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梅虽已近古稀之年，身上还是有一种精气神，那是时间所沉淀下来的气质。在和她聊天中得知她人生的三段经历，从1969年入伍到1979年转业，在甘肃——大西北她度过了十年军旅生涯。转业来到北京后，她从基层法院的书记员做起，经历了难忘的十四年法官工作。
如今，从法官转型为律师的她，即将迎来她在律师行业的第三十年。虽偶尔还代理一两件案子，但也不得不面对将要退休的现实。有时想来，她也觉得挺有意思：出庭时，一副老花镜总是戴了又摘，如此往复。在严肃的法庭上，难免有些应顾不暇。
“想想，也是该退休了。”她说。
人是喜欢怀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怀旧情结亦会更加浓郁。方晓梅也常常会想起过去，想起那青春岁月中，父亲的身影。方晓梅觉得，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老一辈人的革命传统、革命历史或许会在一代代的不断更迭中逐渐被遗忘。
因此，当红船编辑部向她发出采访邀约时，她欣然应允。
不要忘记你们是农民的后代
“人一旦老了，就会怀旧。”方晓梅时常会想起父亲说过的这句话：“不要忘记你们是农民的后代。”
新中国成立后，方晓梅的父亲方升普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尽管已位居高职，方升普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传统，他克勤克俭的操守和风范对子女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西安工作时，家中前后有不少空地，方升普让每个孩子都“承包”一块地，在地里种上各种蔬菜，每天晚饭后让孩子们给自己的菜地浇水。此外，他还专门抽出时间教孩子们编草鞋。他说：“早年打仗的时候如果有这种麻编的草鞋穿是很不错的！”
1929年，方升普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红军，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自传里，方升普提到，入党介绍人曾跟他讲，“你要加入共产党，你就要不怕死。要永远保守党的秘密。”
“他参加革命以后，他心中便树立了要跟着共产党，消灭日本鬼子，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勇敢打仗，冲锋在前不怕死的信念。”方晓梅说道。
方晓梅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
对于父亲的革命经历，方晓梅最熟悉的，是父亲经历的中原突围。
1945年，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国民党又一次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解放军。1946年夏，国民党调集了30万兵力将中原军区5万人包围在湖北宣化店地区，企图消灭中原军区部队。为了保存力量，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中原军区部队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
整个中原突围，历时36天，粉碎了国民党30万人的围追堵截。当然，中原部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担任掩护主力突围的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7000余人在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等率领下，转战跋涉千里，整编制突围进入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系列。他们是中原军区突围保存最完整的部队，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的奇迹。
中原突围是一次“最危险”的任务
“中原突围可以说是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
方晓梅说，现在的宣传资料都说“上级传达掩护主力突围的命令后，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没有任何犹豫，便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其实掩护主力突围，需要对当地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皮旅这支部队是从河南一路打过来，战士大多来自河南，只有旅长皮定均和副旅长方升普是安徽金寨人。其实对这边的地形不是很熟悉。事实上，命令下达时，皮旅内部也曾表示过或许换成一支更熟悉当地地形的部队接受任务会更好一些。
任何人都明白，这是一次“最艰巨最重大”也意味着“最危险”的任务。但命令已经下达，必须服从。
解放战争期间皮旅战友们合影
方升普对中原突围有过一个总结：“我们旅当时奉命担任掩护主力突围，尔后自己选择方向突围。我们在完成掩护主力突围后，即决定向东突围到苏中解放区。经过二十多天不停地急行军，除了在行军中有些掉队人员以外（约四、五百人），其余全部胜利到达了苏中解放区”；“上级决定要突围，主力要西进，决定我们这个旅留在内地掩护主力先突出去，后由我们自己决定突围方向自己单独突围。上级当时决定我们担任这个任务的理由是，你们旅战斗力是很强的，领导同志的能力都是很强的，而且都有单独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你们能完成党所给予你们的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纵队首长还说，上级已经做了正式决定，你们要从党的大局利益出发，要以牺牲局部保存全局的胜利为重，为了掩护主力能胜利的突围，哪怕你们自己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也应该这样做，要坚决的这样做。”
他在总结中说“当时在我的思想中认为我们能否胜利，起决定性的关键就是全旅上下要团结一致，因此在旅的党委会上提出了团结则存，不团结则失败的口号。会上决定，在军事上我们绝对服从皮定均旅长的决定，在总的方面我们绝对服从党委书记政委徐子荣的最后决定。这样我们做到了全旅团结好像一个人一样，每通过一个较困难的地区及交通线时必须开会研究，甚至每天每时都在研究我们的行动。在这样的团结下，在全旅党员、干部及战士坚决顽强的战斗意志及决心下，我们克服了一切困难，完成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父亲和皮定均叔叔的关系，他们可以用生死之交来形容。他们俩人性格不同，皮叔叔是帅才，我父亲是将才，他们在一起打仗是比较默契的。中原突围时，他们俩作为正副旅长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也是我父亲打仗的特点，他总是爱走在部队的前面。”
他的自传，永远都是在检讨
“战争年代爱打仗，和平年代爱下部队，这是父亲给我最大的印象。”在方晓梅的记忆中，父亲长年累月都在下部队检查工作闲不住。
1962年夏，方升普从福州空军调任兰州空军副司令员。当时兰州空军所辖地域包括陕、甘、宁、青、云、贵、川、疆、藏等。为了能准确了解基层部队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方升普经常深入一线部队，足迹遍及陕、甘、宁、青等兰州空军辖区的每一个军用机场，又从成指（成都）到昆指（昆明）、到拉指（拉萨）。
他视察完军用机场后决定去检查昆仑山上雷达站的工作。那里是我国西北的门户，负责日夜监视着空中走廊，条件十分艰苦。方升普到达新疆和田后，就开始攀登昆仑山。沿山的简易公路十分险要，山上白雪皑皑，寸草不生，荒无人烟，方升普和同志们就靠着干粮和凉水，在山上行驶了一个星期才到达雷达独立营的驻地——康西瓦。听说兰空首长来到雷达兵站，干部战士们感到莫大喜悦，像迎亲人一般把方升普迎进帐篷。他顾不上旅途劳累，急于了解部队的情况，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和各类情况反映，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扎根边疆，完成保卫祖国边疆的使命。
方升普下部队检查工作时和部队同志合影（后排左三为方升普）
开饭了，战士们送上各种罐头、脱水菜，还有麻将牌大小的馒头。方升普奇怪地问战士们为什么馒头做得这样小，战士们回答是这里饭煮不熟，馒头只做这样大。他经过深入了解得知，即使这样小的馒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下的，很多同志因此得了胃病、关节炎、眼底出血、高山昏迷症，患了感冒如果治疗不及时还会并发其他疾病，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升普也因高山缺氧感到头晕头疼，吃不下东西，每天只能喝点高山上的雪水。晚上，虽然帐篷里面生着火，但被子上还结着一层霜。他亲自体验了部队的艰苦生活，决定每个战士必须每天服用维生素C，每个连队都要配备军医，各种物资和营养品必须充分供应，一定要赶在大雪封山前送到雷达站，尽一切可能改善雷达站的生活条件。
方升普在昆仑山上的雷达独立营和同志们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因为高原反应他基本上没有吃什么东西，但仍顽强地工作着。他离开雷达营时，干部战士都恋恋不舍，有个战士把自己亲手制作的一对黄羊角送给他留作纪念。
方晓梅说，父亲是个不会吹捧别人也不爱吹嘘自己的人，“个性倔强且率性”。方升普的这些革命经历，在他生前方晓梅几乎一无所知。
“他的经历没有一个是他本人说的，我是从他的自传和各类宣传文章上搜集整理的。父亲的原则是不能吹牛，所以我搜集到有关他的文章，会将内容与他本人1953年的自传进行核对印证。父亲不让吹牛，作为他的女儿我必须听他的话，真实客观的写他，这是他的做人原则，也是我们后代的做人原则。”
方升普从不和子女说他过去打仗的事情，他说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活下来的还当了官，还被授了衔了，这是幸运的。方晓梅眼里的父亲，更像是一位普通的、朴实的，忠于党和军队的战士。在他的自传中，永远都是在检讨，在自我批评，在总结自己哪方面做得不足，有急躁情绪，有骄傲自满情绪，有团结同志不够的等等。他的自传里从来没有写自己打过哪些胜仗，立过哪些战功。自传里不止一次流露哪些仗为什么没有让他们这个部队打出击，总是让他们打阻击。他对没有能去抗美援朝非常遗憾。
1964年，方升普一家人合影（前排右一为方晓梅）
“其实历史还是应该还原它真实客观的一面，我认为不应该去过度脸谱化，有些宣传为了强化历史，把老一辈的革命家描述得特别高大上，特别完美。真实的父辈在我们眼中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打仗出身的人没有那么多假模假式。”
在方晓梅心中，父亲方升普是一个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融化到骨子里的人，那是他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支柱。为此，他甚至听不得别人说共产党和毛泽东也会犯错误。
但在一段特殊的时期里，对于自己一直以来坚信的精神世界，方升普也不是没有困惑过：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不断被打倒。他们当中，有的发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残酷迫害致死；有的身心遭受巨大折磨。
方升普在兰空的四大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同样被游街、批斗、批判和被贴大字报，造反派在家门口刷满了“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标语，家里书房兼办公室的书柜全部被贴了封条。
方晓梅记得，父亲游街回来说，造反派让我喊口号，“我可以喊打倒方升普，但我不能喊打倒别人。”“造反派竟然说从我的书柜里散发出修正主义的臭味。”在文革那段灰暗的日子里，父亲很茫然，他选择了用沉默不表态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哪怕到文革后期，形势有所好转，甚至家中孩子开始在议论“文革是错误的”、“毛主席这次真是糊涂”时，方升普也只是紧皱眉头，不曾表过一次态。
解放战争时期的方升普
事实上，他的内心已经困惑了。
“他一直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他认为党和毛主席是非常英明的，带领他们推翻三座大山，赶走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蒋介石打到台湾去，建立了新中国。在他心中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怎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呢？工厂停工、学生停课，都去造反，全国乱套了，这个国家到底要干什么？”
尽管困惑过，但方升普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忠诚，却丝毫没有动摇过。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方升普每天都要收看的《新闻联播》，会在片头和片尾播放《东方红》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开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新闻联播》开始时的《东方红》换成了一首山西民歌《交城山》。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山西省文化局组织人员征集民间小曲小调和歌词，创作出这首新歌曲《交城山》。
《新闻联播》的这一变化，让方升普又一次陷入了困惑。
“父亲一听到交城山交城水的音乐就让我们关掉电视。他听不得，他觉得就应该放《东方红》”方晓梅说，父亲想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一去世，连《东方红》都不放了？
“他不是对新任领导人有意见，他就是思想上还转不过这个弯儿来。”
1981年12月21日，方升普因病逝世，享年66岁。
“有时候觉得父亲六十多岁便去世了，按现在的话是英年早逝，很可惜。”方晓梅意味深长地说道，“但他要是活到现在，看到现在社会的情况也会被气死。”
方晓梅并未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哪些情况。她只是静静地继续回忆着父亲。
“他忠于的共产党是过去的那个共产党，是带领人民军队解放全国的共产党。”方晓梅说，在父亲的思想里，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时刻为人民服务的党。这也是他的价值观：时刻为人民服务。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
时刻想着为人民服务的父亲一直是方晓梅为人处世的标杆。
所以她在工作中一直将“把当事人的事情做好，给他们把问题解决好”作为自己工作的目标。方晓梅说，自己当兵的时候还不到16岁，在部队里受的最大教育就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工作中也一直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讲条件提要求的习惯。
1971年，在甘肃榆中县当兵的方晓梅与父亲合影
“人的存在决定意识。”方晓梅觉得她是一个不会对名利特别羡慕的人，这也是父亲给她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方晓梅自嘲是一名落后的，不追求进步的人，虽然有50年的党龄，却连一个党小组长都不曾担任过。而从法官转型成为一名律师后，接触了更多体制外人情世故，方晓梅更加坚定了做人做事“问心无愧”的信念。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很多事情你找找关系就办成了，办成以后要给对方回报，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自己能做到的就是管好、管住自己。”
“我觉得改革开放是很正确的，但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上想得没有那么周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有了钱就想做更多更大的项目，想要获得更多的利益，自然希望有政府方面的支持，便会利用自己的财富去拉拢党政干部，这对党政干部的腐蚀是非常大的。权和利一旦结合起来，逐渐社会贫富差距就拉大了，社会价值观就会出现问题。”
方晓梅一直都不希望自己成为一名领导。对方晓梅而言，成为一名领导，意味着可能也会面临被人花钱买灵魂的情况，她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在她身上，她内心深处是极度抗拒这种情况的。
话及至此，方晓梅似乎想起了什么，停顿片刻，她说：
“毕竟我没有生活在贫困线下，我没有感受到物质上的太大的困难和落差。所以我可能更加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完美。我希望国家的发展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能够让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一个社会不能贫富差距太大，差距太大，这个社会是不会稳定的。光讲稳定、讲维稳没有用，必须让大家真正认识到才行，所以应该把共同富裕落到实处。人人都做实事，而不是喊口号。”【相关图片由受访者方晓梅提供】
撰文：周晓宇
视觉：王学民
统筹：王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