，渭河水无法汇入，导致渭水倒灌，渭南地区年年水灾，当时付出的代价很大。”
此时已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1年，水利部请了中国的专家一起商讨，如何解决三门峡大坝淤塞的问题。”李焯芬回忆，“中国的专家最后决定，用人工爆破的方式，在三门峡大坝的坝基上，爆破出几条隧道。爆破隧道之后，当黄河水位高的时候就把坝后的泥沙冲出来，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这对国家来说，其实是交了一个很大的学费。”李焯芬感慨说，三门峡大坝的教训，给后来的水利工程敲响了警钟：“很多人不知道，自从这个痛苦的教训以后，中国所有大江大河的大坝，在混凝土坝基下边，都会预留一排冲沙孔，可以把泥沙排出来。你看现在的三峡大坝，就不再有淤塞的问题。第一，是因为长江不流经黄土高原，它的输沙量比黄河少多了；第二点是因为，三峡大坝里边有20多个这样的冲沙孔，因此坝后的泥沙是可以冲下来的。”
既要掌握前沿科技，也要了解传统文化
在谈到目前香港年轻一代的爱国爱港教育、中国历史文化教育时，李焯芬表示，这是培养年轻一代健康价值观的一部分。为了年轻人的未来发展，既要让他们掌握时代前沿科技，包括AI这些技能，同时也应该让他们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树立诚信、开悟、关爱他人、孝顺父母、勤劳这些价值观，这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他们的成长十分必要。
“现在社会科技发达、物质文明丰富，但年轻人的压力也不小。”他感慨，有些大学生找工作困难，上班后工作压力也大，以前是“朝九晚五”，现在是“996”，“很多年轻人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回到家老板一个电话，可能又得继续工作。”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很大，“如果有丰富的人文养分和情怀，对于平衡物质与精神层面是有利的，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健康、自在，不至于被工作压力压垮。”
对于香港，他总结说，香港长期以来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在香港，学好现代科技，包括AI，同时注重传统文化修养，对于应对社会竞争和生活压力都有好处，能让心灵更自在，拥有更深厚的人文情怀。
李焯芬回忆，“前几年，习近平主席来香港时，会见了我们一批科学家，他鼓励我们说，大湾区将来是科技创新的高地，希望香港成为国际的创新中心。”他表示，“香港有国际化的经验。像我们这些搞科技工作的人，和国外的同行维持着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合作，能帮助国家在创新科技方面与国际建立联系，我们也希望做好这个工作。”
于是在大概两三年前，他们组建了大湾区院士联盟，把大湾区的院士专家组织起来，多与外国同行交流，经常举办各种研讨会、国际会议，也前往国外加强交流，希望做好国际联系，实现共同合作、共同进步。
最大的心愿：希望国家越来越进步
“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们国家越来越进步，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李焯芬语气恳切地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祝愿。
他感慨地回溯历史，“想想五六十年前的‘文革’时期，很难想到中国今天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科技进步、经济发达。”展望未来，他期许道，“希望将来会更好，大家的精神生活也能丰富起来。现在国家非常重视传统中华文化的培养，这实在是件大好事。”
▲李焯芬
李焯芬还透露，自己参与了“一带一路”的相关工作，“‘一带一路’推动我们到非洲等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这体现了中国人在自身生活改善后，‘兼善天下’的情怀，我们希望能助力其他国家的人文发展。”他进一步分析，“非洲不少地方人口平均年龄才20多岁，而欧美国家已经40多岁了，未来是年轻人的世界。要是能帮他们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条件，将来大家就能共同走向富裕，这是好事。”
谈及国际合作的前景，李焯芬充满信心：“对于未来，我持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一定能与其他国家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所有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采访：朱顺忠
编辑：许腾飞
视觉：李辰昊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