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刘金轩（1908-1984），曾任第十九军首任军长兼陕南军区司令员、陕西军区司令员、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第六十四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其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近日，在刘金轩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刘金轩之女刘顺宁、女婿李田海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刘顺宁和李田海说，“父亲对我们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公家的东西哪怕一根针都不能要”、“长征中，一块西瓜皮曾救了父亲一条命”。
“长征中，一块西瓜皮曾救了父亲一条命”
开国中将刘金轩之女刘顺宁（右）、女婿李田海（左）（摄影/王学民）
近日，开国中将刘金轩之女刘顺宁在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时表示，她是刘将军的第六个孩子。“我们家一共有七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都是女孩，老五是男孩，我是老六，也是最小的女儿，我下面还有个弟弟，就是老七”。
据了解，他们兄弟姐妹们的名字是按地名来排的。刘顺宁介绍称，“我父亲打仗，走到哪儿生的，就以当地的地名来取名”。
“我大姐叫沁生，因为他生在山西沁县；二姐叫郧荣，当时是在湖北郧阳出生的；三姐叫安荣，是因为在西安；四姐叫苏英，因为在江苏；哥哥叫南宁，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我和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旅顺64军当军长，所以我叫顺宁，弟弟叫东宁”。
1959年离开旅顺时，全家在旧居前合影（此居已成影视拍摄场地），从大到小：大女儿沁生，二女儿郧荣，三女儿安荣，四女儿苏英，长子南宁，小女儿顺宁，次子东宁（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刘顺宁说，“我应该是从小就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从旅大（后称大连）离开以后，父亲就调到北京任铁道兵副司令，全家也就一块搬到了北京。一直生活到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下乡了，我那时候才离开了父亲。”
“当时我就在北京近郊那儿插队待了一年多，然后便一直同父亲生活在一起，直到他1984年去世。所以就陪伴父亲生活的时间来说，我是兄弟姐妹中最久的。”
在刘顺宁的印象里，父亲是很严厉的，是说一不二的。而令她印象最深的，便是周末孩子们回来想睡个懒觉，但父亲却绝对不允许，并要求孩子们早上7点之前全都得下楼吃饭。
“那时候我们都想睡懒觉，父亲就非常生气，就跑楼上去把我们的房门全给敲开，把我们拽下楼，命令我们以后绝对不准睡懒觉。所以我们也都习惯了，一到时间我们就都会下去吃饭，在这方面他是非常严厉的”。
“绝对是不能浪费粮食的，就算一粒米掉到桌上也得捡起来吃。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吃西瓜，七个孩子在一块，一到分西瓜的时候，大家都凑上来，尤其岁数小的就特想多吃一块，所以刚啃两口就扔了赶紧再拿下一块”。
刘顺宁说，“父亲看了就特别不高兴，他说他在长征当中，一块西瓜皮曾救了他一条命。长征中过草地，什么吃的都没有，野菜、野草全都吃光了，还有马匪不断的侵袭，所以他们的条件非常艰苦。”
“又因为草地很长，走出来得一个多星期，到后几天已经一点吃的都没有了，等他快走到头还差一两天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有一两块西瓜皮，是马匪掉在地上的，当时西瓜皮都已经很蔫了，但他还是赶紧捡起来吃了，所以这个西瓜皮等于是救了他一条命”。
“他那次说完以后，对我们的感触特深，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吃西瓜也就特别注意，从来不会吃几口就扔掉了”，刘顺宁说。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他希望我们好好学习，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做一个好学生。他跟我们讲，他年轻的时候想上学也上不了学，因为家里非常穷。我父亲从小就没上过学，在他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爷爷就靠挑担子维持生计”。
1982年全家福（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父亲说公家的东西哪怕一根针都不能要”
父亲与我（供图/刘顺宁）
刘顺宁说，“父亲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会出‘饿不死’的主意，一个是爱‘侃大山’。‘饿不死’的主意是在他小的时候，爷爷经常出去挑担子，他得自己生存，所以他就下河抓小鱼等等，有很多求生存的绝技，他小时候就有了这么个外号”。
“‘侃大山’是他在战争当中，特别注重和战士、和百姓聊天，来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在战争中，需要了解当地的情况。另外，他和战士们一块聊天，也能了解战士们的想法，跟他们交换意见。”刘顺宁还称，直到解放以后，父亲还保持着“侃大山”的习惯。
据刘顺宁讲述，父亲退休以后，有一次带我们去公园，在公园里便和一位老人聊起了天。父亲了解到这个老人的孩子要结婚，因为办婚礼需要花费很多，老人觉得特别吃力。
“父亲当时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以他就在政协开会的时候写了这么一个提案，就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应该大操大办，要节俭办婚礼，要不然后人民群众是有怨言的，当时还得到了很多委员的赞同”。
“父亲告诉我们要艰苦朴素，这点对我们来说都是言传身教的。你像他穿的那个袜子、衣服，都是打了补丁的。他在这方面对我们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我们也不去追时髦，那些都不讲究的”。
刘顺宁说，“再有，父亲告诉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做人，这一点特别重要。他给我们这些孩子找对象也都是坚持这么一个条件：只要这个人老实，以老实为第一要素，其他都排在后面了”。
“父亲还对我们说，掉在地上的一根针都不能捡。公家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你掉在地上，哪怕一根针你都不能要，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所以到现在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要相信组织”。
刘顺宁说，“我觉得父亲有这么几个方面值得年轻人学习：一个是热爱学习，学习是特别重要的；再有就是艰苦朴素，就是那个西瓜皮救了父亲一条命的故事；再有就是父亲那种坚强的意志，这些都让我们受益终生”。
“父亲带着一挺机关枪投奔了红军”
1982年父母合影（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刘顺宁称，父亲原名刘发宏，1908年9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祁阳县文明铺乡尚志塘村。“父亲小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虽然有一个婶婶关照着他，但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一直到了10多岁的时候，族上的一位长者说，发宏这个孩子很聪明，咱们这里太穷了，他要是不学点东西，以后会受人欺负。所以再穷再苦，也得想办法让他上点学。所以就这样，爷爷给他在当地找了一个私塾，一个老先生教了他一年”。
“虽然就一年多，但父亲特别爱学习，特别珍惜学习的时间。后来要学写字了，可家里穷买不起书和本，怎么办呢？我们老家祁阳那边的土是红色的，不像北方的土有点粘性，所以他就用水浇土，当‘泥书’似的就在上面写字”。
“写完了以后再浇点水，又把原来的字盖上，就那么一点点的练。每次都是这样练，就这样学了一年多，后来实在是交不起学费了，就辍学了。这一年多的学习期间，我父亲受益很大”。
1926年6月，北伐军入湘。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祁阳县文明铺招兵。刘顺宁称，“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看见他们贴的那些标语，父亲就想一定要出去，就报名参加了唐生智的部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刘金轩入唐生智部后，先在新兵连训练。不过，刘金轩在新兵连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也学到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学会了射击、刺杀、投弹等军事技术，其中射击技术最好，出枪快、打得准。
新兵训练结束后，分到连里，长官见他长得高大、射击技术好，就让他当了机枪手。不久被提升为班长、副排长，后来又被分配到第五十师教导团第二连任副连长，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的一些传闻，不时传进刘金轩的耳朵，并引起他的关注。
1930年秋，第五十师到江西“剿共”。早就听说南昌起义军后来改编为红军的刘金轩，进入江西后，对红军的了解就更多也更具体了，不仅看到红军到处张贴、粉刷的标语，还常听到一些被红军释放回来的士兵悄悄讲“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骂士兵弟兄”、“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专门打军阀土豪劣绅”。于是，刘金轩开始对国民党军官散布的谣言产生怀疑。
所见所闻，使他逐步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解放天下穷苦大众的队伍，加入红军才是他要走的路。有了这种念头，他更思索着投奔红军的办法。
正在这时，国民党军发动了对中央和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主力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12月30日，红军在龙冈地区一举歼灭第十八师，活捉了师长张辉瓒，紧接着掉过头来直取谭道源师。
刘金轩一见机会来了，在东韶一带与红军一接触，便果断地拖了一挺机枪“过来了”，从此走上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漫长征程。刘顺宁称，“父亲当时一听说对面是红军，就马上带着一挺机关枪投奔过去了，当时就投奔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一直跟着彭德怀”。
自从成了红军战士后，刘金轩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大家的好评。1933年5月，刘金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刘金轩当上了红三军团第五军一师三团排长、连长，第五师十四团营长。
1935年10月，刘金轩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东征，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留守陕甘苏区，负责保卫陕甘苏区的安全，刘金轩任后方办事处第五战区司令员。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
同年12月，刘金轩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参谋长。刘金轩协助师长徐深吉、政委桂干生参加了援西军的全过程。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刘金轩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参谋长。
1940年5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和晋冀边游击纵队第一、第三团及保安第六团合编为晋冀豫军区新编第十旅，下辖三个团，刘金轩调任新十旅二十八团团长。6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晋冀豫军区，成立太行军区，由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兼军区机关，下辖五个军分区。
1941年9月，太行军区成立第六军分区，刘金轩调任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1944年8月，刘金轩调任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先后与刘聚奎、王敬林两任政委一起，组织军分区部队对日伪军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开国中将刘金轩女婿李田海告诉红船编辑部，“老岳父对他自己的这些经历从来都不说，他不愿意跟人家说，为什么呢？他觉得这是在宣传自己，他说他们这些人能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因为他的战友死了很多”。
“老岳父说，过湘江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他们这些活着的人就多做工作，为这些死难的烈士们多做一些工作。他就不想再去讲他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父亲留下遗嘱称要把骨灰撒回湘江，和战友们在一起”
1984年，妈妈率部分子女赴湖南老家将父亲骨灰撒到湘江（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李田海说，“岳父负过好些次伤，身上有9个伤疤。其中我知道的，他肩上有一个伤疤，离心脏也不远。那个伤疤是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中的弹，子弹一直是在他身体里头，直到他去世那个子弹也还在”。
刘顺宁说，“一到夏天我们就能看到父亲的伤疤，身上都是坑坑洼洼的。因为天气热，他穿着裤衩背心，伤疤都露出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他的那些伤疤，就问这是什么时候的，怎么回事”。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刘金轩率第28团在正太铁路阳泉，寿阳之间向日军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于8月23日收复了平定狼峪车站，并截断了赛鱼至寿阳芹泉段的铁路。
接着，他们在昔阳县沾尚镇附近抗击日军进攻，日军带队的头目是清水亦石大佐。他被八路军打得懵头转向，躲在马棚里，弄了—身马粪狼狈逃脱。刘金轩得知后开心地说：“我看清水大佐当个马夫挺合适”。
但是，日军不甘受挫，急忙调兵增援。刘金轩立即部署兵力在沾尚附近的松塔地带设伏，重创日军先头部队。当晚，战斗停息了，刘金轩对警卫参谋说：“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敌人的动向，切不能疏忽大意”。
然后，全团开始休息。谁知到凌晨2点，突然响起一声枪响，刘金轩赶紧起来，问警卫参谋：“怎么回事？”警卫员说：“不要紧，是枪走火。”果然接着就恢复了平静。没隔多久，刘金轩又听见远处再次响起枪声，睡不下去了。
他立即带人爬到附近的山上，举起望远镜一看，临近的几个山包上隐约都是日军的太阳旗，警卫人员说：“赶紧下山撤退！”刘金轩坚持不让，就在他再次举起望远镜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胳膊，鲜血如注。
这颗子弹是个炸子，击中他后没在他身上炸开，又穿过他的身体，又射到站在他身后警卫员的胳膊上，才炸开，并将警卫员的胳膊炸断。其他人赶紧将刘金轩等人搀扶下山撤退。由于警卫参谋的疏忽，造成敌人围攻，部队伤亡，警卫参谋深感内疚。
为此，他坚决要求带领一个连，掩护大部队撤退。当刘金轩带伤与大部队刚撤离阵地，日军就已全部包围了八路军的阵地，最后，警卫参谋和那个连全部阵亡。
李田海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岳父老给我们讲的湘江战役。他说，当时他旁边的战友，不断地倒下，在湘江战役中都被打死了。岳父的骨灰也撒在了湘江里，岳父说他要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
刘顺宁说，“父亲看到他旁边的战友全都倒在湘江里，湘江的水都成了红色，所以他一提起这个事他就非常的伤心。这也是他为什么在死的时候留下遗嘱，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回湘江，他是要和他的战友在一起，也是要回他的老家”。
李田海说，“湘江战役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我们纪念岳父110周年诞辰的时候，还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去看了看”、“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讲的就是那里的故事。当时中央红军和其他的部队已经过完湘江，三十四师最后就过不去了，被包围在那，一个师全都牺牲了”。
最后，部队弹尽粮绝，师长陈树湘伤重被俘。在被敌人押往道县保安司令部的途中，陈树湘愤然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慷慨就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年仅29岁。
人物资料——开国中将刘金轩
父亲授衔时照（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刘发宏。1908年9月18日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文明铺乡尚志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起给地主家放牛。迫于生计，1926年夏到湘军唐生智部第50师当兵。
1930年12月带一挺机枪逃离“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3军团任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历次作战，身先士卒，舍生忘死，骁勇顽强，多次负伤。
到陕北后，任红28军第1团团长，到任刚7天，在攻打榆林西南波罗堡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右腿被子弹击中。1936年5月伤愈后，任保安特区司令员，担负保卫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任务。12月任红31军第91师参谋长。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29师教导团训练科科长、第769团参谋长、晋冀游击支队第1团参谋长、第二十八团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起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和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太行、太岳区反“扫荡”等作战。
1943年8月，灵活指挥部队以一部兵力隐蔽行动，直插国民党军阎锡山部4个团腹地，偷袭其指挥机关和炮兵阵地，断其退路，然后指挥主力以突然动作出击，与兄弟部队对阎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激战两昼夜，歼阎军近两个团，沉重打击了阎军配合日军大举进犯浮山第三军分区的嚣张气焰。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独立旅旅长、第24旅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12旅旅长，率部先后参加上党、吕梁、晋南等战役。1947年6月，当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率部在陈（赓）谢（富治）集团编成内南渡黄河，开辟新战场。
之后，率部深入敌占区，在鄂豫陕川边孤军作战，先后牵制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陕北、中原地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1948年以后，任豫陕鄂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19军军长。率部参加豫西、襄樊等战役。接着，配合第一野战军和准备入川的第18兵团作战，全力歼灭陕南地区国民党军顽部。
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川北、陕南地区剿匪作战。1952年7月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1954年底任第64军军长。1959年11月任铁道兵副司令员，主管铁道兵院校和部队训练工作。
1975年以后任铁道兵顾问和纪委副书记等职。是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12月按大军区正职待遇离职休养。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4月27日在北京逝世。
撰文：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