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金星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她的父亲金茂岳同志当时就是医院的著名医生。她继承父业，终身从医，在临床工作岗位上服务了数十年，退休前，是北京世纪坛医院副主任医师。2006年开始，金星历时8年，拜访了100多位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和200多位延安生活的亲历者，著作了《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一书，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揭开了尘封70多年的历史，展示了这个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式医院从建立到撤离的全景画面。
金星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
近日，金星在北京的家中受邀接受红船编辑部的采访，再次回忆起了那段特殊的延安岁月，并分享创作该书的心路历程。因为父亲的经历，成为一名“延安娃”是金星一辈子都感到自豪的事。虽然离开延安时只有五岁，对延安的记忆已经模糊，但回忆起在延安的日子，金星说，当时延安条件很艰苦，但延安却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干部、群众都是平等的，官兵一致，军民关系融洽，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生活是很快乐的。
生活艰苦的“延安娃”，在歌声中成长
“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呢？”金星的记忆中，延安窑洞里的老鼠特别大，大白天都敢在屋里窜来窜去，老鼠与人同吃同住，不仅偷吃粮食，还咬小孩。金星的手上，至今还留着被老鼠咬过的小牙印。
在延安，小孩儿出生以后如果妈妈有奶水可以哺乳，可真是幸福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很多妈妈生完孩子后面临着喂养的难题，牛奶、奶粉这类物资更是无法想象的奇缺。
“只能喂小米汤及洋芋糊糊，洋芋糊糊都是大人嚼碎以后再抹到小孩嘴上，没有什么卫生条件可讲，很多孩子都是这么喂出来的。但是小孩吃这个消化不良，所以很多孩子出生后身体很差。”
1941年，延安流行伤寒病，患者上吐下泻发高烧，很多孩子也被感染。如何救治？金星告诉红船编辑部，伤寒病，需要输液矫正脱水，需要抗菌素，可是当年在延安没有输液的装置，没有抗菌素，怎么办呢？日夜不停地喂白开水，一天喂够200勺开水，大约2000毫升，再补充米汤和流质食物，配合物理降温。“我的伤寒就是这么治好的。”金星说。
金星在延安故居前
对于这些“延安娃”来说，最好吃的食物或许就是烤馍馍片以及锅巴。每次食堂吃白面馍馍时，把馍馍切成片放在取暖用的炭火盆边上烤，烤出来焦焦的、香香的。金星介绍，食堂有时还会焖饭，小米在锅里差不多快熟时，把火撤掉，让米饭继续在锅里焖熟，等到彻底焖熟以后锅底就有了一层锅巴，掀开锅盖满院子飘香，把锅巴铲出来，掰成大小的块儿，这就是我们朝思夜想的“列宁饼干”。“小孩儿们闻见锅巴的香气，简直都馋的不行，一开饭就都到食堂去抢‘列宁饼干’，真的很好吃。”
除了吃，让“延安娃”们最开心的还有那每天唱不完的歌声。金星认为，当年虽然条件艰苦，但人们生活的都很快乐。“我对延安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到处都是歌声。开会前唱歌，出操唱歌，去开荒也唱歌，不管在哪都能听到歌声，我们小孩儿也都是在歌声当中长大的，寓教于乐，每一天都朝气蓬勃。”
“现在一些影视作品里，呈现的后方军民穿得整整齐齐，事实上，我们那会穿的都是破衣、旧衣。”金星告诉红船编辑部，当年在延安，都是供给制，大家集体生活，衣服都是一年或者两年才发一套单衣，三年发一套棉衣。在托儿所的孩子也发衣服，可是散养的孩子的衣服都得父母自己做，大都是把大人的旧衣服改给孩子穿。
“尤其是在冬天，好多孩子腰里头都系根绳子。那会儿不像现在有衬衣，有毛衣，有时候就穿个空膛棉袄，为了保暖腰上就会系根绳，绳子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布带子做的绳子，有的就是草绳。我妈妈手巧，给我做了一件小夹克，袖子短了再接一段。这件漂亮的衣服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是巨大的
金星的父亲金茂岳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1935年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还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7年，七七事变，他为了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辞去齐鲁医院的工作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1938年1月13日，他跟随红十字会23医疗队来到延安。
谈及父亲，金星坦言，虽然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但是他带给自己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父亲并不是像其他的知识青年一样是到延安参加革命的，1938年1月来到延安，是受红十字会派遣。1939年延安中央医院成立的时候，按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被借调到医院筹建妇产科的。”
延安中央医院刚成立的时候，条件极其简陋，大到医疗器械稀缺，小到连病人的便盆也没有，甚至连检查床、产床、手术床都是医生自己设计好，让木工师傅打造出来的。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延安中央医院，人人都积极乐观，医生、患者彼此间都会想尽各种办法克服困难。在如此条件下，金茂岳在延安期间顺利的接生了几千个孩子，产妇感染率比当年协和医院的感染率都低。无论是领导人、革命干部还是老百姓，在中央医院都得到同样的治疗和照顾。
金茂岳是个妇产科大夫，为了不耽误急诊，能更快地赶到产房，他特意从下面住的窑洞边上又挖了一条小路直通病房。1940年的新年，毛泽东同志为金茂岳题字“努力救人事业”。毛泽东同志向金茂岳说，“医生的工作是治病救人的事业，我们共产主义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总之，共产主义事业和医务工作都是救人的革命事业。”
“这番话就是鼓励我父亲要把自己的医疗卫生工作同中国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要树立革命的理想。我父亲也在这种思想的启发和教育下，后来脱离红十字会选择继续留在延安，尽自己所能全心全意的为延安军民的健康做贡献。”
金星父亲和孩子的合影
金星表示，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她从小一直认定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工作，长大了要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
“我是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的‘延安娃’，是延安的老百姓和共产党养育了我，所以我生来就肩负着共产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父母都希望我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长大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我是一个医生的孩子，长大后我也成为了一名医生。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都是勤勤恳恳地、认真负责任地为病人服务，享受着与病人沟通、交流的幸福。”
“父亲对临床工作的热爱，亦深深影响了我。”金星介绍，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宁夏，父亲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工作。“他在宁夏担任卫生厅副厅长时，每个星期都要到省人民医院去做手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他都六十多岁了。所以从我学医开始直到我退休，我也一直没有离开临床岗位。”
痛心医疗陋习和医患矛盾
“我父亲那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代，我们跟病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和谐的。”金星认为，尽管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很差，但医生都是尽心尽力为病人，不仅仅是在医疗上，在生活上也给予病人很多关怀，自然也得到病人的尊重。所以医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
当年，延安中央医院虽然条件极其困难，但实行的却是公费医疗，不管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住院、吃药、做手术一律公费。因此，军民之间、医患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互相之间真诚相待。在金星眼里，延安体现出来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是非常真实的。
当年的延安
对于现在医疗行业存在的陋习以及屡有曝出的医患矛盾，金星显得很是无奈。“有些医生有‘看人下菜碟’的陋习。但不仅仅是医疗行业是这样，现在各行各业都受到这个影响。比如利用职务之便去拉关系走后门儿，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腐败。”
退休前，金星最讨厌的一句话，是“金主任，请你多多关照一下某某某”。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金星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说这话真是多余，我对每个病人都一样，都会尽我的力量去关心、关注每一个病人。医生的眼里头只有重病人，轻病人，没有什么职位高低之分，也没有‘有用’‘没用’之分。”金星认为，病人给医生送红包，这都是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不放心，这种“花钱购买服务”的不良现象，并非病人情愿，只能加深医患矛盾。而医生一旦去接受患者所谓的“红包”，便已经丧失了医德和医道尊严。
“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很多，为什么医患关系却那么紧张？”在红船编辑部的镜头前，金星反问到。
沉默几秒后，金星说出了她心中的思考：改革开放以后，医疗卫生工作市场化，有很多因素不是医生跟患者关系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是政府在改革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事实上，医生、患者都是受害者，而且一害害了好几代人。
“我今年80岁了，现在都是以病人的身份去医院看病，三言两语就被打发了，让你觉得很冷漠，可是看看门外数不清的候诊病人，真是无奈。我的亲戚也曾跟我吐槽，去医院看一个小毛病，给你开上千块钱的药，有的药其实都没有吃的必要。到底谁病了？患者病了，医生也‘病’了，医院和社会同样‘病’了，我有时候想想很心疼，老百姓生活是都改善了，可是医疗卫生工作丢掉了同情心、人文关怀，没有了理解和帮助，利益和金钱腐蚀了人们的思想、人品和道德，我很痛心。”
为何创作《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
从2006年开始，金星花了8年的时间，逐一寻找，访问了300多个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父辈，收集了上千张老照片，联系了2000多个“延安娃”，聆听亲历者讲述的发生在中央医院的那些往事，并最终于2015年出版了《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一书。
“我在七十岁时动笔撰写《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一书，目的就是不想让这笔宝贵的社会财富随着窑洞的坍塌和老人们的逝去而销声匿迹，他们的精神和事迹应该得到传承和发扬。”
金星坦言，如今的延安，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当年的延安中央医院了。一提起延安，只知杨家岭与王家坪革命纪念地。金星认为，当年在延安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它独特的精神和事迹，不应该让它们就这样消失在年轻人的记忆中。
“我退休后心里开始想着要再做点什么，要把中央医院的这些历史讲述下去。”面对手里积累的诸多采访资料和采访笔记，金星最开始希望找一个科班写作的人，能够系统专业的将这些资料呈现出来。然而始终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索性，金星这名退休医生自己开始动笔。她将采访到的延安故事一个一个写了出来，并将这些故事依次分类，再根据类别不断地寻找历史资料。前后历时不到一年，这本书的内容丰富了起来。
“我为何要做这样一件事？我总是在想，现在和延安时期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终于想明白了，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一个人，一个民族都要有一种信仰，有了信仰才会有一种精神。”
金星认为，我党在延安时期创建的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永远不能忘记的革命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解救了全国劳苦大众，建立了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当一个人、一个民族把金钱当成心中的追求目标时，就会发生全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腐败，从而丧失一切的道德标准。现在我们的党和国家再次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次不是经济崩溃的边缘，而是丢失信仰的危机和金钱价值观至上带来的社会道德的缺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能是空话、套话，不能是写在街上的标语，你必须得知道什么是初心，什么是责任担当。”采访的最后，金星意味深长地如是说到。
撰文：周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