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上映的国产反法西斯电影《红樱桃》，讲述了二战期间，两个中国孩子在苏德战争中的故事。该片主角之一是以朱德元帅之女朱敏为人物原型，而另一个主角人物：专门送发阵亡通知书的“黑色信使”罗小蛮，其人物原型便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罗亦农惟一的孩子罗西北。新中国成立后，罗西北继承了父亲罗亦农的精神，成为新中国著名水电专家，为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发展鞠躬尽瘁。
近日，罗亦农孙女、罗西北之女罗渝受邀走进红船编辑部，与读者分享革命家庭的珍贵往事。
直到上初中，才开始了解爷爷
采访中，罗渝坦言，对于爷爷的了解，她与大部分人一样，很多也是来自于教科书以及网络。称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罗渝，总是打趣地说道：“连我父亲也仅仅是在两岁时见过我爷爷，更别提我对爷爷的了解。关于罗亦农的历史，我和你们了解的差不多。”
“父母其实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爷爷是干什么的。小时候填表需要填家庭出身的时候，母亲让我们填‘革命家庭’，我甚至还想不通，为什么别人家都是干部、工人、农民子弟。母亲便解释因为爷爷是职业革命者。但我们也不懂什么叫职业革命者，所以爷爷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去问，小孩嘛，一天天光顾着玩。”
直到上初中，罗渝才知道爷爷是一名烈士，但也仅此而已。对于爷爷，罗渝了解的印象是：满腹激情、精力充沛，善于学习，理论基础扎实。
1920年8月，罗亦农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今武汉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根拐杖，这是1921年罗亦农为行走不便的母亲亲手制作的。
“当时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分批选派革命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爷爷凭借突出的表现成为了首批入选的学生。临行前因为惦记他母亲，他从上海回到湘潭探亲，精挑细选砍了一根结实的茶木树枝制成拐杖，让他代替自己陪伴母亲以尽孝心。
回顾起爷爷的革命生涯，罗渝以一根拐杖的故事开始了接下来的话题。
1921年的冬天，罗亦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组织能力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他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并介绍刘少奇、肖劲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大革命风起云涌。中共中央急需大量能负责指导、独当一面的骨干回国工作。接到命令的罗亦农，立即踏上归途，投入火热的战斗。
1925年10月，罗亦农从广东北上，出席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李大钊专门找到了罗亦农。李大钊非常赏识这位从苏联学成归来、能力非凡的青年。他真诚地希望罗亦农能够留京，主持北方区委党校工作，并担任首任校长。罗亦农爽快地答应了。开学后的第二天，罗亦农就住进学校，与学员们共同学习生活。他的课，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又激情澎湃，很受学生欢迎。
罗渝
“这期间，他为党培养和输送早期的领导干部作出了大量工作。”罗渝介绍，罗亦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急切地希望把在苏联所学到的一切，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些青年党员。两个月后，罗亦农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上海区委书记。他结束了党校的工作，立即赶往上海赴任。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均未成功。但罗亦农没有气馁。在他的鼓舞和带动下，同志们的情绪再一次被点燃。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任总指挥，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
然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不久，罗亦农便被国民党“盯上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危机之中，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他的名字，从此登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死亡名单。
罗渝告诉红船编辑部，当时，为了抓捕罗亦农，国民党当局甚至悬赏五百大洋。1927年底，罗亦农不顾危险，再一次回到上海。由于叛徒的出卖，罗亦农不幸被捕。
言语间，罗渝眼前似乎浮现出了爷爷被捕壮烈牺牲的场景，泪水不自觉地涌上了眼眶。“周恩来等同志想了很多办法营救我爷爷，但是国民党当局连审问都不审问，为免夜长梦多，直接就将他枪决了。”
1928年4月21日，26岁的罗亦农慷慨就义。5月30日，中共中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专文《悼罗亦农同志》：“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
“回顾我爷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为中国的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领导的农民运动，他为什么改名叫‘亦农’呢？就是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帮助广大穷苦的农民兄弟。”罗渝说，但由于过去宣传的少，加上父母也很少提及，自己直到上初中，才开始了解爷爷。
罗亦农就义诗
父亲在苏联曾靠卖血为生，为生计加入苏联籍
罗亦农牺牲以后，其子罗西北便跟随外婆回到了四川老家。1938年3月，罗西北来到了延安。
关于这段经历，罗渝是这样介绍的：“爷爷牺牲后，周恩来同志托人在四川找到了父亲罗西北，将他送到了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最后又是周恩来同志亲自为父亲写了去延安的介绍信。”
在延安，罗西北努力地学习各种知识和革命的道理，并且密切关注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对于共产党和父亲罗亦农所做的事业，也开始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但父亲记事后第一次见到罗亦农的模样，却是在苏联。”罗渝称，1941年初，罗西北和其他烈士遗孤以及领导人的孩子被一同送往苏联学习。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罗西北从挂在墙上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照片中，见到了父亲的模样，但自己却没有机会叫他一声爸爸，这也成了罗西北一生的遗憾。
很快，苏德战争爆发，各种生活品开始出现短缺，起初国际儿童院基本不用为吃穿发愁。他们白天到外边上学，吃饭和睡觉都在儿童院内。儿童院组织他们劳动、学习，要求每人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如木工、钳工等。此时，罗西北已经对无线电产生了特殊的爱好，干木工活儿时，不时偷着做个矿石收音机的外壳或者耳机之类。
“但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后来朱德女儿朱敏也被抓进了集中营。我父亲比朱敏大两岁左右，他们那些男孩子没有被捕。但后来学校也供不起这么多学生，就让他们到社会上自谋生路去了。”
说是自谋生路，其实也就是流落街头。为了维持生活，罗西北利用自己所学的技术，帮人修理无线电、挨家挨户送前线战士阵亡通知书，最艰难时，甚至卖血维持生活。
在此期间，罗西北加入了苏联国籍。这又是为何呢？罗渝介绍：“当时有个区委书记，建议他们加入苏联籍，可以解决吃饭、住宿等问题，一天至少能吃上一顿饭。”为了在战乱中的苏联生存下去，罗西北不得已加入了苏联籍。然而，这却为他若干年后遭遇到的险境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很多亲历者都不愿意重提这段悲惨的经历。当年《红樱桃》上映时，我和很多亲历者以及后代都去看了，朱敏也去了。现场所有人都哭了。”
执行地下工作时，父亲险遭暗杀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不久，罗西北被秘密安排来到莫斯科。在那里，他被带到苏联国家安全部，一位将军接见了他，同他讲述了中国东北抗日战场的形势，并问他是否愿意为解放东北参加谍报工作。听到是打日本鬼子，罗西北立刻同意了。
“事后才清楚，这项任务原本是在毛岸英、刘少奇之子刘允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和我父亲罗西北四人中挑选。当时，毛岸英被送回了延安，候选人就剩下三个。我父亲因为学习成绩最出色、懂得无线电知识，以及牺牲的父亲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缘故而被选中。”
随后，罗西北在苏联的赤塔接受了无线电发报的专门培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达到了发报员水平。在当地迎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罗西北带着苏联谍报员的身份，于1945年10月来到齐齐哈尔，与国民党收编当地土匪组成的光复军进行斗争，并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发回共产党。
此后，罗西北又乔装“阔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结交国民党官员和富商子弟，借此为共产党收集情报。这也险些招致“暗杀”之祸。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看他总是和国民党高官来往，都密谋着要暗杀他，直到他完成任务，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学生党支部会上时，大家才恍然醒悟。”
罗渝父亲罗西北
二度留苏，父亲决心建设国家水电事业
1948年2月，罗西北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同年5月转为正式党员。1948年4月初，包括罗西北在内的21个青年，再一次踏上了前往苏联学习的路。
“事实上，他们出发之前，组织上找他们谈话提到，把你们送出去学习，不学政治斗争，现在我们的国家马上就要解放了，目的是要把你们培养成建设国家的人才。你们学经济、学技术。”
到苏联后，21人中的绝大多数留在伊万诺沃学习俄语，罗西北的俄语已经过关，就直接到莫斯科考大学。他决心为祖国的电气化事业作出贡献，考取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水能利用专业。
学成回国后，1955年底，水电总局为了发展水力发电这一当时还是新兴的产业，进行了一次战略性的布置，在全国成立八大勘测设计院，罗西北被任命为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参加组建该院。那年，他只有28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上任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水电建设事业上。几乎每个夜晚他都是12点左右才匆匆从办公室回到简陋的家中。比起那些年长的工程技术人员，他显得太年轻了，缺乏工作经验，技术知识水平不足。
“我父亲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完全按照党的指示去工作的，完完全全服从国家的需要，没有任何个人私利，鞠躬尽瘁，是那种真正的共产党员。”
罗西北三次全程考察金沙江，四次考察澜沧江，七赴贵州研究开发乌江。从青海至宁夏1023公里的黄河上游，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作为一名烈士遗孤，几十年来，罗西北和他的家人尝尽了水电人的艰辛。和参加水电建设的所有人一样，他常常拖家带口，驻扎在荒郊野外河滩峡谷，罗渝也跟着父亲在水电工地上长大。
罗西北与女儿罗渝（左一）、罗蓉在一起
在罗渝眼中，父亲对待工作竭尽全力。“很多领导退休以后，都会有人说二话，但在他身上，没有听到过任何一点二话。”曾有一名报社的高级记者，花了十年的时间去追踪罗西北的工作生活。这名记者后来和罗渝聊起此事时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在你父亲身上花十年时间吗？因为他真真正正地是一位既朴实又有真本事的领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朴实、鞠躬尽瘁的人，在十年动乱中，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因苏联经历，文革中惨遭迫害
十年动乱时期，水电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罗西北正在以总工程师的身份领导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头两年，他无论是道德品质还是工作业绩都让造反派无懈可击。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父亲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成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领导干部。”罗渝说到。
可是，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成了“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之后，他被勒令去打煤砖、挖臭水沟，甚至被支使去打扫女厕所以羞辱他的人格。
“我记得那是我13岁的时候，有一天一大群人来到我们家抄家，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父亲也被他们带走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太能见到他了，他被下放住牛棚去了。”罗渝至今仍记得，父亲在牛棚住了五年零八个月。
起初，家人不允许和罗西北见面，一两年后，家人得以被允许逢年过节时送点东西过去。为此，罗渝母亲几乎将日历本上所有能算得上节日的日子都标记了起来：“斯大林诞辰日、列宁逝世日、毛泽东诞辰等等，凡是和节日搭边的全标记了，我们就趁着这些日子给父亲送点东西过去。”
在下放到牛棚期间，罗西北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诸如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每一次发报的电报内容。达不到目的，专案组的人便反复地折磨和摧残他。就这样，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他的罪名是苏修特务，最后还给他弄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罗渝介绍，在牛棚期间，一次父亲上厕所，没有手纸，便撕了一张报纸，不料这张报纸上有毛泽东和林彪的图片，两个学生看见后立即跑去“告发”，父亲当下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当时，罗渝正在刘家峡职工子弟学校就读，罗西北被“告发”后，学校立马组织大会，表扬了两名“告发”的学生，批斗“现行反革命”罗西北。
眼见自己的父亲从“苏修特务”又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罗渝脑海一片空白。倔强的她不肯在大会上一起喊口号批斗自己的父亲，为此，还被老师叫出去做思想教育工作。
罗渝至今记得，当年的批斗大会，母亲被拉上台时，义正言辞地说道“我们不愿意做反革命子女和家属，所以我们要替他翻案，他本来就不是坏人。”
罗西北
不能躺在功劳簿，要防范脱离现实去宣传先烈
对于自己革命后代、烈士子女的身份，罗渝认为，不能躺在先辈的功劳簿上，依靠他们的光环去给自己谋利益：“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能给他们丢脸。父辈的功劳跟我们子女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用行动来说话是首要的。不管你是‘红二代’还是‘红三代’，做不出成绩来，一样是没人认可的。”
不得不提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相当一部分先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正慢慢地从年轻人的记忆中淡出。不过，罗渝并不担心先辈们的事迹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她认为，老一辈共产党人，他们以振兴民族为己任，以复兴中华为信仰。他们为此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来自己是否会被铭记。作为他们的后代，能够牢牢记住他们的光辉事迹，继承他们的精神，便已然问心无愧。
“如果他们的事迹可以不断地激励别人，在社会上起到一个好的宣传效果，自然会有相关部门考虑如何去加大宣传力度。我们作为革命后代，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先辈们的付出。至于红色基因的传承，我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以革命斗争为主了，更应该将红色基因根植在对美好生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上，把它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一个目标。”
另一方面，尽管2021年全民掀起了学党史热潮，但在互联网上，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只是顺应网络热潮，似乎并不理解革命历史背后的意义。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更深层次的理解革命先烈、革命历史带给我们的意义呢？罗渝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党的初心不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吗？其实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把全民素质提高，这就是最实用、最有效的办法。空泛的内容打动不了人，尤其是打动不了年轻人。我们的宣传是为了打动群众，那如果打动不了群众，宣传的意义又在哪呢？所以宣传更应该做点实际的事。太虚无的东西只会让相信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共产党做的工作也好，做的教育也好，我觉得更要务实一点。现在少数人申请入党，并不是因为他具备‘好事往后放，坏事往前冲’的公仆思想，只是为了‘做官’，为此不惜丢掉人格。”
罗渝认为，老一辈革命家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和坚持，在任何时期对年轻人都是正面的激励，但要防范脱离现实去宣传：“不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一点反面意见都不能提出，这是不对的。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一些真实声音的存在。”
撰文：周晓宇
视觉：王学民
统筹：王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