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南生，开国中将，曾任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要职，在长征中三过草地，两次翻越大雪山，在战争中三次负伤险送命。1955年，张南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及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系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高级将领。
图为开国中将张南生
近日，开国中将张南生之子张雁之接受了红船编辑部专访。他回忆道，父亲一生很少用言语教育他们，但普通的一句话他却记了一辈子。谈到反腐，他称“老虎”只占少数，要坚信好干部更多。
图为张南生之子张雁之（摄影/王学民）
张南生三次负伤，子弹穿脸险丧命
近日，张雁之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据他讲述，父亲张南生于1905年8月24日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新泉乡北村的贫苦农民家庭。6岁入新泉镇东山楼小学，16岁考入连城旧制中学，毕业后返回家乡替人管帐，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计。1929年4月参加本村农民协会和自卫队。当年6月，连城县新泉乡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军开辟闽西苏区的斗争中成立苏维埃政府，他被选为乡政府委员。
1930年2月，张南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乡党支部书记。同年5月调入闽西红12军，任第2纵队103团3连政治委员。后任红4军第3纵队7支队21大队政治委员、第12师34团3连政治委员。1931年12月调入宁都起义组成的红5军团，先后任连政治委员，第13军39师116团政治委员、代理团长，红13师39团政治处主任。1934年2月曾被红5军团选为优秀政工干部代表，参加了在瑞金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后任红13师37团政治委员，国家保卫局保卫总队政治委员。
据悉，中共的五次反“围剿”张南生均有参加。张雁之称，父亲在这五次反“围剿”中负了三次伤，险些丧命。1931年6月15日，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连长负伤后，父亲带队上前继续战斗，结果手掌被子弹打穿。1933年12月15日，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被敌方迫击炮溅出的残片击中肩膀和臀部。
而最惊险的莫过于1933年2月28日，张南生在江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东黄皮镇战斗中，敌方射中了他的脸部，子弹贯穿其左耳至右下颌处，随后，张南生昏迷了1天1夜。张雁之称，这次负伤使得父亲的右侧嘴角旁留下了永久的伤疤，还经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酒窝。
长征三过草地，为工作四天翻了十座山
张雁之告诉红船编辑部，父亲在参加红军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写日记，从1930年5月一直记到1934年12月，共一万五千余字。他称，父亲在参加长征时，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独这本日记不能丢。1938年10月至1943年5月，张南生在艰苦的条件下再次写了五年抗战日记，一日未差，共十万余字。
张雁之表示，父亲的一生一直在工作，仅抗战日记上记载的里程就有8千8百余公里，多的时候4天走了360里地，翻了10座山，为的就是下到部队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长征初期，张南生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团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部队整编，撤销保卫团，调回红5军团13师37团任政治处主任。1935年9月随军编入红四方面军，后任红31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作为南方人的张南生在长征中曾三过草地，两次翻越大雪山，历尽艰辛。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南生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政训处副主任、386旅771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生口、七亘村等战斗。1938年1月调任晋冀豫军区先遣支队政治委员兼冀西地委军事部长，后任第129师后方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独立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任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太行太岳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1943年10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8月起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翌年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上党、晋中等战役。
1951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张南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金城战役和朝鲜停战后的恢复与建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7年8月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75年任北京军区顾问，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1982年离职休养。是第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八大代表，中共第三届北京市委常委。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章。1989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图为张南生1940年9月在山西羊角村住院期间，消瘦至70斤重，却仍坚持工作和学习
张雁之：父亲普通的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张雁之于1945年出生在山西，1949年2月随父母和家人进京生活，他向红船编辑部透露，由于自己出生时比较瘦小，像个小毛球，所以他有一个小名叫“毛蛋”。
在张雁之眼中，父亲其实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连衣服都只有两套，一套是工作穿的军装，另一套是回家穿的军便服，而脚下踩着草鞋或布鞋。他还称，父亲几乎没穿过皮鞋，只在1955年授衔照相时穿了唯一的一次。
据张雁之回忆，建国后，父亲还有两个习惯，一个是每日清晨会到中山公园散步。另一个是每当吃完晚饭，父亲便会到天安门广场的灰观礼台上，靠在最高处，静静的看着长安街上的人流。
“父亲的一生都是在做组织干部工作，所以他的嘴很严，从来不与孩子们讨论，但有次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张雁之回忆道，1963年，他曾让父亲给他讲讲长征的经历，而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当年，咱村跟我出来的2千多人，长征后只剩下了几个”。
“这句普通的话真是让我记了一辈子。”说到这里，张雁之哽咽了，默默留下了眼泪。
“父亲一生从未通过言语来教育我们，但是我却以他为榜样，尤其是长征精神。”张雁之称，在他上高中时，会参加长征接力赛，并坚持每天跑3000米。上大学后，每天早上5点起床洗冷水浴，并在操场跑5000米。他称，与现在的锻炼身体不同，当时的他就是为了锻炼毅力。
图为张南生于1985年在北京
父亲只生了两回气，都是为这个问题
在张雁之的印象中，父亲只生过两回气。第一次是在1979年，当时，张雁之的哥哥张铁雁，用木条和泡沫做了两把简易沙发。张南生得知后大怒称，“我还没死，你们就想坐沙发？”在父亲的意识里，沙发并不是一件普通的东西，不应该是由我们享受，更不允许子女搞特殊化。
而另一次是在1986年春节，炊事员买了一斤豆角做菜，而当时豆角的价格是其他大多数蔬菜的很多倍。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称：“这么贵的东西你们也吃？”他认为冬天吃豆角是很奢侈的，是奢靡之风，于是将大家训斥了一番。
据悉，在三年困难时期，张南生患有糖尿病，所以在饮食上很需要注意，每天早上会吃两片面包和几片煎豆腐或者煎鸡蛋，而张雁之的伙食大多就是咸菜。张雁之笑称，每天最奢侈的时候就是吃父亲剩下的鸡蛋渣和上面的酱油。
张雁之还称，他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上小学时，兄弟姐妹们每月的交通费只有1块钱，为了省下2角5分的路费，他不惜从海淀苏州街走回位于天安门南池子的家中，这段路程要3个小时。
同时，张雁之还记得，每年夏天为了凉快，他都会和父亲睡在家里的石质地板上，家中的人就在身旁穿行也无大碍，要是有个电风扇便是最大的幸福。
谈反腐：“老虎”只占少数，要坚信好干部占大多数
谈到群众看待官员腐败问题，张雁之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国家虽然出现了贪官，但不要忽略他们只占到官员中很小的一部分，要相信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不然国家不会取得今日的成绩。
张雁之称，周永康、徐才厚等这些曾在高位的贪腐分子，他们连一个兵都带不走，就是因为党心和民心是站在好人这边的。
而关于与年轻人相处，张雁之称，中华上下五千年从来没有代沟，如果有代沟，便不会有今日。虽然在每个阶段或时代中，思想会有交汇和碰撞，但血脉与文化传统从未断过。
撰文：王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