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话不像电视剧里演得那么慷慨激昂，相反，他讲课时是很沉稳的。两只手往讲台上一撑，再慢慢给大家讲革命”。在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中，人们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印象，多来源于教科书里“最早将马克思传入中国”的描写，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很多人重新了解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革命者形象。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值“七一”建党节前夕，红船编辑部专访了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听他讲述李大钊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以此纪念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李建生
简易生活
李大钊一生节俭，反对奢侈，衣食住行，均不讲究。罗章龙曾在回忆录里评价他：“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
1918年1月，李大钊经章士钊举荐，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往后十年间，他的职位一路晋升到了教授，月薪也由120元涨到了牺牲前的280元，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
“一套房子也就几百元不等，贵点的五六百，便宜点的三四百”，李建生介绍道。在北京居住的十年间，李大钊携家人搬家七次，住了八个地儿，但均为租房，从未购置房产。
李大钊
“院子环境也不太好，五百平方米的三合院，属于‘三级跳坑’”。“三级跳坑”住房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一种住房现象，由于住房破旧，且房屋不断沉降，导致房地面比院落地面低，院落地面比胡同地面低，胡同地面比马路地面低。
除却民国时期的军阀政府为争权夺利，经常推迟拨付教育经费，导致大学拖欠教职工薪资的缘故，即使能按时领到薪水，乐善好施如李大钊，工资也多半用于支持革命活动或接济贫寒学生，以至于学校不得不预扣部分工资交予其夫人赵纫兰，来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置房也就无从谈起。
孙中山的后勤处处长宋仲彬也曾在回忆录里，提到过李大钊的“不讲究”。
1922年8月，李大钊受党的委托，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宋仲彬看到李大钊鞋袜破旧，不太重视个人衣着，出于对孙中山的尊重，他便将李大钊的鞋袜换成了新的。
“并非他不重视这次会面，而是他觉得简易生活是种很好的生活习惯”李建生解释道，“他还曾专门写文，关于如何看待奢华与简朴两者之间的关系”。
衣着并不代表轻视，孙中山理解这一点，二人一见如故，“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很成功。
简易生活体现在“行”上，便是步行。李大钊上班路很远，从文化胡同24号到北大红楼，5.6km的路程，每天都是走着过去，很少坐车。
“当时胡适有汽车，但我爷爷就坚持走路上班，汽车在当时可是奢侈品”，李建生称。
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不管规定有多约定俗成，只要是他认为有奢华之处，便会果断弃之。
李大钊喜好书法，作品却无印章。
其长子李葆华曾在《我的回忆》中记述：“有一阵，他极好书法，几乎每天都写，写了不少张，大多送给朋友和家乡来的人。他写的字，大多是山水诗，也写对联。他写字不盖章，那时好像都不盖章。”
“他认为印章是种奢侈，自己没有，也根本不用”，李建生称，“当时主要将田黄玉作为印章，但这种玉非常昂贵，‘一两田黄十两金’，所以现在市面上流传的他书法作品，有印章的多半是假的。”
富在心 而非身
李大钊对物质需求很低，对精神方面却极为看重。
李大钊和赵纫兰共育有5个子女，家中来客众多，常有人误将赵纫兰认作保姆，将李大钊子女当作乡下小孩。
“有次来客看到我二姑站在院子里，穿着农村里的大棉袄，棉袄前头和袖子上都蹭了很多油，都说根本看不出是大学教授的女儿。”李建生说道。
对此李大钊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对子女的精神教育，“实事求是”便是教育方针。
“有次我大姑在家唱孔德学校的校歌，我爷爷听后就和我大姑说：歌挺好听的，但歌词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解放前的孔德学校建在臭水沟附近，环境较为恶劣，“沟里头飘着死狗死猫，并不像歌曲里描绘得跟公园似的”。
李大钊和大女儿耐心解释，“在唱歌或写文章时得注意，一定要实事求是”，许是为了安慰女儿，末了他补充道：“没关系，有朝一日，这个地方一定能变得像公园一样。”
“这话一点儿也没错”，李建生挺了挺身，“现在已经变成了皇城根遗址公园，成了北京市中心的最大街心公园了。”
李大钊很疼爱子女，也颇讲究教育子女的方式，除了要求实事求是，他也尤为注重孩子生活的体验感。
1973年9月，李大钊子女合影。李欣华（左一）、李葆华（左二）、李星华（左三）、李光华（左四）合影
“下雪时，很多家长怕孩子冻着，便不让他们外出玩耍”，李建生说道，“但我爷爷不同，他很愿意让孩子们户外活动。”
到了1919年暑假，李大钊携长子和长女从北京回老家河北乐亭，为让孩子们体验行船乐趣，乘火车下到滦州后，李大钊改道水路回乡。
李大钊兴致很高，边引导孩子们观察师傅怎么划船，享受亲子时光，边欣赏两岸重岩叠嶂，还在船上吃了顿饭。
“尽管那时局势紧张，随时都面临生命危险，但爷爷对子女对家庭深沉的爱，让整个家庭依旧充满温馨、欢乐与希望。”李建生曾在采访中说道。
文人闹革命
李大钊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留过洋，本可轻轻松松教书做学问，安心做个文人，但他为何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闹革命？
“经历的变化推动着他思想的变化，二者相互作用着”，选择革命并非“拍脑门”决策，李建生对李大钊的革命之路缓缓道来。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乐亭。彼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以及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
年幼时的李大钊在私塾里上学，听老师讲述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民不聊生的悲惨境界和人民的英勇反抗，在他成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幼年丧父丧母，幸得祖父照料，生活也不愁吃穿，但玩伴多出身贫寒，不少因此退学，李大钊很早便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往后便在《狱中自述》里，写下了“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一言。
20世纪初，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李大钊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堂，成为新式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君主立宪、实业救国的思想。
中学毕业，李大钊继续深造，面临三个选择，银行专修所、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以及北洋军医学校。
前两者均已考取，“对发财没兴趣”的李大钊，于1907年进入了北洋法政学堂。除了学习各国法律法规，他还有过一重鲜少被披露的身份，即担任中国社会党天津地区的召集人。
主张无政府主义，追求社会公平，社会党吸引了上百万人入党，其中也包括从小目睹不公、立志消除不公的李大钊。
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方向，组织较为松散，在北洋政府的打击下，社会党一触即溃，党头目也逃到了国外。
“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政治实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李大钊的老师、同盟会会员白雅雨在北方发动了辛亥滦州起义，后因叛徒出卖，白雅雨被清军逮捕英勇牺牲。
革命就会流血，老师的壮烈牺牲让青年李大钊深受震撼，而这时的李大钊产生了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理想。
1914年，李大钊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学习。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的李大钊先后任《晨钟》《甲寅日刊》编辑，很快他发现仅凭文章来唤醒民众是不够的，他反省与思考新的革命道路，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予李大钊很大启发：“以暴力推翻暴政”才是革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他也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李大钊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回溯李大钊的求学与革命之路，为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他于1895年入私塾学习，到1916年日本留学归国，辗转求学20年，始终把自己的求学和挽救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不断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李建生说道，“所以其实他的根本目标是没变过的。”
不可以“名”谋私
作为革命英烈的后代，李大钊牺牲时，李建生的父亲才刚满四岁，虽从未谋面，但“简易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传承，让李大钊精神对家族后代影响颇深。
“我们后代与英烈之间的关系，只是血缘上的亲属关系，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谋私利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做”，李建生提到，家中长辈为此还专门开过会，规定不允许打着大钊先烈旗号以名谋私。
距李大钊生活的那个动荡年代，已过百年。当下社会稳定，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但相较于积极探寻民族出路、饱含革命激情的前辈，现代青年是否还复当年热枕？
“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要有压力，压力可以反作用于动力，这就是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的区别”。长期“觉醒年代”，李建生并不认为今不复古，“处理好社会环境变化与人生目标之间的关系，大目标对了后，无论身处哪个年代，个人激情都能展现出来。核心是要眼界开阔，朝着自己的目标，配之以正确的方法论，脚踏实地前进。”
正值七一建党节前夕，“唐山烧烤店”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李建生看到了政府管理层的漏洞，权力机构的态度与治理环境影响颇大，“要严打严惩，正气儿要是上去了，同类事件就会大大减少了。”
李建生谈起公职人员在当下与革命时期的区别，并呼吁公职人员“不要只把它当作一份工作，而要当成一份事业来做，如果只当官员那就没意义了。”
建党百年，不计其数的党员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成果来之不易，“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核心精神，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带头作用，才能把国家推向一个更好的发展。”
撰文：刘蓓
视觉：王学民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