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9月10日，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叶挺将军诞辰130周年。为纪念自己的祖父，叶挺将军之孙叶大鹰写下此文。他在文中讲述的故事，主要源自其父亲叶正明的回忆。
下面这段文字，是他在文章前写下的一段“说明文字”——
我的祖父叶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大英雄”，党中央给予了他
最高的荣誉，人民军队也给予了他最高的评价。在党史和军史等正史中，都有着他浓墨重彩的英雄事迹。我们作为叶挺的后代，感谢党中央、感谢人民军队！
我在想，这些荣誉又何尝不是我祖父用自己的信仰，以及他对党与人民军队的忠诚换来的呢？又有多少人了解我祖父这位“大英雄”在革命斗争历史中所遭受的委屈、苦衷、无奈与悲哀呢？
从小，我本人就听大人们说起祖父叶挺的许多传奇往事。长大后，又翻阅祖父当年的战友和同窗与好友的回忆录，在字里行间寻找与发现，让我设身处地地去想象祖父这位“悲剧英雄”所经历的种种无可奈何的境遇，痛心与不解油然而生。
现在记录下来，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们。
2026年9月 叶大鹰
▲1942年，周恩来和叶挺女儿叶扬眉合影
我父亲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的第二个儿子。皖南事变后，祖父被蒋介石关押，父亲当时11岁与四弟叶华明、五妹叶扬眉跟着祖父经历三年多的牢狱生活。
重庆谈判，祖父被释放。回延安时，祖父、奶奶和姑姑叶扬眉一同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祖父离世后，周恩来把我父亲和他的四弟接到了延安。
听父亲说，在延安的日子里，他就住在周爷爷和邓奶奶枣园的窑洞里。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住里屋。1980年还是1981年，我跟随父亲去延安给爷爷奶奶扫墓。父亲到了枣园就急迫地往后山上跑，说是后山坡上有个厕所，每天早上，他都跟着周伯伯去那里解大手。
我父亲说，周伯伯每天都给他讲父亲叶挺的故事。那时，我父亲15岁。
父亲兄妹1942年至1945年，陪同祖父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度过三年多时间。父亲曾断断续续给我们讲过他和祖父一起生活的往事，他还说“要找个机会，给我们好好讲讲他所知道的关于爷爷奶奶的往事”。没想到，2003年父亲猝然离世，他和祖父的那些往事也永远地随他而去。
现在，我只能将他讲过的一些记忆碎片整理出来，怕哪天我也不在了，这些往事就永远没人知道了。
与祖父的诀别
这段故事，我分别听父亲和四叔讲过。
我爷爷在恩施关押期间，在恩施的菜市场上与驻扎在附近的飞虎队员偶遇。飞虎队员里许多人是华人，当他们知道面前这个被特务看管的军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叶挺将军时，惊讶万分。他们常来叶挺的住处看望他，还带着父亲兄妹去他们那里看电影。
每次来，他们都带着许多美国香烟和罐头，还有报纸。叶挺也通过这些报纸了解到世界和中国的各种局势变化。
父亲说，爷爷估计时局可能会有大的变化，蒋介石很可能对他动杀机。他就写好遗书，并悄悄嘱咐父亲做好带着弟弟妹妹逃跑的准备。
果然，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三四天，这个机会真的来了。父亲兄妹三人跟随祖父从恩施被转押到重庆。
父亲说，刚到重庆那天，他们住在离江边不远的一家旅社里。当时，也许是刚到重庆，大多数特务忙着出门办事情去了，只留下一个特务在家看守。祖父暗示父亲机会来了，要他带着弟弟妹妹跟特务闹着要进城去看“姑妈”。那个特务被孩子们闹得没办法，只好自己留下来看守叶挺，把孩子们放走了。
父亲叫来了一辆黄包车带着弟弟妹妹就这样与父亲离别，父亲说他还记得当时他趴在黄包车回头看，从黄包车后窗颠簸的后窗里，远远地看见祖父站在门口向他们挥手。父亲说，那是他与祖父的最后诀别。
三个孩子乘坐一辆黄包车摆脱特务后，一路跑到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曾家岩50号对外被称为周公馆，实际上就是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不巧的是，那天周恩来爷爷出门不在。工作人员不知道这三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不让他们进去。
父亲说，周公馆门口到处都是化装成各色小贩和车夫的国民党特务。
无奈之际，父亲三兄妹只好蹲在周公馆大门外苦等，一直等到周伯伯回来。还是扬眉姑姑最先发现向周公馆驶来的汽车里的周恩来，于是扑上去大喊“周伯伯”。周恩来认出了父亲他们。
听父亲说了叶挺的情况，周恩来便火速派人在父亲他们的带领下赶往那个书店楼上的旅社。但那儿早已人去楼空，祖父已经被特务转移走了。据说周恩来当时非常恼火，狠狠地批评了曾家岩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
后来，周恩来就把父亲他们三兄妹留在了周公馆，不久后又将他们三兄妹送到了延安。
叶挺与独立团
祖父与周恩来的友谊，早在1925年就奠定了基础。
1925年下半年，祖父完成了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学业，其实是他自己向党组织要求提前回国投身革命运动的。他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营二营营长，一营营长是薛岳、三营营长是张发奎。
陈炯明叛变事件中，叶挺因保卫孙中山大元帅府特别是不惧危险救出宋庆龄而深受孙中山信任，并在国民党内深受战友们的敬重。在孙中山的支持和批准下，作为唯一一个国民党员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在此期间由王若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后，祖父先到上海向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报到，陈独秀让他赶往当时革命浪潮最激烈的广州，向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报到。
据说，那是叶挺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见面地点是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鲍罗廷家。当时，鲍罗廷的家位于广州东山附近的一栋小楼里。
周恩来与叶挺一见如故，并提出建立一支属于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正规部队的设想。当时在场的，有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张太雷、王一枝夫妇，两广区委宣传部长穆青与叶挺在苏联军事学院的同学聂荣臻，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鲍罗廷。
叶挺先后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校、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8年，赴漳州参加援闽粤军，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粤军收复广州后，被任命为第一师工兵营副营长，后升任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六一六”兵变时，指挥警卫部队与叛军作战。1923年陆海军大元帅府重建，任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1924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他的战绩使他在粤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同时又与许多粤军上层指挥官有着很深的交情。
当周恩来向叶挺提出能否凭借叶挺在粤军的老关系，趁着国民政府“北伐”进行军改之际，搞到一个团的编制出来，建立一支由共产党自己领导指挥的部队时，周恩来建军的设想与叶挺不谋而合。
当时在场的广东区委委员领导人之一张太雷与夫人王一知，还有区委宣传部长穆青告知叶挺，这个提议是经过广东区委一致认可的，区委书记陈延年也非常支持。
叶挺说，通过他在粤军中的关系弄到一个团的部队番号应该是有把握的，问题是建立一支武装部队的兵源和武器装备如何解决。周恩来说，他已经做了安排负责将组建一年有余的铁甲车队一百多人，还有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以及追求革命的进步学生调集起来。
旁边的鲍罗廷说，武器装备他来设法解决。鲍罗廷时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黄埔军校的装备与资金都是他从共产国际那里弄来的。他还转告大家，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支自己的部队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次会议上，首先明确了这支部队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正规军，党指挥枪是这支部队的建军宗旨。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团于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成立，建团初期便成立了我党在军队中的第一个党支部，首任支部书记是吴季严（陈独秀侄子）。三十四团成立后，由于前来投身革命军的进步青年太多，不得不改编成第四军独立团，史称“叶挺独立团”。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正规军部队，也开启了武装革命的序幕。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现在许多人，一谈到北伐就笼统地划归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北伐”，这个认识是对共产党在北伐战史中发挥的作用认识不足，或者是极其片面的。
岂不知，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叶挺独立团是1926年5月从肇庆出发的，在湖南渌田以一团之力迎战吴佩孚部队六个团，取得“渌田大捷”。此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上层仍对是否能战胜北洋军阀心存疑虑。渌田大捷大大提振了国民革命军战胜北洋军阀的信心与斗志，蒋介石于1926年7月才在广东东校场召开北伐阅兵誓师大会，下达了全面北伐的号令。
这里必须强调，北伐战争是由共产党推动并率先向北洋军阀打响的第一枪。
▲粤军第四军十二师在湖南浏阳民众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上
▲师长张发奎（右五）、副市长朱晖日（右六）、师参谋处长薛岳（右三）、三十六团长黄启祥（右四）三十六团参谋长李汉魂（右二）、四军独立团长叶挺（右三）
“南昌起义”的传说
听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说,“马日事变”后，叶挺分析了当时的局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了搞一次“武装暴动”的想法，还包括相关的实施方案。周恩来看信后，即刻去找了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他是一个搞暴动出身的专家。得到了库马宁肯定和全力支持。于是，有了后来的“南昌起义”。
刘蒙说，那封信他是和一个朋友一起在武汉某纪念馆看到的，具体哪个纪念馆他记不清了。他讲给我听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但是没有找到。所以无法证明这件事的真伪。
广州起义与叶挺“脱党”
毛主席说过，叶挺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指的就是叶挺担任广州起义的总司令。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广州起义前三天，叶挺才接到中央的任命，等他到广州时，起义几乎已成败局。
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前，叶挺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广州起义情况，共产国际领导竟将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全部推到叶挺身上，指责他为“逃跑主义”致使起义失败。并且不让叶挺发言解释。
周恩来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了如下的话——
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
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
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王明回忆录》（王明夫人孟庆树编写）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和叶挺谈话。中心问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广东省委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叶挺过早地离开了总指挥部（叶是总指挥）。而叶挺说，他是战斗到最后才走的。争论弄得很僵。叶个性也强，不承认。中央送他到莫斯科来，要国际说服他，把他留在党内和留莫学习。叶挺来后，米夫叫绍禹陪叶挺去和布哈林谈话。
下面是谈话的内容：
布哈林：叶挺同志，您承认不承认您过早地离开总指挥部，是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叶挺：我不承认。因为我是打到最后不能再打时，才离开司令部的。
布哈林：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都说您离开过早，您不承认他们的意见，您不想做党员了吗？
叶挺：我不承认他们的意见，要是为此不能做党员，我就不做党员。
布哈林：您不做党员，您到哪去？
叶挺：我到德国去。
布哈林：您到德国去干什么？
叶挺：我去卖豆腐。
布哈林：再见，叶挺！
叶挺：再见，布哈林！
叶挺是个有一身傲骨的军人，他受不了这种被冤枉的打击。
“那时，党内清算革命失败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原因，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这是“叶挺自述”中的话。
叶挺对自己这样的做法，内心是十分痛苦与难过的。后来，他曾经一再抱自我批判的态度向别人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啊！革命的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
叶挺在德国
在德国，叶挺曾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叶挺写给周恩来的信
周恩来同志！
黄平同志到德始悉尔已平安抵俄，我于六月初已到柏林。我在莫一切情形想尔已知大概，我素富感情冲动的人，抵莫时来曼等竟以叛党通敌向国际控我。当时中国同志中很少与我曾共事者，亦莫能为我辩白，令我不能不索然而去。今尔及黄平同志均已在莫，很希望为我作一事实的公判。我果违党纪，甘受重罚。否则来曼恶意诬毁似亦有相当责任。我拟待老婆来后欲赴莫与尔们一谈，不够以我忧愧交集之身，实无面目以见君等耳。
择生近来主张仍无确定表示，对中华革命党，拟变更前意，不欲组织，也不愿投身我党，彼意现从事于译书的文化工作。宋庆龄已由巴黎秘密回柏林，我亦无法见她。她回国或留德意仍未决。莫都近况希见告一二。若飞、伯坚诸同志顺为致候。
希夷敬启
这封1928年底叶挺写给周恩来的信，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这封信不到300字，却隐含着重要信息。不但揭开了20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莫斯科和柏林的一段尘封历史，还印证了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共产国际和奉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共领导人清算的事实，是叶挺饱经多重打击煎熬、受到脱离实际的多方责难，最终被迫离党出走的有力佐证，读后令人扼腕。
叶挺自己在追忆这段往事时这样写道：“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
▲在海外流亡中的叶挺
叶挺在外面度过了近十载的流亡生活。先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这期间，他在经济上有困难，生活清贫，有时要外出找些短活，帮老板打零工；还曾一度去乡下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赚些钱来维持生活。
叶挺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离开苏联，到了巴黎，找到了北伐时旧相识——夏秀峰。夏秀峰是湖南人，在武汉国民政府时，任唐生智第八军前敌总指挥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叶挺为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和夏秀峰时有来往。后来武汉国民政府合并于南京政府后，夏秀峰不愿为蒋介石卖命，便卸职经党组织同意去法国留学。广州起义失败后，夏秀峰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通缉叶挺，就写信邀叶挺到巴黎。
来到巴黎的叶挺，看到夏秀峰和一班流亡的朋友生活异常困难，便把身边所剩的钱全部分送给他们，因而自己的生活很快也困难起来，就在夏秀峰租赁的楼房门前开设了露天早点铺。他们住地周围有很多华工，其中一位老工人会炸油条、贴烧饼，于是他们邀请这位老工人参加，早点铺以油条、烧饼、稀饭为营业项目。营业开始不几天，吃早点的人就多起来了，每天有近百名顾客，一个月后多达两三百人，生意越来越兴隆，但露天早点铺，无力拓大门面，顾客只能排队，甚至时常发生争吵；因为收入增多，税收人员强迫征税；营业额增大，又要不断增加营业人员，同时还要有人专管现金、账目等。由于工作人员不足，叶挺也常杂在工作人员中煮稀饭、炸油条、抹桌椅，不过谁也不知道他就是曾领导过广州起义的红军总司令叶挺将军。早点铺营业繁忙，收入不少，这倒让叶挺聊以自慰，因为这既可救济贫困的中国留学生及年老体弱的孤寡华侨，他们本人也可以在工作之余读书学习。
有一天早晨，点心铺里来了一位新的顾客，攀谈起来，才知他叫沈仲九。沈仲九原是五四时期有名的作家，曾主编《浙江潮》，畅销国内。叶挺问沈仲九何时来巴黎，沈仲九说他曾留学德国，研究哲学。这次来巴黎，一是带有考察的性质，二是准备物色几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到福建去办一份杂志，加强福建的文化工作。沈仲九还告诉叶挺和夏秀峰，黎烈文、郁达夫也都在福建，黎、郁都是大家皆知的进步人士。
不久，叶挺来到德国，此后，李秀文带着次子叶正明也来到德国。叶挺终于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过起了简朴而幸福的小日子。
叶挺与他家人的经济、生活各方面，还得到过廖承志、柯麟、柯平、梅文鼎等人的热情帮助与照料。
▲李秀文携次子叶正明在德国与丈夫团聚
叶挺虽然身居异国，但仍时刻惦记着祖国的革命事业，一直努力争取与中共党组织及进步人士联系。1928年11月，廖承志奉派到德国工作，担任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书记等职。叶挺与廖家有深交，与廖承志亦熟悉，便主动与廖承志联系，向他反映自己的处境与心志。廖承志也向他介绍了当时国内革命的形势：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星星之火，正在燎原。叶挺很受鼓舞。
在此期间，叶挺的同乡、挚友邓演达亦从莫斯科来到了柏林。叶挺与邓演达之间更是经常来往，两人共同回顾了当年在军校时期的学习生活，共同参加粤军以及在北伐战争过程中并肩作战的情景；又分享了大革命失败后各自的坎坷历程。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人虽处于逆境，斗争的方式可以各异，但政治情操却不能降低，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目标不能改变。邓演达当时正从事组织第三党，计划返回祖国具体领导反蒋斗争。
叶挺认为当前国内条件不许可，曾劝阻邓演达回国。但邓演达不听叶挺的劝告，仍然坚持离开柏林回国。1929年9月，邓演达离开柏林时，叶挺为他送行，叮嘱他要注意安全，提防蒋介石的暗算。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蒋介石逮捕，同年11月29日遇害于南京。噩耗传来，叶挺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大哭了一场。
据说，叶挺生平曾哭过两场，一次是北伐期间曹渊壮烈牺牲时，叶挺为痛失名将、战友，痛哭一场；第二次便是因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而痛哭。
国民党反动派知悉叶挺流亡海外，也曾派人利诱他回国为其服务。叶挺“不同意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也不同意它屠杀共产党人和取缔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的利诱断然拒绝了。
1928年底，广州起义时主要领导人之一黄平奉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从莫斯科到柏林参加一个会议。叶挺与他见面，老友重逢，分外亲切。两人互相交换对当前祖国形势的看法，也谈及当时广州起义的情况及经验教训。
一次，周恩来从莫斯科绕道柏林等地回国时，曾在柏林与叶挺见面。看到叶挺当时情绪有些低沉，周恩来对他提出“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成功不必自我”的劝导，对叶挺启发很大。
这个时期，叶挺也与李立三等中共领导同志有着书信往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骤，悍然制造了 “九·一八”事变。但是蒋介石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命令驻在东北的中国军队退入关内，让祖国东北大好河山轻易落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魔掌之中。消息传来，叶挺对蒋介石集团的所作所为十分气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国，亲身参加抗日战争。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祖国事态的发展。他总觉得消息来得太少太慢，因此，“九·一八”事变不久，他离开德国，回到澳门居住。
叶挺出狱后
为了抗战，叶挺从澳门回到内地。
据说，当年叶挺与周恩来在上海的新亚饭店大堂不期相遇。在简短的交流中，周恩来向叶挺提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提议。叶挺欣然接受。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关押。
“重庆谈判”后，周总理在重庆迎接祖父叶挺出狱。周总理本来要和他们一起飞往延安，因临时有事在什么地方下了飞机。飞机上才有了，把唯一的降落伞让给我姑姑叶扬眉的故事。
1946 年叶挺出狱后，与家人来到阔别已久的红岩，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红岩的同志们，一家人住在了办事处二楼一间小屋内。办事处所在地春寒料峭，满园的梅花仍四处飘香。当时，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回国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席邓发，刚好在红岩小住。他硬是把叶挺和李秀文这对风雨同舟的夫妻，拉到了红岩那梅花烂漫的树下，给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叶挺抱着幼子阿九，李秀文依着女儿扬眉，一家四口完全沉醉在幸福之中。
在《沈醉回忆录》中，有一段叶挺将军即将获释的内容——
叶挺被囚军统，沈醉获悉叶挺将被释放，前往探视询问叶挺：“获释后，你最想做什么？”
沈醉对叶挺坚守信仰的故事印象尤深。那时许多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官，出狱后多半首先与家人团聚，吃上一顿或留影纪念。叶挺的
回答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我出去后的第一件事，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沈醉尽管表面表示赞同，内心却难以理解。
沈醉将此次经过汇报给戴笠，令戴笠都感到敬畏：“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
▲这是他们遇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周总理关爱叶挺后代
爷爷奶奶双双罹难，六个子女一下子都成了孤儿。
叶挺和李秀文共有九个孩子，老三幼年因病去世。1945年空难中，叶扬眉和不满周岁的叶阿九与父母一起遇难。活着的七个子女，一直在周总理和邓奶奶的关怀下长大。
我父亲“文革”时期在上海工作，也因与周总理的关系，一直被“四人帮”批斗关押隔离了很长时间。1975 年底，周总理身体恶化，他批的最后一个调令就是把我父亲调回北京。
我父亲说，周伯伯说了好几次，要把叶家兄弟姐妹叫到一起，好好地给他们讲讲他们的爸爸叶挺将军。但阴差阳错，这个愿望终成永远的遗憾。
▲次子叶正明、安琪夫妇、四子叶华明、周密夫妇、六女叶剑眉、鲁屿唯夫妇
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西花厅把在京叶家后代叫到家里，那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与周伯伯、邓妈妈相聚。
（注：本文为叶大鹰回忆祖父叶挺故事的上篇。后续陆续刊登中篇与下篇。）
作者：叶大鹰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