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钟元辉，出生于1912年，江西省上犹县营前镇人。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后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处副主任。1940年起，先后入延安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晋察冀军区团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纵队组织部部长。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兵团师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钟元辉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和许多革命先烈一样，他抛家舍业，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1932年，他跟随游击队离开家乡后，便和母亲失去了联系，直到1950年才得知母亲下落，可惜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近日，钟元辉之女钟洪江接受红船编辑部的采访，将父亲的故事娓娓道来。
▲钟洪江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
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当官
我的父亲钟元辉出生在一个江西省上犹县营前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是独生子女，在他5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去世了。我的奶奶为了养活年幼的父亲，她没有再嫁人。父亲从小跟着奶奶相依为命，靠着奶奶给人家打零工来维持家里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家庭条件下，奶奶咬着牙，哪怕自己多受累，也要供我父亲去读书。父亲只读了半年书，家里的生活实在没有着落了，他来到地主家，给地主放牛干活。为了讨口饭吃，忍受着地主的剥削和虐待。
1928年，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从井冈山下来路过我的家乡，来到了营前镇。以后的日子里，我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还有许多红军将领多次来到我的家乡。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他们的司令部就驻在了营前镇，一住就是三个多月。红军帮助我的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帮助我的家乡搞土改，给家家户户分了地。我父亲家里也分到了一担田（一担田相当于现在的3亩多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乡亲们纷纷加入了红军。父亲积极参加了营前镇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反帝大同盟，加入工会组织，他当了一名镇政府的宣传员，宣传队长。成为了一名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
1930年的一天，工会徐主任找我父亲谈话，他准备介绍我父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听了以后非常地高兴：“我愿意！我早就想当共青团员了！徐主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入了团，是不是就可以当官了？”徐主任看着父亲有这么幼稚的想法，就耐心地教育他：“无论入团还是入了党，都是为了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更不是为了自己吃好穿好，而是为了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这句话，成为了我父亲一生的座右铭，他牢牢记在了心上。
▲钟元辉，拍摄于1970年
1931年的夏天，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工会决定从青年团员里选拔一批表现积极的团员到新区去工作、实践，也是为了日后培养他们成为工会干部。父亲和同乡的黄振堂（他日后也是一名开国将军）他俩一起被选上了。
去新区工作离开家乡的这一天，父亲还真是有些舍不得。他现在自己岁数稍微大了一点，好不容易在营前镇找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每个月能挣上几吊钱养家了，却要放弃学徒工作，远离自己的家乡，他真不忍心让母亲一个人在家里过着困难又孤独的生活。在这种犹豫的状态下，他想到了工会主席的那句话，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吗？他最后下定决心到新区去工作。在新区，他继续做着宣传工作。
与母亲一别，竟是永别
当父亲完成新区工作，回到家乡就积极参加了由营前镇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游击队，配合着红军就去攻打赣州城，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
1932年2月，赣州战役打响。赣州城墙又宽又坚固，红军反复攻城都没有成功。敌人又得到了援兵，赣州战役持续了33天，最终红军在游击队的掩护下撤离了赣州。红军刚一撤离，敌人就趁机占领了我的家乡。游击队改编为信康独立营，他们被迫地躲进了深山老林里。很快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派来了大批人马，进山追剿这支队伍。父亲和游击队员们在深山老林里与敌人周旋了好多天，已经弹尽粮绝，他们的处境是相当的危险，这时候必须要想办法突破敌人的围剿，去寻找红军大部队，他们才能够生存。部队的这一决定，使父亲根本来不及与奶奶告别，也根本无法与奶奶告别，跟着游击队离开了家乡，去寻找红军。
这一年父亲18岁，从此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他唯一的亲人，走上了艰苦漫长的革命道路。1932年4月，突围成功的游击队，他们最终找到了红军。从此，父亲就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让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母亲了。因为我奶奶是红军家属，敌人占领了家乡以后，为了躲避搜查，又不牵连其他人，奶奶只能一个人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她还要过饭。
在战争年代里，父亲曾经多次打听奶奶的下落，可是始终没有音信。1950年，父亲终于打听到奶奶的下落。当时父亲非常的高兴，准备回家看望十八年未见的母亲，可是还没来得及出发，家乡传来噩耗：奶奶病故了，这对我父亲的打击很大，他一心想见我奶奶的愿望也落空了。他万分的悲痛。奶奶的悲惨遭遇，更是加深了父亲对奶奶的思念。从此，父亲将这份痛苦深深地埋藏在了心里。
1991年我跟着父亲回到家乡，给奶奶扫墓。当父亲来到奶奶的墓碑前，父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嚎啕大哭了起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么哭泣过，我非常理解父亲此时此刻的心情。父亲与我奶奶失散了整整十八年，直到奶奶去世都没见上最后一面，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因为有这方面的遗憾，后来父亲总是在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家乡人民。当年，家乡一位考上大学但是没有钱上学的老乡，给我父亲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我父亲能帮助他。父亲毫不犹豫，一直资助这位老乡直到大学毕业。后来每到当我们和父亲回到家乡的时候，这位老乡都会非常感激我父亲，“要是没有您，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1955年钟元辉同志被授予少将军衔
湘江战役中，有100多位战士被投井杀害
我从小就知道我父亲的头上还有腿上都有伤疤，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这伤疤是哪儿来的呢？父亲告诉我，是长征路上，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伤的。他没有具体形容是哪次战斗，但我后来从罗元发政委的回忆录中，慢慢了解到了这些伤疤背后的血泪历史。
湘江战役是红军在长征路上打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来到广西灌阳。红军抢渡湘江，必须要经过灌阳县的新圩地区才能到达湘江渡口。敌人为了围堵红军，在这里设立了第四道封锁线。为了确保中央红军顺利过江，父亲所在的红三军团红五师接到了上级的紧急命令，让他们紧急赶往距离湘江100多里地的灌阳公路，去那里阻击敌人的进攻。父亲在红五师十五团的机关里担任青年干事。团政委叫罗元发。父亲和战友们一起接受了这项艰巨的战斗任务。他们连夜急行军，赶在敌人到来之前，占领了灌阳公路，连夜修筑工事，坚决阻击敌人向新圩方向的进攻，确保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
这一天，敌人有13000多人，共七个团的兵力。而红五师只有两个团和一个炮兵营，总共才3000多人。敌人来到灌阳公路上，整连、整营的兵力向红五师把守的阵地发起了一次次猛烈的进攻。敌人的飞机大炮连续不断地狂轰滥炸，把公路两侧作为掩体的小山头几乎炸成了平地。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头部、腿部负了伤，多次和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又多次把失守的阵地夺了回来。部队伤亡惨重，团、营、连的干部几乎非伤即亡，全师伤亡了有一多半。重伤员们被一个个地抬下了战场，抬到了灌阳县和睦村下立湾祠堂，这里成了红军临时救护所。
敌人发现湘江对岸另一个渡口——界首被红军占领了，红军正从界首的浮桥上通过。界首渡口是红军渡江的另一条生命线，一旦被敌人切断，将威胁着整个中央机关的安全。敌人紧急派来了一个师的兵力和飞机大炮连续轰炸这座浮桥，与把守的界首阵地的红四师展开激烈争夺。上级紧急命令红五师：快速过江，增援红四师。可是在下立湾祠堂里还有一百多名重伤员，由于部队紧急撤离，来不及转移。红军前脚刚走，因土豪劣绅告密，敌人来到下立湾祠堂。他们把重伤员的衣服全都扒光，用粗绳一个个给连着捆绑起来，再绑上大石头，将这么多重伤员活活丢进了附近深不可测的酒海井里。随后还向井里的红军战士们疯狂扫射，致使井里的红军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
早在80年代就有人发现酒海井里有许多遗骸。经当地老乡口口相传，知道是红军烈士们的遗骸。曾经打捞过几次，但是由于井底环境相当复杂，再加上当年打捞技术有限，都没有成功。直到2017年，灌阳县组织了一支专业的打捞队伍，潜水队员反复下井探测，在当地老乡的配合下，抽干井水，清除淤泥，最终将红军烈士们的遗骸打捞出来。
经过寻访、考证，最后证实这些红军遗骸，他们都是当年从新圩战场上抬下来的红五师的重伤员们，他们都是与我父亲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当我听说以后，心情无比沉重。当年父亲受轻伤，他渡过了湘江，活了下来。而这些重伤员们却被活活地丟进了酒海井里。我想，如果父亲负的是重伤，他也同样会牺牲在这酒海井里呀！
▲1947年1月，钟元辉与夫人赵廷秀在河北易县结婚照片
靠吃马粪里的黑豆，走出了长征草地
1935年8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四川若尔盖地区。经过休整，红军准备过草地北上抗日。红军过草地，要走出草地的尽头，必须要渡过一条河，这条河的名字叫班佑河。
过草地的时候父亲担任红十一团三营教导员。团政委叫王平。父亲率领的这个营肩负着收容任务，因此我父亲又是个收容队的队长。过草地他们这个营是最后出发的。
过草地出发前，为了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党中央和各级领导要求每个人准备十天的干粮。可是川西北地区物资贫乏，根本满足不了几万大军所需要的粮食。由于人多粮少，有的红军战士只背着两三天的干粮就上路了。
对于红军官兵来说，这次草地之行就是一次死亡之旅。草地根本无路可走，几乎天天下雨，雨水淹没了前进的路线，就连当地的向导也很难辨清方向。有的红军战士走着走着就迷了路，陷进泥潭里，牺牲在了这片沼泽地里。
草地日夜温差很大，到了晚上天气变得很冷。红军官兵们在草地上宿营只能背靠背地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白天行走了一天，晚上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还要时刻忍受着风雨泥泞、寒冷饥饿，加上高原缺氧的折磨，使红军战士们的体质迅速地衰弱。白天行军掉队的人员是越来越多，收容队的工作也是越来越难。
父亲领导的收容队，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让掉队的人员跟上大部队。对那些极度虚弱的，不能行走的重伤员们，父亲还要组织人员，人抬马驮，尽量不落下一个人。
一天，有几名红军战士坐在草地上，他们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父亲怎么动员他们也不动，怎么劝说他们也不走。眼看着天色就要黑了，与前面大部队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父亲心里十分着急，这可怎么办呀！于是他叫来几名收容队员，给他们交代任务：“你们几个拿着枪到远处给我放几枪，快去！”战士们立刻明白我父亲交代的任务。不一会儿，就听见远处传来了枪声喊声：“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快跑！快跑！”父亲立即对掉队人员喊话：“有敌情啦！赶快行动！你们几个在前面走，收容队员帮助你们扛枪、拿行李，我和其他队员在后面作掩护。”掉队人员一听见有紧急情况，也不顾身体的疲劳了，听从父亲的指挥，马上起身去追赶大部队去了。
父亲曾把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在了他的笔记中。父亲是这样写的：“我虽然让掉队落伍的人员跟上了部队，但是工作方法简单，性情急躁，耐心说服的还不够，这是我违反了政治工作原则。”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是多么希望掉队的人员一个不落地跟上队伍。晚上，在茫茫的草地上一坐不起，就面临着许多的危险甚至是死亡，这时候父亲必须要想尽办法让掉队人员归队，这是他作为收容队长必须要尽到的责任。
父亲领导的收容队，他们帮助了那么多的掉队人员走出了草地，由于成绩突出，在日后的总结表彰大会上，父亲他个人和他全营都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这还是我在整理父亲的笔记中看到的。
饥饿，是过草地时最大的威胁。野菜、草根早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光、吃光了，战士们怎么能活着走出草地？我带着疑问，问过我父亲。父亲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父亲说：“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什么能吃的都没有了。这时我们发现马粪里面还有一些没消化了的黑豆，拿起来，尝一尝可以吃。为了活着走出草地，到最后我们就是沿途寻找马粪里面的黑豆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我仍然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呀？”父亲用他那坚定的眼神对我说：“我们就是吃马粪里的黑豆才活了下来！”父亲的这番话让我真实感受到红军过草地是多么的艰难呀！他们没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哪能战胜人类难以想象的困难呀！我跟父亲的对话，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父亲还告诉我，红军战士们在草地上行走的时间越久，掉队人员就越多，最多的时候有好几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了队伍，走出了草地。但也有不少人体力耗尽，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就再也没有醒来。第二天，我们收容队员想把他们叫醒，这时才发现他们的身体已经冰冷僵硬了，他们就是以这样睡觉的姿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些战友们在战场上没倒下，却在草地上默默地牺牲了。我们的收容队员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更多的掉队人员活着走出草地，可是我们的队员有的也没能走出草地就牺牲了。
红军过草地整整走了七天，来到了班佑河边。渡过班佑河，到达班佑乡就是胜利。八月份，班佑河是个雨季，河水湍急，水的最深处有4米多深。
这一天，父亲实在太累了，他的身体被极度的饥饿和疲劳拖垮了。他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的收容任务，几乎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他实在走不动了，他倒在了班佑河边。这时被他们团的政委王平看见了。他立即上前把我父亲慢慢地扶了起来，对他说：“班佑河水深，你就拉着我的这匹马尾巴过河吧！”父亲凭着最后的一点力气，紧紧地拉着马尾巴渡过了班佑河。过了河，王平政委又把虚弱的父亲抱到马背上驮了一程。父亲对我说：“如果没有你王平伯伯让我拉着马尾巴过河，又让我骑上他的马，我是没有力气渡过班佑河，没有力气走出草地，我也活不到今天呀！你王平伯伯他的这匹马救了好多红军战士呀！”
父亲他活着渡过了班佑河，活着走出了这吃人的草地。过了河，路边上放着前面部队筹集到的粮食，解决了红军战士们的饥饿。部队继续向前走着，突然接到军团首长彭德怀的命令，让他们带上一部分人马再返回班佑河，看看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一部分红军战士没有过河。
部队在王平政委的带领下，很快来到了班佑河边。正是黄昏，天色已暗，看不清河对岸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用望远镜借着夕阳的余晖，隐隐约约地看见有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们，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草地上，好像是在睡觉？冲天鸣枪怎么也没有反应？大家很快过了河。来到这些红军战士们的面前，想把他们叫醒，谁知道叫谁谁不醒，喊谁谁不答应，推谁都没反应。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七、八百名红军战士们，他们哪里是在睡觉呀！他们全都牺牲在了这片草地上了！王平政委哽咽地说：“多么好的同志们呀！他们一步一摇地走出草地，却没能走出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痛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一件意义非凡的礼物
父亲他在家里生活得非常简朴，就像一个庄稼汉，但他对我们的品行、世界观、人生观还有政治要求却非常严厉。我当兵入伍的时候，父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到部队争取给我入党，一定要坚定地跟着党走”。
有一次，父亲出差到上海，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几个孩子买了礼物。当他从包里掏礼物的时候，我心想，父亲肯定在上海能给我买一件时髦的衣服。在物资比较贫乏的年代，能有一件好衣服是多少稀奇的事啊！可是父亲却从包里拿出来了一把剪子递给我，我当时还问父亲，是不是还有其他礼物？没有，就一把剪刀。我有些不开心，剪刀家里又不是没有，你从上海回来，都不想着给我买件好的衣服穿，光给我一把剪刀。父亲看着我挺不高兴的样子，他也没有说什么。
没过多久，父亲衣服的领子磨破了，他想让我母亲给他补。母亲拿过衣服一看，“这个领子我都给你补过多少回了，没法再补了。我不是还给你做了件新的吗，你就穿新的吧。”
父亲说这件衣服还能穿，就领子有点儿破了，怎么就不能补呢？为此，他还有点闹情绪。转身他又从抽屉里把他送给我的那把剪刀拿出来，然后把衣服递给了我，“洪江，你给我补吧。”当我试着将父亲的衣服补好后，父亲特别高兴，“看你补得多好，以后你在家，我的破衣服就由你来补了。”
▲钟元辉与夫人赵廷秀，拍摄于1990年
得到父亲的夸奖，我也特别高兴。看着手里握着的剪刀，我突然领会到父亲为什么要将它送给我了。生活中，缝缝补补都需要用到剪刀，他是想告诉我，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不能丢！
退休以后，家里所有的家务活父亲都不让勤务战士干了，他想给这些年轻的勤务战士留出时间，让他们多去学习多进步。
当时我们家住在天津，每到冬天都得自己烧煤供暖，组织上往往都会派一名锅炉工，帮我们烧火。可是父亲每次看着锅炉工只捡大煤块烧，稍微碎一点的煤渣、煤面全扔了，父亲觉得这样太浪费了，索性自己到锅炉房去烧煤。每当我看见父亲满身、满脸煤灰时，总是心疼地对他说：“你怎么今天又把锅炉工的工作全都干了。”父亲总是笑着对我说：“你看这些煤渣、煤面不是还能用嘛！我在为国家节约煤炭呀！”
父亲他有一个专门的工具箱，他比较擅长做木工活，家里桌椅板凳床坏了，他都自己亲手修补。家里有两把坐了十几年的藤椅，藤条断裂，父亲找来绳子反复编织修补。最后编织上的绳子比藤条还多，却编织得又结实又好看，全家人都非常佩服。他那破得实在没法穿的衣服，他也舍得不扔，还要亲自绑成墩布继续使用，家里好长时间用的都是父亲破衣服绑成的墩布。
这就是父亲在无形当中给我们做的榜样。他总是要求我们低调做人，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要朴实。父亲常常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忘本，我们是穷苦人出身，不要以我的职务自居，更不能作为骄傲的资本。”这话深深印在了我们脑海中。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家长，同时又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没有变。父亲身上朴素，勤俭的品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家庭教育伴随了我一生。父亲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撰文：周晓宇
视觉：王学民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