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大青山苍茫的群峰之间，曾回荡着一支抗日武装的号角，那号角声里藏着不屈的斗志。
在土默川广袤的大地之上，曾深深印刻着一位革命者的足迹，那足迹中写满了坚定的信仰。
这位革命者，就是被群众亲切唤作“青山骄子”的杨植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一位用生命践行信仰的革命前辈。
近日，红船融媒采访了杨植霖之子杨林村，听他对父亲那满是热血与信仰的传奇人生娓娓道来。那些岁月里的故事，在他的叙述中愈发清晰动人。
参与“孤魂滩事件”
1911年2月，杨植霖出生于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旗什报气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一地区历史特殊，原本是牧区，在清朝嘉庆年间因清政府的放垦政策，形成了蒙汉杂居、农牧并存的格局。
“这地方的民风特别强悍，” 杨林村回忆道，“内地人到这里要适应恶劣气候，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性子，当然也带点粗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村里通常从山西请读书人来这里办私塾。”
杨植霖的父亲虽是贫苦农民，却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
“我父亲从小先念的私塾，后又进入小学读书。据当地老乡跟我们说，父亲有超常的记忆，特别聪明，也特别顽皮。父亲14岁考入冯玉祥在绥远办的五族学院，被编入中学部学习。但是后来家境越发贫寒，读到半截就扛不住了，家里拿不出学费。”杨林村讲述道。
就在这时，一个改变杨植霖命运的人出现了——吉雅泰。
“在校学习期间，父亲结识了吉雅泰。吉雅泰是土默特蒙族人，当时在父亲所在的学校担任类似教导主任的职务，也是内蒙古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吉雅泰看到杨植霖聪明伶俐，若失学实在可惜，便向师范学院推荐，让他得以继续求学。”
在吉雅泰的影响下，杨植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学说，结识了共产党人及进步青年。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担任归绥县农民协会秘书。
1927年3月，归绥城南爆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孤魂滩事件”，是杨植霖第一次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当时阎锡山的部队占领绥远后要丈量土地，这等于给税收找借口，直接侵害了中下层人民的利益。” 杨林村解释道，“四五千人集中抗议，背后其实是共产党在组织，父亲在这次事件中做了一些秘书工作和后勤管理，得到了很好的革命锻炼。”
杨植霖虽然年纪尚轻，但在这次事件中却敢作敢为，也因此开始小有名气。
▲杨植霖
1927年到1929年，绥远连年大旱，灾情严重。不满20岁的杨植霖刚从中山学院师范部毕业，经人推荐去当发赈委员，群众称放粮委员。
“救济粮下来后，没人敢当放粮委员，都知道这位置油水大，容易出事。” 杨林村笑了笑，“有人推荐说，让愣头青杨植霖来当。我父亲当时才十几岁，什么也不怕，就接下了。”
期间，有人想趁机大发难民财，但杨植霖却公正无私，有人向他行贿，他当众就把钱给扔了。在任期间，他尽心尽力为灾民发放粮食，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也让他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赈灾时，杨植霖亲眼看见了在天灾人祸的夹击下，农民饥寒交迫的残酷现实。当地民众，有饿死的，有四散逃荒的，有挖野菜充饥的，而归绥县十几个发赈员乘机贪污，大发难民财。他内心非常气愤，心里涌动起救民于水火的激情，思索着救亡图存的道路……
1929年下半年，由华洋义赈会出钱，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香山慈幼院3家在北平合办了一所公费的新农农业学校，杨植霖被学校录取。
1930年10月，经同班同学么之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然而，好景不长，因学生运动激烈，学校无奈解散。之后，杨植霖回到家乡内蒙古，在一所小学教书，同时还经常给进步刊物投稿，在进步圈子里有了一些名气，并参加了一些抗议国民党苛捐杂税的活动。
狱中相识王若飞
1931年3月，杨植霖在毕克齐高小教书期间，发动数千农民赶走了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归绥四区区长刘子义。同年“五一”后，因和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搞清党的朋友办“实业”而被捕，关进了归绥监狱。
正是在狱中，杨植霖遇到了对他革命生涯影响深远的王若飞。
“当时，敌人逼父亲承认是共产党，他坚决不认。由于证据不足，最后被以‘煽动共产、危害国民’的嫌疑犯罪名，判刑两年半。”杨林村称。
年轻人坐牢，可想而知压力极大，杨植霖患上了肺结核，对能否活着出去毫无把握。那时监狱挨着天主教堂，教堂每天的钟声在他听来，是无尽漫长的煎熬，他在狱中痛苦不堪。
1932年初，时任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的王若飞，因叛徒出卖被捕，也被押解到绥远第一“模范监狱”。
▲王若飞
“当时王若飞共产党的身份已暴露，便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父亲得知王若飞到来，悄悄对他表明自己本地人的身份以及入党时间。一开始，王若飞谨慎提防，不确定父亲是不是奸细，但交流中也都给予正面回应，鼓励父亲要坚持。父亲说起自己得了肺病，王若飞安慰他要保持乐观。”
在狱中，王若飞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顽强的斗争。他的行为不仅鼓舞了很多共产党人，也影响了狱中许多普通青年逐渐走向革命阵营，其中就包括杨植霖。
在与王若飞多次秘密接触、深入交谈后，王若飞的意志、才华和革命信念深深感染了杨植霖，杨植霖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共同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经历，让他们在短短两年牢狱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父亲快出狱时，王若飞将给爱人李培之的信，给了父亲，托他带出去，这也说明了王若飞很信任我父亲。”杨林村回忆说，王若飞的作风、为人，甚至文字的表达方式，都对父亲有着深刻影响。
杨植霖将王若飞在监狱中的生活及信件内容都记录在一个红色的日记本中。后来，根据这本日记与他人合作出版了《王若飞在狱中》一书。
“大概是1958年，父亲应《内蒙古日报》邀请，撰写王若飞在狱中的回忆录。团中央觉得这个事迹意义重大，但父亲文字水平有限，就派了有革命经历的张羽，来做文字辅导和编辑。”
杨林村还记得，那时候父亲下班就回家写东西，还经常熬夜写作，没什么其他娱乐。
▲《王若飞在狱中》
1961年，杨植霖和乔明甫共同出版了《王若飞在狱中》一书。这本书被团中央列入号召全国青年学习的书目，并成为流行一时的革命传统教育读物，畅销362万册，拥有大量青少年读者，影响了一代年轻人，并成为我党极具价值的历史资料。
“也正是这些特殊而艰难的经历，后来竟成了父亲在‘文革’中挨整的莫须有罪名。”杨林村忆起那段艰难岁月，仍觉苦涩。
“‘文革’时，北平反省院的薄一波、刘澜涛等61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出狱一事诬陷为叛变，王若飞当年的出狱方式和他们如出一辙，因此也被污蔑为叛党。虽然王若飞早已于1946年的‘黑茶山空难’中身亡，也仍被打成‘叛徒’。父亲也因此被监禁关押，多次遭到逼迫，让他说王若飞是叛徒。父亲始终坚定立场，从未说过王若飞一句坏话。”杨林村说，在父亲心中，王若飞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导师，无论顺境逆境，他都对其充满敬仰和尊重。
“孤胆”搞武装
讲起父亲的革命生涯，杨林村感慨道：“父亲‘孤胆’搞武装的经历，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颇为精彩，还带着几分传奇色彩。”
杨林村讲述，杨植霖在北平读书期间，就组织过北京郊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那时候，父亲就知道中国在抗日，也清楚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心里已经有了搞武装的思想萌芽和基础。”
后来，在监狱里，杨植霖听了王若飞关于武装斗争重要性的教导，更坚定了他搞武装革命的想法。所以他出狱后，在养病期间他就思考这些问题，也想闹武装革命。
“1933年秋，他和三毛组织了游击队，可惜因为经验不足，没多久就解散了。1934年，他又组织几个农民搞暴动，想分地主的钱，可由于没有群众基础，折腾了几次，队伍自己就散了。好在这事没闹大，也没被追究。这是父亲第一次开始尝试武装革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沿着平绥铁路长驱直入，占领了绥远，绥远危在旦夕。
“父亲知道贺龙的120师已经到了晋西北的偏关和兴县一带，就混在傅作义的部队里去了山西，想和组织取得联系。他表明自己是共产党，愿意听党的指挥，之后见到了贺龙。贺龙当时对这个陌生的年轻人不太了解，就说既然愿意参加革命活动，那就回家乡去拉武装，拉起队伍后再会合，这算是给了父亲一个口头指示吧。”杨林村如是说。
汇报工作后，杨植霖奉贺龙、关向应之命返回绥远大青山区，开始尝试第二次拉武装。
那时，边塞地区匪患泛滥，杨植霖第二次拉武装时，没别的办法，就和土匪凑到了一起。可队伍拉起来后，他根本制不住局面，最后反倒被人家赶了出来。第三次，他想利用国民党游击队的力量，可自己既不懂军事，手里也没有武器，这次尝试终究还是没能成功。
三起三落后，杨植霖痛定思痛，总结经验。
▲杨植霖
1938年5月，杨植霖从大青山来到兵州亥村，重整旗鼓建立抗日武装。第四次拉武装，杨植霖把目光锁定在了兵州亥村的张有聚身上。
张有聚是当地的大地主，归绥县首富，周围各村都有他放的高利贷，家里还有武器和家兵。日寇占领归绥后，日伪防共二师让他交钱、交粮、交武器，他坚决不交，结果家里被洗劫，女儿和儿媳也遭了毒手。因此，他对日伪军恨之入骨。当杨植霖登门表明来意后，张有聚立即表示要报仇。
杨植霖对张有聚提出，要打日本人就要组织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他欣然应允。随后，张有聚召集了20多个家兵，杨植霖从日伪防共二师动员了10多人。两天后，他们组织起一支40多人的“抗日团”，由张有聚担任团长，杨植霖担任参谋长兼八路军总联络员。
杨林村说：“队伍建立后，很快就有不少人来投奔，大多是过不下去的贫苦农民。这地方是半农半牧地区，农民基本会骑马，所以这支部队一开始就是骑兵。当时条件艰苦，没有马刀，大家就将斧头按个把，别在腰里当马刀用。”
“抗日团”组建后，部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马匹、枪支也配备齐全。杨植霖带领部队向着大青山进发，来到武川县的井儿沟，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
杨植霖领导“抗日团”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多次主动出击，打击日伪，惩办汉奸，并在战斗中逐步发展壮大，开辟了西起白石头沟，东至旗下营，北起武川，南至凉城的广阔游击战场。
会师“李支队”
这支蒙汉抗日游击队，由于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加之那时绥远一带有日军、伪军、土匪和国民党军队，情况复杂，不时受到四面夹击，生存十分困难。
“实际上，父亲在这个过程中压力非常大，毕竟前三次搞武装都失败了。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一次还被伪军突袭，损失了不少人。”杨林村回忆道，“那段时间，父亲整天提心吊胆，带领队伍不停地转移，每天最发愁的就是宿营，总怕一不小心被敌人围歼。他常念叨着‘要是队伍没了，我怎么对得起跟着我的乡亲们’。”
于是，杨植霖决定让刘洪雄到晋西北找八路军120师首长汇报，请求八路军来领导，以壮大游击队。
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七月份作出批示，要在绥远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让贺龙派出政治上强、懂军事、有经验的同志组成一个部队，去开辟根据地。贺龙迅速响应，决定派李井泉挂帅出征，他带领的部队就是“李支队”。
到1938年9月，“抗日团”已经发展为200多人的骑、步兵队伍，在边作战边训练中，成长为绥远敌占区一支颇有实力的抗日武装。
杨林村说，曾听父亲讲述，一天，一位战士抓到一名“探子”，声言要见杨植霖。“探子”把衣服底襟撕开，抽出一小卷麻纸交给杨植霖说：“这是李井泉司令员给你的信。”原来这位“探子”是一二跂师三五八旅民运部的黄副科长。他告诉杨植霖，八路军支队已经上了大青山，一个连在30多公里外的面铺窑子村暂住。
杨植霖听到这一喜讯，兴奋不已，战士们也欢呼雀跃。杨植霖迫不及待，马上集合队伍，趁夜色赶路，向着相距30多公里的面铺窑子村进发。
1938年10月，在西边天空一片红霞映照中，“抗日团”与李井泉支队会师了。战士们虽不相识，但他们紧紧拥抱、握手，长时间的欢呼声在山间回响。
在面铺窑子村北面的五塔背村，杨植霖第一次见到了日思夜盼的李井泉。他们亲密得像老友重逢似的握手拥抱，互相祝贺。李井泉向杨植霖传达了上级的部署，杨植霖则向李井泉汇报了“抗日团”的情况。李井泉听后高兴地说：“大青山虽然艰苦，但有你们的斗争经验和蒙汉人民的支持，建设游击根据地是没问题的。”
会师后，大青山支队和“抗日团”来到根据地中心井儿沟。经过一个月的整训，“抗日团”改编为八路军“绥蒙游击大队”。
这支部队有指战员180多人，分3个连、1个警卫排和通讯排，由杨植霖任政委，张有聚任大队长。大青山支队还给绥蒙游击大队补充了枪支弹药，抗日团成为一支正规的抗日地方武装。
对此，杨植霖随即赋诗一首，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一介书生去领兵
常因败绩恨无成
蒙蒙细雨传真讯
百里真如百步程
由于杨植霖熟悉当地情况并与当地各族群众关系密切，1940年3月，中共绥蒙区委任命他为地方抗日游击政权绥西专员公署专员，后又兼任绥东专员公署专员。
1940年5月，贺龙、关向应指示在绥远敌占区建立省级抗日民主政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成立了“晋绥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简称“绥察行署办事处”，行使政府职能。会议推选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兼任办事处主任，杨植霖任专职副主任。
1941年4月15日，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绥察行署办事处”改为“绥察行政公署”，杨植霖任主任。这是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来，绥蒙地区第一个省级抗日民主政府。
杨植霖虽身为绥蒙行政最高领导人，但他仍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和大家吃一锅饭，宿营与大家一起挤着住，每到宿营地，他不辞辛劳，亲自查哨、查房、查马厩，确保住地安全，人强马壮。
党的“七大”之后，中央决定成立绥蒙政府，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此后，杨植霖为和平解放绥远和共产党绥远省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
父亲的言传身教
在杨林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异常忙碌，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少之又少。
“我那时特别羡慕同学们，他们能和父母一起玩耍，可我父亲整天不见踪影。共产党干部大多如此，并非只有我家这样。” 他微笑着回忆道。
谈起杨植霖对孩子们的教育，杨林村称父亲的教育主要通过言传身教。
让杨林村感触比较深的，除了父亲的刻苦，还有他的 “抠门”。杨植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对物质和食品的匮乏有着深入骨髓的感受，平日里节俭到极致。一根针、一根线，他都舍不得扔，衣服无论穿了多久，都不会轻易扔掉。
▲1962年，杨植霖全家合影
“实际上，父亲在北平念书时，也曾接触过新潮事物，也爱打扮。然而，在勤俭节约这件事上，他近乎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有好几次，他因食用过期食物而拉肚子，在他的观念里，完全没有扔掉东西的概念。”杨林村笑着回忆说。
不过，杨植霖对战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杨林村记得，“文革”一结束，父亲的一位战友前来找他，说要到北京告状。“当时我们家也没什么钱，可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给战友塞了100块钱。”
“文革”期间，杨植霖被停发工资长达11年。后来补发工资时，他将全部的两万多元都捐给了武川县。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好几个根据地都在武川县，许多战士在那里牺牲，烈士陵园也坐落于此。他想为这片土地和牺牲的战友们做些什么。
“当时，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哥和我嫂子结婚时，家里什么都没能为他们准备，两人只能你抱我的被子，我抱你的被子，就算完成了婚礼。我向父亲抱怨，我们这些孩子对他如此孝顺，他却不为我们考虑考虑。但父亲并未多做解释。”
杨林村当时并不能理解父亲的做法，直到若干年后，他看了一个节目，节目中廖汉生将军回到家乡，看望老乡，一到那儿就鞠躬，说道：“汉生回来看你们了，对不起你们了。”因为他带出去的人牺牲了太多。
▲杨林村
“其实，父亲也是同样的心情，后来我就理解了他。他觉得愧对那些随他出征却牺牲的战友们。”杨林村说。
杨林村回忆起父亲曾说的话，他曾说过，想回家乡看看，却又不敢回去，怕听到老乡们询问“我那二柱子你给我带哪儿去了？我那小石头你给我带哪儿去了？”当时牺牲的人实在太多了。
父亲对家乡、对老乡们的深厚感情，让杨林村难以忘怀，也让他对父亲的“抠门”与“慷慨”有了更透彻的领悟。
后来，每次路过武川县的烈士陵园，看到苍松翠柏间整齐的墓碑，杨林村总会想起父亲捐出补发工资时沉默的侧脸。他把对孩子们的亏欠，都化作了对这片土地的守望——那些没能活着回家的“二柱子”“小石头”，何尝不是他心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那些舍不得丢弃的旧物，是苦难岁月刻在骨血里的生存印记；而对战友的倾囊相助、对牺牲者的深切缅怀，却是革命者穿越硝烟始终滚烫的赤子之心。
在杨林村看来，父亲不是不懂疼爱家人，他只是把小家的分量，悄悄放进了更辽阔的山河之内。
撰文：李影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