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出生于富裕之家，却为革命放弃优渥生活；他曾在战争中与上级意见相左，却因这一建议改变了战略部署；他对职位无甚得失心，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他就是开国上将邓华。
邓华曾参加过湘南起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并在平津战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他指挥了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等重要战役。邓华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近日，红船编辑部与邓华的女儿邓英进行了交谈，对邓华为革命事业、为党、为人民奉献的一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邓华
毅然离开教会学校
1910年4月，邓华出生在湖南郴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小时候他在村里读私塾。12岁那年，邓华的父亲送他到郴州新华学校上学，这所学校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校长和主要教员都是美国人，学校设施、环境都很好，还有机会去美国留学。但在这里读了3年书后，邓华决定离开这所学校。
这时的邓华知道了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其中有一条就是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学校进行传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邓华觉得在这所学校读书是一种耻辱，加上他看到有些教员对中国学生态度凶狠，体罚、打骂现象都有，这种对民族的屈辱和歧视，给邓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形势很好，罢工、示威、游行等爱国活动，邓华都会积极地参加，他在传记中写道：“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非打倒他们不可。”
为了救国，邓华放弃了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机会，考上长沙南华法政学校高中政治班。受身为党员的哥哥和姐夫的影响，邓华于1927年3月在学校加入了共产党。
邓英说：“如果父亲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下去，那他人生走的就是另一条道路了。在人生的第一个路口，父亲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共产党。虽然在以后的人生中，有生死的考验，有荣辱的曲折，跟着共产党，是父亲的初衷，也是父亲终身的选择。”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湘南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邓华听说后，连夜赶到离家20里路以外的贵阳县城，可是等他到了县城时，起义军已经转移走了。但邓华决心很大，一定要参军，终于在郴县的保和圩，追上了起义军，他一生的戎马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人生岔路的选择
1928年，邓华跟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红四军决定从郴县、耒阳、永兴、资兴来的农军返回湘南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邓华所在的33团被派到桂东山区打游击。
水口镇的岔路口
部队走到水口镇的时候，面临一条岔路：一条往西南去郴县，一条往东南去桂东。33团大都是郴县人，井冈山生活非常艰苦，于是有不少人选择了回郴县打游击。
跟邓华一起参加湘南起义的表弟也来劝他回郴县，说回家乡打游击，群众基础好，熟悉情况。邓华想了想，跟他表弟说：“农军的家乡观念重，回去会散伙的，要革命就不能回去。”
最终表弟还是决定跟着大部队回了郴县，此时除了朱德派来的军事干部和少数地方政工干部，千余人的队伍基本走光了。桂东去不成，邓华和剩下的人又回到了井冈山，重新编队，邓华被分配到31团1营担任营委干事。
没过多久，郴县传来消息，回去的农军大部分走散了，剩下的部队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小的战斗，但很快就被打垮，连邓华的表弟也牺牲了。后来邓华多次跟子女们说，如果当年他选择跟表弟回家乡，那他人生的结局就不知是什么样，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
向上级提出的这项建议，改变了战略部署
所谓军令如山倒，在战争中，军人对上级的命令要严格执行。而邓华在平津战役中向上级提出的这项建议，却直接改变了战略的部署。
在平津战役中，邓华受命指挥三个纵队攻占塘沽、大沽，为了切断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路。军委指示“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
邓华实地勘察地形后发现，塘沽临海，三面都是盐碱地带，不利于作战，而试探性攻击又造成了指战员的较大伤亡，他认为此时不能攻打塘沽，而要先打天津。打下天津，同样可以切断敌人的逃跑之路，而且对北平的敌人也有震慑力。
对如此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不同意见，等于是要改变战役方向，这本不应该是纵队司令员考虑的问题。那时邓华就在家里的炕上办公，邓英的母亲李玉芝告诉她，邓华那两天就在炕上炕下反复徘徊，仔细斟酌到底要不要告知上级自己的不同意见。如果上级认可邓华的判断也就罢了，如果上级不认可，便是军队的大忌。最终邓华还是决定把报告提交上去，并只署了自己的名字，以免牵连他人。
东野总部接到报告后，派刘亚楼来勘察。经勘查，刘亚楼也认为打塘沽不可行，于是两人又一次向上级提交报告。最终军委和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重新部署兵力，集中力量，不到30个小时就夺取了天津。
邓华任十五兵团司令的委任状
到了1950年，邓华任十五兵团司令，负责组织指挥海南岛战役。毛泽东曾发电，“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攒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并指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备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华经过实际勘察和对多方情况的了解掌握，认为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兵力，再加上弹药、装备和粮食一起渡海，是难以实现的。就在广州召开的渡海作战会议上提出：分批偷渡和积极准备大规模强渡，两者并举进行的渡海方针。上报中央后，得到认可，毛泽东在回电中指出：“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邓英说：“父亲就是这样，每次战斗都认真调查研究，不考虑个人得失。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凭着这种精神，父亲在战争中一步步成长起来，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这也说明，毛主席和中央非常重视前线指挥员的意见。”
“我们这代人，注定要做出重大牺牲”
邓华的家境本来非常殷实，因为邓华参加革命，这个家庭也变得支离破碎。邓华的父亲两次被国民党抓到监牢里，为了赎回父亲，家里变卖了房产、田地。此外，国民党还三天两头到家里，逼迫邓华的姑姑交出他，被逼无奈，邓华的姑姑选择了自杀。
“当父亲听说家里的这些变故之后，对我哥哥说，我们这代人，注定要做出重大牺牲。的确是这样，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本该安享太平，但父亲又参加了两场大的战斗。”邓英感慨道。
1950年5月，邓华带领部队解放海南岛后，6月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
这一年，邓华40岁，战争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但邓华知道，这次和以往的情况不一样，他的对手是由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后勤保障相差都很悬殊，战争的结局如何，谁都无法预料。
当时邓华的妻子李玉芝已经有了7、8个月的身孕，她非常希望邓华能留自己在身边，但邓华还是毅然奔赴战场。临走前，邓华把李玉芝的一张照片放到随身的包里，并对她说：“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
邓英曾经问过母亲，父亲从广州到东北去，她是怎么想的，李玉芝说了两个字：光荣。
邓英对红船编辑部说：“我想，父亲是把军人的职责和党的信任都浓缩在这两个字当中了。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将军们，以及一百多万的指战员，他们和我父亲一样，认为参加保家卫国的战斗，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奋斗，去流血牺牲，是一件非常光荣和自豪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值得尊敬和怀念。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值得我们去思索。”
主动让出第一副司令的职位
1951年4月，抗美援朝时第五次战役期间，邓华听说陈赓要到朝鲜，主动提出把自己的职位和指挥权交出来。陈赓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资历老，能力强，功劳大。在广东战役中，邓华就跟他协同作战过。
邓华认为志愿军总部的力量应该加强，他向彭德怀提出，让陈赓任第一副司令，宋时轮任第二副司令，自己任第三副司令。没想到彭德怀说：“你胆大心细，能打仗，毛主席、军委选你来朝鲜是对的。来朝鲜后，我们一起共事，我看你干得挺好的嘛。这事不用你考虑，是组织上的事。”
陈赓（左）、彭德怀（中）、邓华（右）抗美援朝期间合照
邓华见彭德怀的态度坚决，就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向军委总干部部发了电报，建议军委采纳。同时彭德怀也亲自向毛主席发电报，军委回电称：同意彭德怀建议，任命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邓华仍是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陈赓到职后，邓华也对他很尊重，作战等许多事情都主动与他商量、研究。
在邓华心中，职位不是他所追求的。邓英告诉红船编辑部，邓华常说：“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的肩上就像压着沉重的担子一样。”
在长征中，邓华任红一师二团政委，二团团长龙振文在过草地时，遭遇反动武装袭击，受重伤牺牲了，二团的另一任团长刘瑞龙也在战争中牺牲，邓华和这两任团长一起参加了长征中的许多重要战斗，他感到非常悲痛。邓英对红船编辑部说：“我想，如果两任团长没有牺牲，开国将军的名单上也有可能多两位将军。“
“前后和父亲一起搭过班子的张宗逊、杨得志、宋时轮，都被授予上将军衔。许多将军都说过，他们是幸存者。面对牺牲的战友，名利、地位、权力、财富在这些幸存者看来，是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这也让我理解了父亲为什么不看重职务和权力地位。”邓英说。
抗美援朝期间，邓华在志愿军总部的坑道内办公
书柜的书从军事书变成农业书
邓华从朝鲜战场回来后，担任了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沈阳军区司令员，还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
后来邓华被任命为四川省副省长，分管农机工作。其实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可干可不干，因为上有分管农机的书记，下有农机厅长。有人说，你现在的副省长也就是个挂名的，少管点事，养养身体吧。邓华说：“我为党为人民，我拿人民的钱，我得为人民做事。”
邓华的中国共产党党证
当了四川省副省长后，邓华开始努力学习农业机械知识。据邓英介绍，家里书柜上的书，慢慢地从军事类书籍换成了农业类书籍。邓华还经常下乡进行调研，和工人研究农业机械的改进，有时身上沾满了泥都顾不上清理。据统计，1960年7月到1965年底，邓华共去了一百多个县市，几百个厂矿、社队进行调研，并给四川省委写了许多报告。
邓华下乡调研时给四川省委写的报告
自觉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下
邓华从1928年离开家到1980年去世，只回过家乡一次，村里的老人提出要为“当了大官”的邓华打开祠堂，杀猪宰羊庆贺一番，告慰祖宗的时候，邓华没有同意。他说：“我不过是个当兵的，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
邓英告诉红船编辑部：“这么多年，我没看见父亲在外面请人吃过饭，很多战友来了，都是自己花钱在家吃顿便饭。吃饭还能让公家出钱报销，对他来说，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每次下乡外出，父亲总是把钱和粮票包在一个手绢里，到当地，让秘书按规定标准把他的伙食费给交了。”
国家给邓华配的车，他从来只在工作的时候用，即使是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妻子，邓华也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一次李玉芝上班时发烧，问邓华能不能用车接她一下。邓华觉得车是公家配的工作用车，用来接妻子不合适，但是又担心妻子的病情。最后邓华想出一个办法，让亲戚帮忙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李玉芝从单位接回家里。
1944年，邓华和夫人李玉芝
邓英平常进城上班也都是坐单位的班车，其实，车就在自己家里放着，也并没有人监督他。“他为什么能这样呢？我就想起父母常说的一句话：‘要注意影响。’”邓英说，“现在我明白，父亲是在用党性来进行自我约束，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些作风和品质可以说是那一代很多人都具有的。他们知道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是不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利益的。”
邓英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从小一直受到父母严格的要求和教育，邓华常常告诫他们，要夹着尾巴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要靠父母，要学有一技之长，靠自己本事吃饭。
邓华的几个孩子中，男孩子都学工，女孩子都学医，都在普通的岗位上工作。在邓华看来，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绝不是共产党人的追求。
1979年，邓华及其家人在北京
1968年毛泽东提出了上山下乡，这时候，邓华老部队来人说可以让他的子女当兵，邓英兄妹们都很高兴，因为当兵和到农村插队不仅身份不一样，生活条件和环境也有很大差别。邓华却谢绝了，事后他跟孩子们说，要响应号召，不能搞特殊。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不管形势多复杂，环境多恶劣，他都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父亲那种对党的忠诚、对信念的坚定、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勤奋、对名利的淡泊，始终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做人、做事的榜样和准则。”邓华虽然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钱财，但在邓英看来，邓华一生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注：本文照片由邓英提供
撰文：何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