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近日，周恩来侄子周秉和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在专访过程中，周秉和说：“可能在别人眼中作为总理亲人，我们多少会享有一些‘特权’，但现实中，伯父的一生都是大公无私的，亲人不仅没有享有所谓的‘特权’，反而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
周秉和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中
响应党的号召，17岁插队延安
众所周知，周恩来总理自己无儿无女，但一直抚养着他弟弟的几个孩子，侄儿侄女便是至亲。1951年，周总理弟弟周同宇的第五个孩子在北京出生了，总理给自己这位侄子起名“周秉和”。
周秉和介绍：“‘秉’就是秉持，把握住的意思。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朝鲜战争时期，伯父的意思是当时正在争取和谈，取‘和’字，希望双方能够和谈成功。所以，就取名叫周秉和。”
周恩来与周秉和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9年那一年全国共有约500多万知青奔向了农村。周秉和也在其列，他去了延安，妹妹周秉建则早他半年去了内蒙古。
“延安，从小我就知道是革命圣地，很多同学们也都主动申请报名去延安。从1969年1月到2月，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二三十辆专列载着知青从北京到陕北，我们的户口也迁过去了，当时说是要求我们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周秉和坦言，当年17岁的他做出这一选择时，并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周秉和介绍，去延安之前，伯父、伯母把他叫到西花厅做离京前的嘱托，伯父告诫他延安老乡民风淳朴，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努力改造锻炼自己，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好好在农村坚持下去。
周秉和从伯母那得知，当年她们经过长征初到延安时由于卫生条件差身上都长过虱子，大家调侃的管它叫革命虫，你也要做好长革命虫的准备。
“知青们到了延安后才知道当地生活非常艰苦，粮食产量非常低，老乡们自己都吃不饱，很多人经常在要饭。”周秉和解释，红军当年在延安是生产、训练、生活结合在一起。知青们则是分散在各个生产队与农民一同下地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
当被问起过年能否吃到肉时，周秉和双手比划着介绍了一个盛菜器皿“鱼盘”：木头材质刻着鱼的模样，吃饭时，用点汤汁淋在盘中，就当吃了一盘鱼肉，用完了洗净，再过年时继续如此。
“简单来说，在乡下劳动量大，也经常吃不饱。”周秉和解释说，当地条件非常艰苦，粮食主要产小米和杂粮其他很少，老乡主要吃的当时叫“燃饭”，把一些杂粮、豆子和小米一起煮，类似于稠粥，但也吃不饱。只配有腌的酸菜，吃久了胃也不舒服。
在延安，知青们每天天还没亮，就与老乡一起下地耕作，挣每天的工分换口粮，起早贪黑，下地干农活或基础建设，中午吃点干粮，天黑了回家。生活的巨大落差造成了很多知青不安心留在农村，最终一年时间下来，部分知青因工分不足以抵扣口粮，不得不在冬闲时回家跟家里要钱来弥补缺口。
1969年，在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的周秉和
回忆起这段往事，周秉和自嘲道：“可能之前农活干得少，虽然很努力，但自己在延安的第一年工分也没挣够，冬闲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就跟家里要了钱，准备返回延安的时候补上。”
1969年底，冬闲来临，大部分知青返回北京家中探亲，周秉和则在返回北京后，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向伯父周恩来汇报一年来的延安插队情况。
“伯父听完我的汇报后，皱起了眉头，这比红军在陕北的时候还要艰苦。”周秉和补充说，“接着又让我把一些具体情况写成文字材料给他，又觉得只听我一个人反映，不够全面，便又问了跟我同在延安插队，曾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的孩子关于延安的情况。”
大致了解延安的生活条件后，周恩来寝食难安，觉得返京的知青可能会有很多不愿意回延安。为此，在要求知青返回延安的时间之前，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
周秉和告诉红船编辑部，1970年3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会上周总理提到，了解了延安人民生活的贫困和落后艰辛以及知青上山下乡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感到有必要召集有关同志来京了解更详实全面的情况，共同商讨如何解决北京知青插队落户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保障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常发展。周总理强调，一定要提高粮食产量，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关心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安顿好他们。后又专门给延安派去了北京的干部，帮助那里的知青和老乡搞好生产生活。这对全国的知青都起了很好的稳定作用。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次座谈会，陕西省的领导，延安地区的领导，各个县管知青的领导都到北京参加了，可见他们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因为有伯父组织的这次座谈会，以及有北京干部的下派帮助，第二年开始大家就都勤勤恳恳地干活，渐渐的步入了正轨。”周秉和称。
“伯父让亲人不能享有特权”
“伯父曾要求我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他的亲属，我也一直记在心里。我插队已经二年时间，基本没人知道我是他的侄子。”
1970年底，周秉和报名应征入伍到了新疆。本以为圆了自己的军人梦，然而不到3个月，却因周总理的“关照”，再次返回了延安。
“我心中一直有个军人梦，别看我身体弱，但各项指标都是合格的，赶上部队招兵，我就报名了。但当时有一个问题，我父亲正在接受组织审查。我也如实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部队，负责招兵的同志告诉我，我的哥哥周秉钧目前是飞行员，还继续开飞机在一线战斗。我一名普通战士应该没什么问题。”周秉和补充说：“就这样我参了军，来到了新疆喀什。”
入伍后的周秉和，向伯父伯母写信汇报了在新疆参军的情况。“因为地理因素，当我收到伯母的回信时，已经是两个月以后，信中得知我当兵后，伯母表示了开心，但告诉我伯父知晓后，查了政策，说我现在属于政审不合格，周家人不能违反政策，已经告诉了部队的领导，让陕西的领导把我接回延安去。”
就这样，1971年春，刚结束三个月新兵训练的周秉和，被“接”回了延安。
“不仅是我，我妹妹参军也被送了回去。”周秉和介绍，妹妹周秉建在内蒙古报名参加了北京军区的招兵，部队驻地在紧邻北京的郊区，在她周日回北京城里看望伯父伯母时，同样被伯父以“父亲在接受审查”为由送回了内蒙古。
周恩来、邓颖超与三弟周恩寿（字同宇）、弟妹王士琴及他们的子女周秉和、周秉建在西花厅
“可能在别人眼中作为总理亲人，我们多少会享有一些特权，但现实中，伯父的一生都是大公无私的，亲人不仅没有享有所谓的特权，反而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周秉和感慨称。
回到延安第三天，周秉和病倒了，大叶性肺炎，发高烧，吐血，伴随着神志不清等症状。
“当时同学们发现我情况挺严重，赶紧找了个驴车把我送到了县里的医院，连续打了三天的青霉素，算是扛了过来。医生说再送晚点，就有生命危险了。”周秉和回忆说，住院期间，他向西花厅写信，介绍了近况。邓颖超非常担心，联系了早前在外交部门任职，如今支援延安地方建设的土金璋书记，帮忙照看疗养中的周秉和，在这时土书记才知道总理有个侄子在延安下乡已经两年多了。
在土书记家养好病之后，周秉和返回了村里，考虑到身体原因等因素，被安排在磨坊劳动。转眼又是一年过去，1972年春，时间来到周秉和插队的第四年，全国形势发生改变，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经当地贫下中农的推荐，周秉和得以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读书。为此，周总理曾亲自询问周秉和：“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才上得学？我要调查！”当得知确为老乡推荐后，周总理才未曾阻拦。
次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访问延安，特意找到周秉和插队时的村支书雷治富，再次询问周秉和如何去北京上得学。当了解到侄子是被贫下中农一致推荐去上学时，他又对雷书记说，那毕业后我再让他回延安参加建设，你们欢迎不欢迎呀？老乡们都表示欢迎！
人生一大遗憾：未了伯父的心愿
1975年，周秉和大学毕业后，并未选择继续回到延安参与建设。
“这点我妹妹做得比我好，参军入伍跟我一样被送回去之后，便一直坚持在内蒙古牧区放羊，妹妹的坚持让伯父很满意。我们长大以后，伯父就很少与我们合影了，怕我们拿着照片出去炫耀，为了鼓励妹妹的坚持，伯父和伯母特意与妹妹一起照了张合影。我们几个孩子文革开始后，唯独妹妹秉建有与伯父伯母在一起的合影。”
提起这段往事，周秉和说：“妹妹也挺不容易，内蒙古草原冬天特别冷，温度零下几十度，蒙古包里也不暖和。她每次回到西花厅，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是周秉建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她身上的羊膻味特别重，站在西花厅的院子里都可以闻到。”
1975年周总理重病在身时，周秉建对周总理表达了想在内蒙古上大学，学蒙文，学完可以继续在基层为牧民服务。周总理听后很理解也很支持，而周秉建也确实坚持了很长时间，直到90年代初，才从内蒙调回北京。
重回西花厅 从左至右：拉苏荣（周秉建丈夫）、周秉建、周秉和、周秉德、周秉华(老四)、李玉树(周秉华夫人)
对于未能回到延安，周秉和叹息称，“种种原因吧，当时父亲刚被放出来，身体患病半身不遂，需要留在父亲身边照顾他，因此便没再回陕北。”
周秉和坦言，毕业后未重回延安，成了他心中的遗憾。“伯父逝世后，每每想起伯父的嘱托和期望心中都很愧疚。如果毕业后能再回延安建设也算完成了伯父的一个心愿。”
撰文：陈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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