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
周秉德，周恩来总理侄女，沈钧儒孙媳。1949年6月，周秉德来到北京，12岁的她开始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生活，直到15年后，27岁的她与沈钧儒长孙沈人骅结婚，才离开了西花厅。周秉德与伯母邓颖超，相处了43年。近日，红船融媒编辑部专访了周秉德，听她讲述了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六年级知道有个伯伯是“共产党的大领导”
周秉德介绍，我12岁小学毕业，在整个小学期间，从6岁到12岁，我都是随着父母在天津生活和学习。之所以到天津，是因为父亲要照顾他的婶母，所以我们从哈尔滨搬到了天津，我是1937年在哈尔滨出生的。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31日，北京解放。“我们是看着天津解放的，解放军戴着皮帽、穿着皮衣，在沿街搜寻。当时，我们特别高兴，报纸上也登了解放军进城的消息。”
当时，家里有些父亲的朋友也都来议论，挺高兴共产党解放了天津。父亲的那些朋友说：你看，你家大爷来了，他是你父亲的亲哥哥，他是共产党的大领导，报纸上都登着他的照片呢。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父亲还有个哥哥，我还有个大爷，叫周恩来。那个时候，我正好是上小学六年级，1949年6月初，我小学毕了业。
周秉德介绍，1949年3月，父亲周恩寿和母亲王士琴去了北京，见到了他们的兄嫂。后来，伯父和伯母也知道了一些家里的情况：家里孩子多，条件不大好。为了不给国家增添负担，伯父伯母决定替父母来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孩子。
“当时，我的年纪还算是大一点，可以离开父母。所以，就这样，我小学毕业就被父亲带到了北京，开始在北京和伯父、伯母一起生活，在北京上了中学。”周秉德说。
▲周秉德与周恩来总理
小学毕业来到北京，初见“大爷”“大娘”
周秉德介绍，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1949年的6月底，当时我小学刚刚毕业。当时，父亲在北京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就把我也带来了北京。来了以后，父亲就带我到了中南海的丰泽园，在那里我也见到了伯父和伯母。
周秉德说：我第一次见到伯父，叫他大爷。我说：大爷好。伯父也回答说：好好好。我看看，你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后来他说都有点像。因为当年年初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曾一起来过北京，和伯父见过面。
伯父对我说：你知道毛泽东同志住在隔壁吧？我说：知道。伯父说：他经常是晚上办公，所以白天要休息，你白天一定不能吵。伯父还告诉我：你伯母现在不在北京，她去上海了。等她回来，你再跟她见面。
▲西花厅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伯父就是这样给我嘱咐了一下。就这样，我开始了和伯父伯母一起的生活。
在那里，我还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女儿李讷，后来，还认识了从苏联回来的李敏。当时，还有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总是在一块玩。
到丰泽园的时候，一开始伯父并没有在家。我们到的时候，是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接待了我们。我住在给伯父放书的一个小屋子里，一进门有两个房间，我这边是伯父放书的，加个小床，我就住在这边。另一边，是伯父的两位秘书，杨超、罗迭夫妇住。
周秉德介绍，我住的地方，有些书架子，有些油彩版画，也有一些《小二黑结婚》等解放区的书。我原来在天津生活，并没有见过这些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就在那看一些这样的书。
卫士长叔叔也专门告诉我，我住的院子旁边，是毛泽东同志的住所。白天不要吵闹，因为毛泽东同志白天是要休息的，他习惯在晚上工作。所以不能闹，不要大声说话，叔叔告诉我，毛泽东同志的女儿也在这个院子里，你们可以一块玩。
所以，我们四五个小姑娘，当时都是十来岁，就这么经常在一起玩。
▲1952年夏，伯母邓颖超与周秉德在北海少年宫合影
温馨的“误会”：我把“七妈”叫了多年“亲妈”
周秉德介绍，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最初没有见到伯母，是因为她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先生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在伯母的陪同下乘专列抵达前门火车站。我随同大人们到火车站，第一次见到了伯母邓颖超。
伯母看到我，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这是秉德吧？我听见伯母的问话，马上回答：是，我是周秉德，大娘好。我叫她大娘，是因为天津人都管伯母叫大娘、大妈。伯母听到我这么称呼她，便说：你就叫我七妈吧。
但是呢，她说的“七妈”的“七”，跟“亲爱”的“亲”有点靠音，所以，我就听成了是“亲妈”，也就一直叫“七妈”为“亲妈”。
周秉德介绍，一直到过了几年的时间，我到外地去工作，有时候会给她写信，就写亲妈怎么怎么着的，她说：你叫我亲妈当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亲妈怎么办呢？她告诉我：我之所以让你叫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在大排行里是排老七，所以你可以叫我七妈。
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叫了好几年的“亲妈”后，我才知道，其实是“七妈”。
共产党不像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秉德介绍，和伯父伯母相处的这十几年，她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伯父曾对她说过的一番话——
“咱们共产党的领导，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你只是全国人民的一份子，不能有特殊。咱们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奋斗的，不是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不行的。”
“伯父还说：咱们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牺牲了太多太多的烈士。有多少烈士的流血牺牲，才有了新中国。所以，我们要向烈士们学习，向他们致敬，要缅怀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烈士们。”
周秉德介绍，伯父十分关心烈士后代的成长。特别是叶挺将军的二女儿叶剑眉，因为伯父和叶挺同志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认识，在新四军时期也曾一起和蒋介石谈判。加上叶挺同志牺牲的也很早，所以伯父十分关心叶家的后代。
不论是在延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包括伯父在内的很多的老同志都非常关心烈士后代。伯父有时候还会把一些烈士的后代请到家里来，见个面，吃个饭。其中，也包括了叶挺将军的二女儿叶剑眉。
周秉德说：“叶剑眉跟我年龄相仿，我们俩都在师大女附中读书。在女中的时候，她跟我是同学，比我低一班。平时我们住校，等到了周末的时候，我回家，叶剑眉也跟我一块回到西花厅。”
▲周秉德姐弟看望伯母邓颖超
▲周秉德姐弟重回西花厅
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共同回忆伯父11条“家规”
周秉德介绍，我的伯父周恩来亲兄弟有三个。伯父周恩来是老大，二伯父叫周恩溥，我的父亲周恩寿是老三。
二伯父有一个儿子叫周荣庆，是我的哥哥。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三男三女，我是老大，老二周秉均，老三周秉宜（女），老四周秉华，老五周秉和，老六周秉建（女）。
周秉德说：“伯父和伯母平常对我们的要求挺多的，我们就根据平常伯父和伯母对我们的要求，就列了十来条。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也都签了字，都遵照这个执行。”
据了解，周秉德等六兄妹，在中南海跟周恩来总理长期一起生活，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承担了父母的责任。2003年10月，6人集体回忆出周恩来总理对他们的要求，并共同签字，盖章留存。
此前，红船融媒编辑部在江苏淮安组织红色之旅的时候，曾和老一辈革命家和开国元勋后人共同前往周恩来故居参观。当时，笔者在故居便见到了这份由周秉德等六兄妹签字手书的文稿，内容是——《忆伯父、伯母多年对我们的教育与要求》，共有十一条。
忆伯父、伯母多年对我们的教育与要求
我们从小在伯父、伯母身边长大、成人，几十年来，两位长辈对我们生活上的关怀、思想上的启迪、品格上的培养，以及作风的锤炼，都付出了大量的关爱与心血，视如己出，使我们感到亲切、温暖，也促使我们不断地努力、上进与自强，处处以他们为榜样，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辜负他们对我们的培养与教育。
伯父、伯母对我们的教育与要求，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随时随地而为，并没有集中起来订出若干条家规，现将这些教育与要求回忆归纳如下：
一、在外面不要讲与他们的亲属关系，“要做个普通学生、普通劳动者”。
二、“不能因为伯父是国家总理，你们就有任何特权思想，更不能要求特殊照顾，这是我们共产党与其它政党的不同所在。”“无论上学、工作和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努力，要自我奋斗，革命要靠自己。”注意培养我们的自立能力，防止产生对家庭的依赖思想。公家的汽车不能接孩子。
三、要充分认识我们的封建没落官僚家庭的思想观念，对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在思想上潜移默化的影响，要随时随地主动改造自己，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思想上要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我带领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
四、要求我们选择学业和工作，都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国家需要为标准。教育我们尽量到基层、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五、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刻苦工作，不能讲吃讲喝，更不能追名逐利。他们常说：当年我们干革命，随时准备牺牲，从未想到过取得政权后当什么官。想起几十年来牺牲的那么多战友与同志，我们是幸存者，还有什么权力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呢？
六、不能在伯父、母这里解决家庭以外的任何问题，不要替人带信，更不能替人告状。我们不该看的不要看，伯伯的办公室，不可随便进，我们不该听的不要听，有人来谈工作，孩子们一律回避。
七、中南海周末常有电影，凡有内部（尚未公开放映）电影，孩子们都不要去看。住校的孩子星期天应回学校上晚自习，家里有多么精彩、难得的戏票，也不许不回学校，要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作风。
八、教育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帮助，当几个大孩子参加工作后，伯母与这几人分工，分别资助经济上尚未独立的弟弟妹妹。
九、要求我们晚婚晚育。在择偶问题上，嘱我们除考虑人品、性格外，更要考虑有共同的政治目标，避免政治上的麻烦。鼓励在内蒙古插队的秉建找一蒙族青年，成家立业，共同改变边疆的落后面貌，促进民族团结。
十、要求我们对秘书、工作人员要有礼貌，见面主动打招呼。
十一、最后病重住院时，因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而不让侄辈们前去看望，只能通过电话交谈，仍念念不忘教育我们做好本职工作，为完成党的事业，为国家的强盛，为民族的兴旺而努力奋斗。
周秉德 周秉钧 周秉宜 周秉华 周秉和 周秉建
二〇〇三年十月
鲜为人知的伯父：会跳舞、会喝酒、懂武术
周秉德介绍，伯父在生活中是有一些爱好的，比如说伯父会跳舞。“他平常工作特别特别的忙，所以有时候，会让伯父在周末的晚上去参加一些舞会，这样既能工作，又能趁着跳交谊舞的时候，适当的休息一下。”“他跳舞跳的还是蛮好的呢！我12岁就跟着伯父一块，跟着跳。”
周秉德说：“伯父还是能喝一点酒的，虽然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没怎么喝过。一般都是家里人很多的时候，有老人，有伯父的长辈来的时候，他才会敬一敬酒。”“不过，伯父在家里喝的很少。但是，从一些资料上，从别人的回忆里，我们都知道伯父他喝酒还是蛮多的，很能喝的。”
▲周恩来总理
据“凤凰网纪录片”官方微信报道，周恩来总理在国人眼中向来有一种温润如玉的儒将气质，可人们断然不会想到，在红军长征期间，他曾用能装一两酒的杯子喝下过25杯。
文章称，即便周恩来总理有一定酒量，偶尔也有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他一生中曾有过三次醉酒：
第一次是与邓颖超结婚，邀请战友和朋友一起小聚，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结果就喝醉了。第二次是在1954年初，在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在饮酒后表现不适，事后他还向中央作了检讨。第三次则是在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时，周恩来与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将士都碰了杯，结果不胜酒力，被送进了休息室。
周秉德还介绍，“其实伯父周恩来的武术是很棒的，只不过他是平常不露，实际他在武功上也是很强的。”
据“方志四川”官方视频号报道，在大众心目中，周总理温文尔雅，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风采。但鲜为人知的是，周总理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进入南开学校就读，周恩来结识了武术大师韩慕侠并拜其为师。韩慕侠不仅向他传授扎实的武术基本功，还常分享自己行侠仗义、抵御外侮的传奇经历，连自己珍藏的僧王宝刀都放心的交给周恩来使用。
据报道，在师傅的悉心教授下，三年的习武岁月，周恩来武艺精进，马步、桩功、八卦、刀法，每一招一式都蕴含着武术的精髓。师徒俩建立起深厚的情谊，韩慕侠感叹道：“我教翔宇强身，他教我做人。”
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习武练就的敏捷身手与坚毅意志，在艰难险阻的革命征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秉德
周秉德，1937年出生于哈尔滨。1943年，东三省沦陷，周秉德随父亲周同宇（周恩寿）来到天津，周秉德在天津完成小学学习生涯。1949年6月，周秉德随父亲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在周恩来总理身边生活十余年。
1955年，周秉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周秉德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任北京市朝阳区小学教师。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的秘书何谦牵线，与沈钧儒长孙沈人骅相识。1964年，周秉德与沈人骅结婚 。
1994年，周秉德调入中国新闻社任副社长。2008年，周秉德退休。退休后，周秉德一直以来经常到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小学中传承红色传统，宣讲周恩来的精神。并著有《我的伯父周恩来》《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等。
2016年，周秉德发起成立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作为基金会的创始会长，2022年12月，周秉德荣获第十七届“爱心奖”。
撰文：张喜斌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