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曾如此评价一个人：“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蒋纬国口中的这位“共谍”是谁？他如何与蒋介石周旋而未暴露？他就是深入龙潭虎穴的开国中将韩练成。
近日，在一次红色讲堂上，红船编辑部见到了韩练成将军之子韩兢。台下座无虚席，韩兢讲述了父亲惊心动魄的谍战人生。身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韩练成被共产党高尚的革命信念折服，深入龙潭虎穴中追随着共产党。一次蒋介石给他特支5万元，他没有用1块钱为自己谋私利，间接或直接支援了党的秘密工作。从这一件小事中，足以看出韩练成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非凡的人格魅力。
“隐形将军”之称与“特工之王”李克农有关
2010年，有一部名叫《隐形将军》的谍战片播出，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连城从一名穷苦人成长为地下共产党人并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一生的传奇故事。该部剧改编自韩兢同名小说，主人公就是韩兢的父亲韩练成。韩兢说，“隐形将军”这个称呼还得从父亲的一首小诗《克农来访》说起。成诗的时间是1960年冬天，“克农”，就是开国上将李克农。
据悉，当时韩练成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部部长，病休在家。一天，他在书房翻检资料，夫人汪萍推开书房门说：“李经理来了。”
这位“李经理”就是“特工之王”李克农。1942年5月，韩练成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组织，和李克农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同志。为便于联络，他和李克农之间有特定的称呼：李克农随朋友们的习惯称韩练成为“练兄”、“七哥”；而李克农有一个名字叫“曼梓”，又是南方人，韩练成联络他时称“蛮兄”。汪萍一贯信任、支持自己的丈夫，从这时起，也曾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汪萍不善于处理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从来记不住那些复杂的称谓，韩练成就只让她记住：这是“桂林的李经理”、“桂林的蛮先生”。谁知道过了多年，她一直叫李克农为“李经理”。
饭桌上，李克农得知汪萍所做的狮子头，是蒋委员长手下中统局长叶秀峰家的老太太“叶妈妈”教的之后，哈哈大笑：“噢？我以为只有你是个隐形人，没想到七嫂更是深藏不露啊！”
于是，韩练成来了灵感，一首小诗脱口而成，只有四句：“桂林、重庆、东黄坭，‘隐形’至今未足奇。夫人再设‘后勤部’，上将仍作‘李经理’。”由此，“隐形将军”的称呼就在一个不太大的范围里被传开了。
韩兢讲道，“隐形”，不仅仅是父亲在建国前的工作状态，也是他在建国后的心理状态，直到他1984年去世，出于保密要求，他的讣告仍以“爱国将领”冠名。即便被常人当作“起义将领”、“统战对象”，仍然绝口不提往事，严守机密数十年。韩练成曾表示：“我在解放前为党工作是由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周总理不说的我不说，中央没有公开的我也不能说。”
1956年，韩练成、汪萍夫妇和子女韩蓉、韩兢、韩英（韩兢供图）
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解围
1909年正月十五那天，韩练成出生于（今）宁夏同心县马高庄乡郭大湾村谷地台。1920年地震家园被毁，其随父母迁居固原县。1924年年底，父母给他借了甘肃省立中学“韩圭璋”的文凭，让他投考黄埔军校，自己去闯一条生路。
老师把他们带到了银川，交给了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1926年9月，“韩圭璋”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四军，出兵北伐。“韩圭璋”作战勇猛，晋升很快。在北伐进程中，他因救援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增援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给冯玉祥、白崇禧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29年1月，北伐结束后的国民政府采纳了总司令蒋介石建议的部队编遣方案，但冯、阎、桂系因对这个缩减自己部队的“编遣”很不满意，和蒋介石翻脸了！
1930年初，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中心的反蒋联盟形成，中原大战爆发了。5月底，蒋冯主力鏖战豫东，蒋介石乘坐“总司令列车行营”亲自指挥。
5月31日夜，冯军郑大章骑兵军派出一支部队突袭归德附近的蒋军飞机场，一下子就炸掉了蒋军的15架飞机，俘虏了全部飞行员和地勤。然后包围了停靠在归德火车站上的蒋介石“总司令列车行营”。参谋长杨杰摸黑摇着电话大喊离火车站最近的部队：六十四师独立团！当时任马鸿逵部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的“韩圭璋”在团部只听到：“我是总司令部！我是参谋长杨杰！敌军包围总司令行营……”线路就中断了。
作战经验丰富的“韩圭璋”知道自己兵力不足，果断地下了决心：“只救火车站！”“韩圭璋”率部攻入站台，由卫队军官带领进入总司令行营车厢，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和杨杰。由于眼睛近视，当时他已经戴上了眼镜，蒋介石握手称赞：“韩圭璋？你很好，你是哪一期学生？”见他不知如何作答，杨杰稍作指点：“总司令问你是军校几期？”他突然想起：“本来是要去黄埔的，结果就近投考了西北军教导队。”蒋介石当即下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见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籍，内部通令知晓。”当时军中戏称黄埔学生为“黄马褂”，参谋长杨杰大笑：“韩团长，你是被赏穿黄马褂啦！”
1932年，“韩圭璋”被蒋介石调入黄埔系，用回本名“韩练成”，西北军中的那个“韩圭璋”不存在了。
韩练成（图片来源于宁夏日报）
蒋介石下令剿共，韩练成却执行了周恩来的命令
1942年初，韩练成升任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参谋长（桂系）。不久，国防研究院成立，蒋介石点名调他做研究员。
从国防研究院毕业以后，韩练成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侍从室，委员长是蒋介石，他在蒋介石身边做了一年高级参谋。之后，韩练成回到广西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5年2月任第四十六军军长，4月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抗战胜利，以国军第四十六军军长身份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行政院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集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
韩练成登陆海南之前，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三个方面的指示：“你去海南，一是受降，二是剿共。你现在不仅仅是一军之长，还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要多动脑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一切要靠你独断处理。也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做封疆大吏的本事。”
与此同时，周恩来给他写了亲笔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韩练成知道，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去学做封疆大吏，他一定会向国民党的统治高层跨上一个大台阶。可他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就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但是怎样在一场戏中，同时演好两个对立的角色呢？他心中有数：只要演好“受降”这一段，“剿共”方面的漏洞可以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去搪塞。
侵占海南的日军部队是日本海军海南警备府，17个作战单位，海军人员共有4万多人，半年之内全部遣返日本。
在关于剿共的任务上，琼崖纵队因不明确韩练成的真实立场，对其进行伏击并致腰椎扭伤。韩练成在南京养伤期间，国民政府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把46军编成17个强力突击营，分两个攻击波，向琼崖纵队发起“残酷”进攻。伤好以后的韩练成在第一攻击波进行中返回海口，马上以整编部队为由，把46军撤出了对琼纵的一切军事行动。5月底，第46军整编为第46师，韩练成任师长。不久，广州行辕通报处分：“整46师师长韩练成剿匪不力，应予申斥”。
他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96年，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说：“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韩练成离蒋介石最近，时间最长，但是却没有暴露，他怎么做到的？韩兢总结了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主动学习，适应环境。“我父亲是中国最贫困地区出身的穷小子，从军以后，因战功而升迁很快，因苦读苦学而提高许多，贫穷家世的阴影马上就被‘英雄不问出处’的虚荣心、优越感所取代。”据韩兢介绍，25岁的父亲，在团职团级、旅职旅级的频繁调任中，张扬得几乎夸张的行为方式常常使他的上级和平级感到压力。但当他在历经陆军大学、国防研究院系统教育、历经侍从室高级参谋、总统府参军处参军的过程之后，其行为举止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敢打敢拼的武夫成长为智勇兼备、冷静沉稳的儒将。他善于从模仿中学习，更善于从和巨人、大师的交往中学习——用流行的话说：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巨人的视角看世界，他乐于在学习中提高自己。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中，极为难得的是，韩练成从1937年（28岁）进入桂系以后，开始不在任何人前说其他人的坏话，即便是在敌对双方之间也不用贬义词：他在冯玉祥、白崇禧面前说到蒋介石，从不说“老蒋”，而说“委员长”；在蒋介石面前说到冯玉祥、白崇禧，也总说“冯先生”、“冯老总”、“白副总长”；在任何场所，对任何人，都称字、而不直呼其名。直至1949年到了西柏坡，他和毛泽东谈论到敌方时，两个人都是说“蒋委员长”“白健生”。毛泽东对敌方人格的尊重、这种大气、涵养很令韩练成钦佩。
在韩兢看来，父亲心胸开阔，不记私仇，他常说：“我有敌人，但我没有仇人。”他认为政敌是政敌，不是个人恩怨，他未因私利与人结怨，从不担心会有什么人报复他。
在工作中，韩练成可以说是“余则成”的原型人物。韩练成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陆军排、连、营、团、旅、师、军每一级主官，在他25岁上下，在团职团级、旅职旅级的各种勤务调任中，开始懂得什么是“定位”，他对条令中每一职、级的规定烂熟于心，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当他经过陆军大学的调教之后，彻底确立了“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的做事原则：当参谋、参谋长，事无巨细，替主官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在主官作出决定之前提供可能想到的多种方案及预后分析；当副职，只做拾遗补缺之类的事，不揽权、不越权；当主官，对上对下负全责，投入大部精力，把本职以内的权限做到极大值；而本职工作的大部分，都交给参谋长去处理；下一级的工作，也只抓下一级的主官，绝不越级指挥。他善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多用减法，少用加法。韩兢评价父亲，作为职业军人，这种行为方式，无论在什么环境、对上下左右，都是专业的、得体的、可堪信赖的，不会暴露。
韩练成还有很强的自制力，从1942年加入中共情报工作系统之后，为了不失言，他不再放开喝酒；为了不在梦中泄密，他不和他人同室睡觉，没有单独睡觉的条件，他不睡觉；为了尽量少留下痕迹，烧掉了许多照片；他不再写日记，也很少用笔记。
韩兢还讲到一段特别有趣的故事。父亲的谱摆得很大：不记电话号码，联络靠参谋；出门不带钱，消费靠副官。他完全不懂“跟踪和反跟踪”；至于电影、小说里间谍们神话般的化妆、秘写、拍照、窃听、收发电报、溜门开锁等等技能，他是一点都不会，完全没有“间谍”相。韩练成曾经问父亲会不会一些间谍技巧，没想到父亲说不会，没学过。那别人跟踪怎么办呢？韩练成解释道：“我是将军，走路只能向前看，你见过哪个将军边向前走边向后看？鬼头鬼脑、贼眉鼠眼的，那个样子的将军就不是将军，那才容易暴露哪！”
韩兢（摄影/王学民）
韩练成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在士兵中间，他会用士兵的语言，和农民在一起，他懂得农民说的话，和学者在一起，他可以谈学术。唯一一点不擅长的是和商人交往，甚至听到商人的词汇都反感。韩兢表示，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个朋友来看他，其间说到哪个老同志“亏了”哪个老同志“赚了”，父亲就很不高兴：“什么亏了赚了？我们是军人，又不是商人，对我们只有生与死、胜与败，哪里有什么亏了赚了？”
1945年，韩练成率第四十六军对日军反攻（韩兢供图）
韩兢直指谍战片《潜伏》的一大“败笔”
听了韩练成的故事，也许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余则成”的形象。韩兢直言，《潜伏》是一部很好的谍战片，但也有硬伤、暗伤。在韩兢看来，剧中“组织上派来的人”和余则成、翠平谈话的态度，完全没有情感，冷冰冰的，没有给这些深入敌后的孤军以同志间的温暖，这是该剧一大“败笔”。
韩练成曾跟韩兢说：“我是军人，军人只是追随者，是政治领袖、军事领袖的追随者，不是搞政治的主体。”“试想一下，对我父亲来讲，如果周恩来冷冰冰，董必武没有为师为长的风范，李克农、潘汉年没有亦兄亦友的态度，他的心中只有那个抽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却看不到活生生的、有人格魅力的、共同为‘理想社会’献身的高尚人群，他这个‘追随者’去追随谁？”韩兢的一席话一语中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韩练成对共产党的忠诚，是否辜负了蒋介石的栽培与厚爱？韩兢如此解释：“周恩来用自己的思想、语言、行动唤起人性中‘利他’的高尚情操；蒋介石用人性中‘利己’的弱点、缺陷引诱、掌控别人，‘道’‘术’分明，高下立辨。我父亲在周恩来身上看到了爱国领袖的大智大勇、大仁大爱，是周恩来的高尚人格的感染，使我父亲把自己的理性思考、正确判断转化成了坚定的信念。”
韩练成将蒋介石给他的5万元支援党的秘密工作
在救国和革命的信念中，韩练成丝毫未考虑过一己私利。
据韩兢介绍，父亲从军是因为家贫，目标是“挣到200块钱，挣够马上就走，回去开一家铺子，全家人一辈子就不愁了。”虽然在他投身北伐的初期，就已经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热情，有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最开始，他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对前途的选择仍然多是在利害、利益这两种取向中摇摆。抗战爆发，责任和道义开始出现在他的选择取向中，他经常思考作为军人的意义，他逐渐固化了救国救民的人生目标，个人的利害和利益已经如此微不足道了。直到他下决心追随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他的人生取向就再没有改变过。这种责任和道义的取向选择一直跟随他走到人生的尽头，看淡了一切功名利禄。
据悉，韩练成在国民党任军职，当小官时没喝过兵血、当大官时没吃过空额。一次蒋介石给他特支5万元，他没有用1块钱为自己谋私利，间接或直接支援了党的秘密工作。1955年9月解放军授衔，他不仅没有接受对起义将领的授衔待遇，连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都没有据为己有，看都没看就一次性交了党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身后不留骨灰，存款未及万元。
撰文：王梅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