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被忘记的中国人
——一生寻求爱国、救国之路的卢作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大量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以及工厂、机关亟待撤退转移。情况万分危急之时，一位清瘦的中年人出现在宜昌，利用长江水路，沉着镇定地指挥24艘轮船和850余只木船，冒着日军的轰炸，用40天的时间将几万名人员和代表当时国家工业精华的近10万吨物资和设备，从宜昌码头经川江抢运到重庆及四川后方，缔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为抗战保留了重要的命脉。
这位创造奇迹的中年人正是著名民族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对卢作孚，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
船王包玉刚说，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包玉刚。
很多人熟知的卢作孚，是一个企业家，是中国的船王，他从经营一艘小客轮起家，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缔造了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可能许多不熟悉卢作孚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实业家，殊不知他一生当中，还做过许多值得称颂的“伟绩”：他从17岁参加辛亥革命，到59岁新中国成立后实现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终其一生实践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和开创乡村现代化建设之路。
2013年，是卢作孚诞辰120周年。在此之际，我们希望能以片段式的记录，让更多人记住这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实业家的一生，以此纪念先辈，教育后辈。
加入同盟会——探索革命救国之路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城（现重庆市合川区）北门外杨柳街。家世清贫的他，小学毕业即辍学。当时的中国，正备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满目疮痍。面对国难，年少的卢作孚胸中燃起了熊熊的爱国、救国的抱负，于1910年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以推翻清王朝和建立共和为己任的同盟会。
卢作孚加入同盟会，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在自幼就博览群书，最心动孙中山的著作。孙中山先生的民有、民治、民享理想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主张令他十分振奋和向往。他常常把学习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刊登在报刊上。这些文章引起了成都同盟会会员的注意，他们按图索骥，从写稿人留下的通讯地址找到卢作孚。他们惊讶的发现卢作孚竟是一位青葱少年，在他稚嫩的外表下潜藏着深邃的思想和远见卓识。在成都同盟会会员的引荐下，卢作孚加入同盟会，之后不久即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卢作孚四处活动，奔走呼号，与成都的广大群众一起投身这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卢作孚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利用《川报》发表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社论和专文，报道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消息。
创办通俗教育馆——探索教育救国之路
“一切政治改革，应自从教育入手，而以教育统治人心，为根本准则，并建议设专门机构延揽人才，谓事得人而举，无人才即不能发生力量……”这是卢作孚在江安中学任教期间，以卢思笔名给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写的一封万言书。在杨森支持下，卢作孚从此走上了开展民众教育运动，推动社会改革的道路。
1921年初，卢作孚应杨森邀请到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的教育科长。首先，在泸州的白塔寺创办通俗教育会，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众教育活动。其次，进行新教育试验，改编教材，废除旧的教育体制。期间，他常常与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肖楚女、恽代英等探讨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到一年时间，“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赞许声传遍整个四川。
1924年，卢作孚在杨森支持下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进行社会改革的第一个试验。通俗教育馆馆址设在成都少城公园内（现在的人民公园），在公园一角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周围，又脏又乱，到处都是走江湖、卖打药和唱猴戏的。卢作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建设。在卢作孚的组织下，通俗教育馆出现一月一变化，一周一变化，一天一变化的奇迹。在一天内改换新的桥梁，在一夜内换10个陈列馆的陈列品，在短短几天内堆起一座山，用10天建起一幢房屋。建成后的通俗教育馆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公共运动场、音乐演奏厅、动物园和游艺场。这里常举行科学、教育及社会改革的讲演会，举行中、西乐演奏会，到通俗教育馆参观的人最多的时候数以万计。通俗教育馆不仅是一个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中心，丰富了民众生活，帮助人们增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是卢作孚理想中的新的集团生活的一种模式，社会各阶层的人集中在这里，忘我地从事建设和为公众服务。卢作孚于1925年8月辞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成都通俗教育馆从1935年1月起改为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创办民生公司——探索实业救国之路
1925年是卢作孚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工作者，在这之后，他从一个纯粹的教育工作者成为一个同时兴办实业和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改革实践者。这一年，卢作孚开始创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实业救国之路。
卢作孚创办实业为什么首选航运业，这得从1914年的一段往事和1925年成都通俗教育馆遭到失败的情形说起。
1914年，卢作孚独自一人从重庆乘“蜀通”轮到上海，目睹长江航运的景象。令人愤慨的是，当时整个长江之上，看到的几乎都是悬挂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挪威、荷兰、瑞典等国国旗的轮船，而且船舱位分几等，不同舱位有不同的待遇，普通的中国乘客坐统舱，在船舱的最底层，人格、地位也属于最底下。卢作孚由此萌发实业救国理念，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1925年，在创办通俗教育馆后期，卢作孚就悟出“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使事业共沉浮”的道理，萌发兴办实业的想法。当时四川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没有铁路，没有好的公路，唯一通往省外的通道只有长江，因此，他提出了兴办航运的设想。
1925年8月，卢作孚从成都回到合川，广泛联络乡里士绅，进行公司的筹备。卢作孚到重庆调查发现，长江上游航运几乎完全由英国太古、怡和，日本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有20多艘却分属20几家公司，均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运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力撑持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尽管创办民生公司遭遇严峻挑战，卢作孚还是以创新的精神，制定了兴办航业的计划，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因此决定开辟嘉陵江上过去从未行驶过轮船的、从重庆到合川之间的短航。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通俗教育馆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决定着手为兴办实业和成立航运公司进行募集资金的工作，会议决定筹集股金2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由各个发起人负责，分头劝募。募股工作并不顺利，十几个发起人本身都没有钱，向老师、同学、朋友劝募，也只能几个人合起来凑成一股。尽管如此，卢作孚并不气馁，四处奔走，勉强募集了股额，随即在合川设立公司筹备处，任主任。筹备处成立后，除收集股金外，卢作孚到上海订造轮船和购买发电设备。
他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反复与上海各个造船厂研究近两个月，最后委托合兴造船厂制造载重70吨、长75英尺、宽14英尺、深5英尺、吃水较浅、马力较大、专做客运的小轮。小轮的造价需要3.5万元，而筹集的股金仅8000元。面对困境，卢作孚决定先付3000元给上海合兴造船厂为定金，另花5000元为合川电厂购买发电设备，以最快的速度在合川建立一座发电厂，使合川成为四川最早用电灯的县城。卢作孚回合川发现，由于川江航业萧条，一些华商轮船继续倒闭，已经认股的股东不愿缴纳股金。最后由卢作孚的老师，时任合川县视学（相当于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通过借贷教育基金解决最困难的资金问题。
1926年6月10日召开民生公司创立会，确定公司的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卢作孚担任总经理；公司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民生”来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业”表明民生公司不是一个单纯的经营航运的事业，而是一个以发展实业而救国为目的的综合性事业。1926年7月23日，民生公司第一只轮船“民生”轮从合川满载乘客到重庆，开始川江航运史上从未有过的定期客运航行。从这天开始，卢作孚就废除了中外轮船的买办制，实施现代的经理负责制。从1930年起，先后并购华商轮船公司，逐步形成最大的民族航运公司。在众多外国轮船公司针对民生公司的联合合围中，卢作孚以民族精神和优质服务，战胜并兼并主要的外国轮船公司，至抗战前，民生公司已成长江上游最大的轮船公司。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在抢运物资和人员方面及支前运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运送出川的部队和壮丁达270余万人，物资数十万吨。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长江延伸到中国沿海、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国和日本。到1949年，民生公司拥有江海船舶达148艘，员工9000余人，拥有多家造船厂、发电厂、码头、港口和仓库；涉及投资银行、保险、钢铁、机械、纺织、煤矿、水泥等60余项实业，“民生巨轮”巍然屹立于世人面前，向世界昭示中国的民族产业业已涉出积贫积弱的滩涂，正徐徐驶向欣欣向荣的彼岸。
北碚乡村建设——探索乡村现代化建设之路
上世纪20年代的四川，军阀割据，内战不绝。地处嘉陵江的北碚，辖区内山岭重叠，地势险要，兵痞盗匪趁机而动，沿江行劫，致使河运梗塞，商旅难行，交通困难，民众苦不堪言。
1927年以前的北碚，只是一个破烂的小乡场。几条小街杂乱无章、狭窄污秽。街道阴森黑暗，特别是狭窄的街心还横着一条臭水沟，满街臭气熏天。一下大雨，臭水沟堵塞，垃圾、污水四溢。更让人恶心的是，整个北碚没有一座正规厕所，只是在场口、街口和房屋背静处埋一口大缸，上面搁两块木板，前面围以篾席，就权当厕所。紧靠嘉陵江的街边，摆了几十口尿缸，而北碚一条主街因摆了9口大尿缸，人们就把这条街戏称为“九口缸街”。这些散布在市街的大大小小近百口尿缸，成了蚊蝇孳生、传播疾病之地。整个乡镇没有工厂、作坊，而庙宇、烟馆和赌场比比皆是。
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担任峡防局局长后，以建立安宁的社会秩序为第一步，为肃清匪患，卢作孚带头剿匪，在辖区内严禁烟、酒、嫖、赌。为提高民众的素质，创办峡区实用小学、北碚兼善中学、中国西部第一个科学院、创办消费合作社、嘉陵江日报社，修建图书馆、运动场，创办民众俱乐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众教育活动。成立嘉陵文化基金会，支持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创办北碚地方医院——一所看病不花钱的医院。修建北温泉公园、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西山坪植物园。精心设计规划，整顿北碚市容，以青岛的建设为蓝图，修建街心花园，种上从上海带回来的法国梧桐，使北碚有花园城市的雏形。这些“巢”的建立引来无数的“凤”，使抗战期间来北碚的科学团体和教育机关达18所之多，名人荟萃，北碚被誉为“小陪都”，这为今日北碚发展为著名文化教育高地人居环境奠定了基础。
在发展北碚城市、文化建设的同时发展地方经济，从1927年开始，卢作孚在峡防局内部成立一个工务股，先后办石印社、织布厂，使士兵掌握职业技能，逐步过渡为工人。同年8月，促成合川与江北两县与煤业有关的人士共同筹组了北川铁路公司，仅用一年时间，即完成了水岚垭至土地垭一段长8公里半的窄轨铁路，正式通车运煤，这是四川的第一条铁路，也为当时北碚经济发展打通了交通瓶颈。1930年9月，将工务股改组成三峡染织工厂，抗战后，与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厂合组为大明染织公司。1933年10月，卢作孚促使北川铁路与沿线五个较大煤厂合并成立天府煤矿公司，抗战后，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合组为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矿1944年自行制造三部火车头，开创了中国铁路机车制造先河。抗战期间，天府煤矿和三峡染织厂为军民提供了战时后方大部分的能源和被服供应。同时，还兴建了惠利火柴厂、富源水电厂、西山坪畜牧场、西山坪农场、利民水泥厂，创办北碚农村银行等，为北碚地区工农业及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乡村建设，人才是关键。彼时，卢作孚“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理念镌刻在北碚公共体育场东端的新营房两边，激励着北碚青年。峡防局先后招收中学程度的青年500多人受训，这些人成为北碚各类人员的主要来源，白天担任本职工作，晚上担负民众教育的责任。根据需要，卢作孚从各地寻求人才支持北碚的乡村建设。如法国人傅德利担任昆虫研究员，丹麦人守而慈担任北川铁路总工程师，曾留学国外的唐瑞五担任北川铁路总工程师等。卢作孚以身作则，冬季带头到嘉陵江边进行冷水浴，以培养青年坚强的意志，铸就健康的体格，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北碚，这个曾经被称为“歹徒的乐园”的地方，从1927年卢作孚开始建设起，三年即闻名全川，四年即闻名全国，抗战时期甚至闻名世界。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出版的中国地图上只标明有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北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乡村建设杰出代表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都到这里参观，都对它的建设赞叹不已。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人物传纪辞典》关于《卢作孚》的简传中，将彼时的北碚称为“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宜昌大撤退——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在卢作孚一生中，宜昌大撤退是最为夺目的壮举，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其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宜昌地处西陵峡口，城门就是长江三峡大门，码头就是川江入口，素有“川江咽喉”之称。彼时的宜昌，由于汉口沦陷后日寇正向长江上游进逼，拥塞3万以上从各地撤退来的人员和难民等待撤到重庆、四川去，人心恐慌，秩序混乱。房屋早已挤满，许多人露宿街头，遍街是人，遍地是行李。在宜昌沿江两岸，堆满9万吨以上从长江中、下游撤退的物资，绝大多数没有装箱，敞露地上听任风吹雨淋。几乎全中国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都集中在这里。全中国的文化界、知识界，全中国的文学、艺术、教育、学术、新闻、法律界精英……都交汇在这里。一旦损失，后果不堪设想，情况十万火急。
卢作孚从武汉飞赴宜昌，亲自指挥这场震惊中外的大撤退。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从刚刚升空的飞机上回头俯瞰，武汉三镇在火光爆炸中。飞行的时间很短，飞机便开始下降，刚穿破云层，卢作孚便看到长江边宜昌那大片荒滩……卢作孚所见，与一年半后英国敦刻尔克海滩景象几乎一模一样。卢作孚所面对的，与一年半后丘吉尔面对的也几乎一样。所不同的是：丘吉尔是内阁首相，能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能调动举国兵力民力运力，而卢作孚仅是一位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民营的民生公司总经理。
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2天，费时太长，这种时候必须尽量缩短航程，以争取尽量多运、快运。卢作孚根据1937年长江上游航运史上有名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的民生宝贵经验，将宜昌至重庆来回一共6天航程截为三段。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除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大件设备由宜昌直运重庆外，次要的、易装卸的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这样就节省一半时间。更次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待日后转运。还有的甚至只运进三峡、脱离危险区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充分利用了枯水期前后40天中水位，最大限度地增加运输能力。
“40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的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星废铁抛在地面了。”卢作孚在回忆1938年宜昌大撤退时曾如此说道。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将3万难民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学生、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公务员等后方急需的各类人才，来到大后方，他们成了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也正是宜昌大撤离，安全转移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器材、设备，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基础，为战时支持抗战和后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重庆和四川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在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在抢运物资和人员方面及支前运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共有16艘轮船被炸沉炸毁，69艘船被炸坏，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因伤致残。
后记：今天，当我们进入北碚公园，踏入公园中的园中园——作孚园，看到的是“北碚开拓者卢作孚”，看到的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看到的是梁漱溟、晏阳初题写的“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忘我忘家，绝对无私”，看到的是“民生公司的最后意义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不忘国家大难”等卢先生名言。
循着青苔和题词，我们仿佛看到了卢作孚的一生——1910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9年，在成都《川报》任编辑、记者、主笔和社长时，曾以犀利的笔锋而出名，当时成都的军阀和省议会争着以高新聘请他，他拒绝，却到川南泸州创办通俗教育会和试验新教育。1922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4年，四川督理兼摄民政杨森请他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拒绝，却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任馆长。1926年，驻扎万县的杨森留他担任月薪500元的市政佐办代行督办职务，他婉拒，却任月薪30元的民生公司总经理。1929年，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请他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婉拒，不得已就任，却在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争取民族航业的利益后辞职。1936年，刘湘请他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他拒绝，不得已就任，却为四川的工农业建设奠定基础后辞职。1937年，抗战前夕，国民政府请他担任交通部次长，他婉拒。1938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再次要他担任交通部次长，他慨然同意，在完成战时运输最艰巨、最紧张的任务后即辞职。1940年，当粮食危机威胁人民生活和抗战前途时，他毅然接受担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采用著名的运粮的“几何计划”，短短4个月筹办军粮600万市担，解决粮食危机后即辞职。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对任何违反公司纪律的人员，不管有什么背景，都亲笔下令开除，却将水手提拔为船长、茶房提拔为轮船经理。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家人坐民生公司的轮船，一律照章买票。令人费解的还有：只有小学学历的卢作孚，却自学成才，编著《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和《应用数题新解》。他的言论、著述被收集为《卢作孚文集》，成为当今人们宝贵的精神食粮和文化遗产。他在1914年-1924年先后到4所学校任教。1944年，作为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5名中国工商金融巨子之一，提出的主张获得与会各国代表一致通过。1949年5月到1950年2月，成功指挥滞留香港的18艘轮船回国，为发展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帝王将相将慢慢被人们遗忘，只有那些毕生为人民做实事，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有独立人格价值的人物，才能真正打动我们的心灵，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今天，当我们为三聚氰胺奶粉目瞪口呆的时候，当我们为无数死于矿难的工人痛心疾首的时候，当我们为无数新贵的挥金如土惊叹的时候，暮然回首，我们发现卢作孚先生作为一个重庆人，作为一个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实业家，他所留下的传统和操守是如此的珍贵，可以说是空谷足音。我们相信，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那一天，当我们回溯历史，一定会想起，在中国，有一个——卢作孚。（备注：该文2013年在《重庆日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