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 | 张云逸大将之孙张晓龙:祖父带着22人小分队参加长征

10 2024-09-10 20:30

2024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88周年。为了纪念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红船融媒编辑部组织了重走万里长征路活动。其中,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孙张晓龙参加活动并接受采访,向我们讲述了张云逸将军在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经历。

▲《张云逸传》封面

张云逸(1892-1974),开国大将。1892年8月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1926年11月,张云逸在王志仁、廖乾吾的介绍下入党。曾参加黄花岗起义、护法战争、两次北伐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云逸传》资料显示:

1934年11月上旬,张云逸在红军聂都游击队的掩护下,率22人小分队突围后参加了长征。后到红八军团协助周昆指挥工作。11月月底,张云逸协助组织红八军团强渡湘江。12月上旬,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张云逸仍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负责侦察先遣工作。12月中旬,张云逸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

12月31日,朱德发出《关于红军二师、工兵营等部队在江界河架桥受张云逸指挥问题致张云逸电》等电报,要求部队在张云逸等的指挥下,迅速渡河并架设浮桥,保证部队渡过乌江。1935年1月2日拂晓,张云逸带军委工兵营来到乌江边,协助架桥。

1935年1月12日,奉命率先遣队等部进入桐梓。6月,张云逸负责全军收容队工作。7月,张云逸负责军委纵队筹粮工作。9月,中央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支队7000余人,张云逸担任支队副参谋长。10月19日,张云逸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

红军长征,有四支半的队伍参加

张晓龙介绍,在他的理解中,红军长征有四支半队伍参加。第一支队伍是红一方面军,第二支队伍是红四方面军,第三个是红二方面军,征战历程相对比较短,最后一支队伍是红25军。

▲张晓龙在红船融媒编辑部“流动大讲堂”发言

为什么还有半支?因为在长征之前,就从中央苏区出发了一支部队,叫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红10军团。这支队伍是为了吸引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想吸引一部分兵力才提前出发的。但是非常惨烈,这部分兵力几乎全军覆没,方志敏、刘畴西等同志都英勇牺牲了,剩下粟裕同志带着几百个战士突围。

张晓龙表示,红船融媒编辑部组织这次活动很有纪念意义,因为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

关于长征,我最觉得感慨的就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当时的战斗,相对并不激烈,但是困苦的程度是难以形容、难以想象的。非战斗性减员,伤亡是很大的。缺粮食,伤病员多,缺医少药,没法治疗……所以说,当年红军面临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祖父带着22人小分队,参加了长征

张晓龙介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到江西于都集结出发开始长征,其他各部队也陆续从自己的集结地开始出发。我的祖父张云逸,他是11月初加入到红军长征的部队中去的。

▲张晓龙和祖父张云逸“合影”

1934年夏天,红2、6军团开始长征,他们的目的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吸引一部分白军的兵力,减轻对中央红军以及中央苏区的压力。红2、6军团出发以后,张云逸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带着一支加强步兵连和干部,去填补红2、6军团离开的战略支点空白。当时,他是湘赣军区司令员。

但是,没成想在大庾岭遭受了国民党军的袭击,部队损失很大。电台也坏了,张云逸还得了大叶性肺炎,这时就和中央失去联系了。最后,经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转战,张云逸恢复了健康,同时和中央也取得了联系。中央命令,张云逸要参加长征。

11月初,他带着一支22人的小分队,在红军聂都游击队的掩护下,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从大庾岭下山,正好碰上了彭德怀军团长指挥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经过大庾岭,张云逸就加入到这支部队。这支红三军团的部队的政治委员是黄克诚,他打电话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说:张云逸来了。周恩来命令:立刻到总部来。

很快,张云逸就去了总部机关。

参加长征后,张云逸先是在红8军团,一起掩护整个红军的主力突围。

张晓龙介绍,红8军团在当年9月成立,10月就开始长征,一共有两个师(红21师和红23师),全都是工人师,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相对比较弱,人数也比较少,只有11000多人。中央派了大批干部来协助周昆指挥,包括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党代表刘少奇等。

这支部队和国民党军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后来,红21师被撤掉,就剩一个红23师,就剩几千人。但是作为后卫,任务压力又很大,所以在掩护全军的时候到湘江战役,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大部分指战员都牺牲了,等渡过湘江,11000人的部队只剩下1100人。

这个时候,张云逸又回到了总部机关,因为这时候军委成立了先遣队,张云逸的职务是先遣队的司令员。在此期间,张云逸充分地发挥了他参谋业务强的特点,先遣队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元旦连夜行军,赶到乌江架桥

张晓龙介绍,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召开,通道会议为促进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转兵,创造了良好条件。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会议进一步确定了红军战略转兵的方向。193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猴场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了1935年的第一天,进一步确定了黎平会议的方针。

会议决定,要突破乌江、占领遵义,要建立这一带的根据地。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按照指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连发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发给红二师,中心内容是:张司令员带军委工兵营协同你们在乌江驾桥。第二封电报,是发给先遣队司令员张云逸,内容是:张司令员,乌江架桥由你指挥。

张云逸在接到电报以后,带着工兵营、炮兵连,连夜行军,就这样度过了1935年的元旦。

张晓龙介绍,1935年1月2日拂晓,张云逸带着部队到达了江界河渡口。张云逸立刻把4团和2师的干部叫在一起,讲了三点。

第一,现在形势危急,国民党军薛岳带着两个纵队,离我们只有不到两天的路程。如果我们不尽快地突破乌江,出现的局面就是中央红军将背水一战,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个严峻的形势。第二,昨天你们的突击行动,大方向是对的,佯攻、主攻也都是对的。缺点是力量不足,要加大力度。第三,现在开始全力以赴架桥。

张云逸说,我带来了军委工兵营,王耀南营长也来了,还有土工连,干部团,2师有工兵连,再加上4团的战士,我们要想办法,砍竹子,一定要准备好材料,在指定的时间把桥架好。具体工作由王耀南营长负责,其他全力配合。

这时候,整个部队经过动员,全力以赴的开始行动。

张晓龙介绍,突破乌江,是由刘伯承总参谋长指挥的。架桥,是经过张云逸的指挥、王耀南的具体操作指挥,最后及时的在1月3日拂晓,架好了桥。

当天上午,张云逸陪同刘伯承总参谋长验收了这个桥。刘伯承总参谋长非常感慨,他说桥架得非常好,要表彰工兵营,要表彰王耀南。

当天上午,中央纵队过了乌江。毛泽东同志站在桥上,跺了跺桥,非常感慨,他说当今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桥,只有我们红军才能架出这么好的桥。这个时候,二师主力、中央纵队、红5军团全部通过了江界河的渡桥。其他部队,从茶山关、回龙场这两个渡口也过了江。等全部红军脱离了险境过了江,立刻就把这个桥摧毁了。

等国民党军赶到江边,他们望江兴叹,他看到的只有一个被损毁的桥和一只支掉队红军的破草鞋。由此,红军转危为安。

几十年后,张云逸在回忆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非常感慨。他这样回忆,他说:什么是大事?过乌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让架桥,架桥就是大事。

张晓龙表示,张云逸把一个战术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上来,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现在回忆起长征,我们之所以能够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红军的将士们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非常坚决的落实。最后,红军才能转危为安、以弱胜强。

▲张云逸

土城战役后,张云逸把配枪送给了毛泽东

张晓龙介绍,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打了土城战役。由于情报失误,以为川军就两个旅,结果没成想又有四个旅来增援,把红军打得措手不及,一下子就攻到了中革军委指挥所跟前,离得非常近。当时,在红军总部的人员全部都投入战斗,张云逸作为副总参谋长也拔出了自己的配枪,加入战斗。

形势万分危急。这个时候,幸亏陈赓团长带领的干部团奉命赶到,最后把敌军给顶住了,压下去了。指挥所转危为安。

看到这种情景,张云逸感慨万千,他感到自己的统帅的安危都受了这么大的威胁。这个时候,他就掏出了自己的配枪,就送给了毛泽东同志。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他不接受将士的枪。但是这一次他确实接受了。到了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在征集文物的时候,毛泽东办公室就将这支枪送给了国家博物馆。现在,这支枪就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的橱窗里面,和其他将士的手枪一起,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张晓龙介绍,如此珍贵的手枪,为什么说珍贵?因为有两个红军老战士使用,并且是张云逸作为将士,时刻关心统帅的安全,他把自己的第二生命送给了自己的统帅。这表现了两个战友生死相依,在危难危急关头,都是在想着对方。

土城战役以后,张云逸就作为先遣部队,一直在完成着中革军委交给他的任务。

长征中的张云逸:先遣、殿后、收容

张晓龙介绍,中央红军在5月初巧渡金沙江,这个时候张云逸和中革军委纵队的先遣队也同时渡过了金沙江。到达通安的时候,中革军委命令张云逸和先遣队暂时停驻,等大部队继续前进。过了不久,中革军委命令他殿后。也就是说,他的任务由先遣改为殿后。

红军在经过大渡河战役以后,特别是在经过160里的强行军之后,伤病员和掉队的同志越来越多,3万多的红军出现了将近8000的伤病员,形势非常严峻。这个时候,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命令张云逸负责收容队的工作,这个时候他的任务又由殿后改为收容。

到达收容队后,有大批的伤病员在部队的最后,情况也非常严重。这时,张云逸立刻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将配属给他的上级干部队叫到跟前,让他们来做思想工作。上级干部队都是有着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久经考验的中高级干部,队长是萧劲光。他们就担负起做政治思想工作,一个上级干部队的同志负责好几个伤员,目的就是增强他们的信心,宣传红军一定胜利的真理,同时鼓励他们战胜疾病、克服困难、跟上部队。

第二,让医护人员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和增强伤病员恢复的能力,采用中西医结合,中草药等方式来恢复伤病员的体力。

第三,加大力量收集粮食、草药、御寒物品等。

张晓龙介绍,由于采取了这三项措施,伤病员和收容队的行军速度大大加快。随着伤病员的体力增强,再加上上级干部队、医务人员帮他们背行李、背枪支,减轻他们的负担,大大加快了行军速度。等到他们到雪山之前,他们已经赶上了后卫的红5军团,到达红5军团的前锋了。

到雪山之前,部队要翻越雪山了,张云逸又动员收容队的同志收集粮食、衣被等,准备的物资有坎肩、白酒、中药、辣椒等。这时候一声令下,6月中旬的后半部分,收容队开始过雪山,在雪山上大家互相鼓励,扛不动枪的就由上级干部队的同志帮着背,背包由医务人员帮着背,最后在20日左右翻越了夹金山。

▲张晓龙和祖父张云逸“合影”

▲张晓龙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

这些伤病员,绝大部分都已经跟上了部队,返回了部队。这些伤病员,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都成为国家和军队的栋梁。他们非常感谢张司令员在当时采取的措施和对他们的鼓励。6月20日翻越过雪山以后,张云逸胜利地完成了收容队的领导工作,又回到了中革军委参谋部履行他军委副参谋长的职务。

过草地:对中央红军来说,它是鬼门关

张晓龙介绍,说到过草地,大家都说是美丽的大草原,但是对中央红军来说,它是鬼门关,我们本不应该走这条路。但是为什么又走这条路?就是没有办法,国民党的包围和追击,使我们只能走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好处是比较近,这里也没有国民党军驻守。

所以中革军委就决定,从草地北上。这个时候,我的祖父张云逸刚刚卸任了收容队指挥官的责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就让他负责全军委纵队的筹粮工作。

我们知道,过草地粮食很重要,因为在草地没有住户、没有粮食来源。这样,张云逸就开了动员会,动员所有的指战员采取一切办法征集粮食。购买的购买,收割的收割,他还亲自指挥部队去收割麦子。这样,在过草地之前就准备了一些粮草,使整个军委纵队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出现像其他部队出现的那种非常严重的粮荒灾难。

张晓龙介绍,过草地,中央纵队走了好几天,当时是非常艰难的,还牺牲了不少同志。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张云逸由于疾病,再加上劳累,加上饥饿,他也倒下了。他和周恩来副主席同时坐上了担架,作为红军的指挥员,现在变成了伤病员。在如此艰难地走的时候,张云逸还不断地做着动员工作。

有一天,他看见了红7军老战士云广英,他非常艰难,走不动了,准备要放弃了。这个时候,张云逸就鼓励他,我们都是参加百色起义的,我们是红7军的,如果我们不参加革命、不参加红军,我们能到这里来吗?我们还要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到全国各个地方去,我们要坚持到底,才能看到这些美好的远景。

所以通过鼓励,云广英最后也咬牙跟上来了。

还有一次,他见到担架队抬着一个老战士也抬不动了,老战士也奄奄一息了。他过去一看,正好是红7军参加起义的谢扶民,他也奄奄一息了,担架队员也准备放弃他了。后来,张云逸就劝担架队员,说你们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走出来了,这个同志是可以救活的。

最后,谢扶民也增加了勇气,担架队员也增加了勇气,最后就把他抬出来了。新中国成立后,谢扶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委的副主任。

所以,经过张云逸的动员、帮助、鼓励,有很多红军战士最后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成为人民军队和国家的栋梁。

莫文骅的四两腊肉,救了周恩来和张云逸

张晓龙介绍,张云逸在病倒的时候,军委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莫文骅过来了,他看到这种情况大吃一惊,一看周副主席也躺在那。问了情况,原因主要是没有粮食、没有油水。这时候,干部团刚刚分给莫文骅四两腊肉,他一分两半,二两给了周恩来副主席,二两给了张云逸副总参谋长。

到解放以后,张云逸对莫文骅说:过草地的时候,你那二两腊肉,比金子都宝贵。我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你在草地上给我的这二两腊肉最好吃。

张晓龙说,这体现了什么,这不是二两腊肉,这体现了我们红军战士官兵之间,官兵一致,深厚的阶级感情,体现了我们忠贞不渝的执行党的命令和指示、坚持到底的决心。长征精神,就包含了这种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

1935年9月22日,中央红军长征的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是司令员,张云逸是副参谋长。到了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的到达吴起镇,完成了光荣的长征使命。

重走长征路,我们要永远铭记先辈

▲开国大将张云逸

张晓龙介绍,张云逸的使命还没有完。到达陕北以后,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陕北省委的汇报,发现陕北省委在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上走得比较远,当时抓了很多的陕北干部和红军干部,并且已经处决了一批。当时形势严重,已经有100多红军指挥员牺牲了,还有将近200人被关押,在不断地处决。

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意识到这是个非常严峻的情况。张闻天、毛泽东就听取了陕北省委的汇报,决定要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张闻天、毛泽东就决定,要成立一个5人特别小组,由张闻天负总责。5人小组的总负责是董必武同志,军委这方面由副总参谋长张云逸负责,保卫局长王首道,组织部长李维汉,陕北省委的郭洪涛。

这5个人在11月7日的上午成立了速排小组。这个小组在当天就做出决定,11月7日下午就立即释放了18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赵启明等18个干部被立即释放。当天下午又立即开始释放其他的同志,陆陆续续地,在一个月之内全部都甄别完毕。

张晓龙表示,这使我体会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时候,一定要坚决、一定要果断、一定要迅速、一丝不苟地、完整的执行。这样,5人小组以他们迅速、果断的执行政治局的特别命令,挽救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也使我们革命的航船能够更加向胜利的目标平稳前进。

毛泽东同志曾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所以,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是要怀念我们的前辈他们的英勇事迹,要缅怀他们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也要走好我们今天新的长征路。没有老一辈人付出的鲜血,乃至生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延伸阅读:开国大将张云逸

▲开国大将张云逸

张云逸,1892年生,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参与创建右江苏区。1931年3月率部进入湘赣苏区。同年冬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

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5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

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第5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师同敌伪顽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

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4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

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来源:新华社)

撰文:张喜斌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