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为了纪念那段抵御外辱的悲壮历史，红船融媒陆续采访一批抗日老战士和革命后代。不久前，采访了张际春之子张晓刚，听他讲述其父亲与抗日军政大学的故事。
在张晓刚心中，父亲一生唯爱做一名教书先生。
作为一名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三师”）走出来的革命家，教学生涯贯穿了张际春的大半生。
▲张际春
走出湖南三师后，张际春曾在家乡一所学校任教。参加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之后，他曾在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担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长征后半段征途中，他作为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掺沙子”的一员，跟随刘伯承到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工作。到了延安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从红军大学脱胎而出后，他便成为“抗大”一员。
在“抗大”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张际春参与培养了大批人才——新中国的第一批军事政治人才几乎都出自“抗大”。
▲“抗大”政治部旧址
在“抗大”，被学生称为“老妈妈”
“老妈妈”这三个字，是张际春一生中最鲜明的标签之一。为他贴这个标签的人，是一群“抗大”的青年学子。
“在部队里，人家叫他‘老妈妈’，不是说他替别人缝补衣服了，是他有教书先生的情怀。”张晓刚告诉红船融媒。“意思是相比部队里的其他干部，他讲话比较温和，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属的特点，包括‘农民兵’、‘学生兵’、‘解放战士’等等，善于一方面严格要求和督促他们，一方面与他们沟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发挥他们的长处”。
张际春与“抗大”的深厚缘分，还要从“抗大”从红军大学脱胎而来的历史说起。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成立。1937年1月20日，中央决定将其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变更校名的同时，校址也迁至延安。
“抗大”的首任校长是林彪，刘伯承任副校长，张际春则是“抗大”的第二期学员。不久，张际春开始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一职。
“1938年2月，有军中‘翰林’之称的张际春，奉命调回延安，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和学校党务委员会书记，与罗瑞卿一起，负责抗大的实际领导工作。”抗大陈列馆在一篇文章中介绍道。在一小段时间内，张际春曾经代理过“抗大”政委。
在“抗大”成立之时，也是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之际。随着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增加，“抗大”的大门向他们打开。
“抗大从第三期开始，招收了很多社会上的进步青年。我父亲看见很多青年学生来了，特别高兴。因为他知道共产党的部队里头有文化的人非常少，他希望让这些人融入到共产党的革命队伍里来。”张晓刚说。
随着进步青年不断增加，“抗大”也不断扩容。到了1938年夏天，“抗大”已经编了8个大队。
“抗大”的急速扩张，让延安的承载力受到一定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抗大”总校于1939年7月由延安迁至河北。
当时，张际春也举家随“抗大”迁居河北。“我的二姐就是在河北邢台的浆水镇出生的。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归邢台县。”张晓刚说。
为了加快培养抗日军政人才的速度，抗大逐渐在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开设了12所分校。
战争是“抗大”最好的教科书
在艰苦的抗战时期，“抗大”师生并不仅仅只进行教学工作，而是参与反扫荡等斗争。据张晓刚介绍，“抗大师生”也参加了百团大战。
张晓刚特别提到，在当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在太行山区，“维持这么大一个学校非常艰苦”。
“连铅笔头都不舍得丢。一个本子写完了密密麻麻，然后在缝儿里头接着再写。原来，我们家有那时候的笔记本，你都不知道（字）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张晓刚在描述“抗大”的艰苦情形时，讲述了这一细节。
在谈到抗大岁月时，张晓刚依旧鲜少讲述父亲张际春做了什么，他讲得最多的人是抗大师生。
抗大政治部一位姓郑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艰苦的太行山时期，成天刻钢板搞油印，出版“抗大”需要的各种教材和文件，握刻笔长出的老茧，一辈子都留在手指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不仅严守革命队伍的纪律，而且有“吃苦的精神”。
“（他们）不仅和当地百姓一起反扫荡，跟着老乡一块儿在山里头钻，而且亲眼目睹日本人在中国怎么搞屠杀。”张晓刚感慨，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教育。”
张晓刚据此认为，这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一个那么庞大的政权，在直到‘文化大革命’那头十几二十年里没有出现腐败，没有人自己藏着掖着弄个小山头”的根源所在，也是“抗大”的一项功绩。
当然，“抗大”的功绩远不止于此。“抗大”的功绩不仅在于完成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这一历史使命，更在于为新中国政权建立提供了人才保障。
“抗大”，为新中国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抗大”很庞大，张际春管过很多事儿。
张际春在公略步兵学校的时间很短，但是在抗大时间很长，这是他的事业中间他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就跟他们讲，你看孔夫子的弟子就是贤人72个，就能把儒家文明一下传递至今。你看你们这个任务多光荣啊，一下子教这么多学生。
“我父亲从小就跟我们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在‘抗大’是特别好的一个经历。如果留在老家，他可能教一帮农民孩子，就是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在抗大，学生（不止）好几千，是成千上万，那么多学生都把他当成老师。”张晓刚说。
“抗大”给予张际春的珍贵记忆，应该是为师者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抗大”的毕业生在日后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不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分将领，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任的省长、副省长、市长，第一任大学校长或者党委书记几乎全是‘抗大’的学生。”张晓刚在介绍这段历史时，语气里洋溢着自豪之情。他进一步评论道，“抗大”为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过全国的政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和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正是因为自己的学生在党政军担任重要领导，张际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做了一个重要选择——不担任某个部门的领导。
在回答“为什么”这一提问时，张晓刚的回答是：“他有点儿旧文人的思想，他要避嫌。因为走到哪里都有他的学生，所以他就说我做一个比较后台的工作，不去直接挑头干一摊事儿。”
“他有很多这种想法。”张晓刚接着说，并讲述了几个令人感佩的故事——
比如说，他的生日。我估计当时按阳历去报生日，但是他一查，自己的生日跟毛主席好像是同一天或者是时间很近。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就说“那就取一个零头就行了”。最后，他的生日是12月20号。
再比如，参加革命的时间，他不愿意往前说。他说，“我在学校参加过学生运动，我是学生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那是1921年和1922年的事情，他不愿意跟别人说这个。他说，“我就是大革命那个时候入党就够光荣了”，他不愿意再往前说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抗大”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张际春一干就是5年多。
后来，由于八路军缺干部，张际春就被调到八路军前线司令部。“他离开的时候，是1943年。那个时候，情况也好一点儿了。”张晓刚说。
张晓刚说的“情况好一点了”，是指抗日战争的形势开始好转。为了准备反攻，“抗大”总校也于1943年初迁回陕北绥德。
从那时起，张际春就离开了“抗大”，但他那一颗“教书先生”的拳拳之心一直不曾改变。“这么说吧，只要有机会，我父亲就心心念念的想办学，不论打到哪里，只要有任何机会就是办学。解放之后也一样，还是喜欢办学。”张晓刚如是说。
▲张晓刚
在接受红船融媒采访时，张晓刚历数了其父亲心心念念办学的历程——
解放战争最艰难的时候过去后，第二野战军从大别山一出来，到了河南的宝丰，他就办了一个中原大学，也是培养干部。后来，中原大学搬到武汉，主要系科成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和华中师范大学的主要基础。
后来，“二野”一进四川，他就跟原来在“抗大”做教育工作的老教员、后来成了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一起，去选西南局党校的地址。
“刘伯承也是这样，他是办部队里面的军事院校。他到了四川后，很早就离开了，去南京办南京军事学院去了。他们这一代人，心里想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的地位和官职。”张晓刚深有感触地说。
后记：“抗大”是十几万人的母校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大”总校先后办学八期，总校和分校共培养了十几万名干部。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新中国诞生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撰文：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