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长元，1917年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他从未缺席，并参与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堪称天才将领。
▲蔡长元将军
蔡长元虽是搞政工出身、温文尔雅，但是打起仗来却格外的凶悍强硬，被大家戏称为“蔡石头”。1951年，他率部入朝，以军人之魂，不辱使命，带领志愿军在铁原抗击敌军六天六夜。铁原阻击战让人们记住了这位长相斯文但作战勇猛的儒将。1955年，蔡长元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作为蔡长元将军之子，蔡小心继承了父亲的红色基因，成为一名抗美援朝战史学者、军史作家，同时他还是延安儿女联谊会成员，红西路军后代联谊会发起人之一。在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时，蔡小心讲述了父亲作为川东传奇将军的一生。他表示：“父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是高大且坚定的，父亲那一代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中国人民，我们这一代，也要在新时代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蔡长元之子蔡小心
作为西路军幸存者险被枪决
1917年，蔡长元出生于宣汉县柳池坪（今柳池乡）蔡氏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中，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的祖父是前清的秀才，作为有功名的传统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统治体系成员，是有‘见官不跪’特权的。因此，他被推为村长，但也因此招祸。”
蔡小心讲述道，当年四川军阀混战，同样是书生出身的军阀刘存厚盘踞于家乡宣汉县，为了筹粮筹款养兵，对地方横征暴敛。祖父作为村长，希望村子能被少一些盘剥，于是到县城找刘存厚“以文会友”，寄望说服刘存厚节用爱民。不料却被刘存厚以“抗捐”的罪名关进大牢，斯文扫地、备受折磨，最终忧愤而亡，留下了孤儿寡母。
“父亲就此赤贫，11岁时他便要背柴禾到城里卖，以养活年近花甲的母亲和7岁的侄儿。村里没人识字，族人选中父亲去读了几年私塾，以便能写些祭祖的祭文。正是经历了社会的不公，人民的苦难，才让父亲选择了参加革命的道路，从此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
1933年，随着王维舟同志的武装暴动，蔡长元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为红30军的一名战士。从此，他开始了自己传奇而光辉的一生。
▲蔡长元早期照片
之后，由于立场坚定，每战必参加勇敢队的突出表现，加上有私塾教育的文化基础，在当时的红军部队迅速脱颖而出。到红西路军时期，他已经是连级的青年宣传干部，但仍然每战必投身最激烈的战斗。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当时称西路军）接到中央指示，打通西北通道，在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时，遭到了盘踞在西北的国民党马家军的重兵围堵。
古浪战役中，蔡长元所在的27师余部1000余人与马步芳为首的马家军发生了激烈战斗，西路军几乎全部丧生。之后，红军残部在梨园口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展开血战，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骑兵师只有四位生存者，蔡长元就是其中一位，当时年仅19岁。
随后，幸存的蔡长元和一位首长突围后结伴，向东逆行，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在祁连山中躲藏了3个月，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两人出山后，为了躲避国民党中央军、马家军军阀部队，以及地方反动武装的一次次搜剿，昼伏夜行，沿途乞讨。
直到走到兰州城郊，在此遇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寻找红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参谋，拿着参谋写的证明，他直接进城，希望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却在路上被抓壮丁，成为了邓宝珊部队的一名士兵。
在兰州城内巡逻时，他择机动员其他的士兵下河洗澡，趁机收集了他们的枪，直接跑进了八路军办事处。本以为终于能归队了，但当时组织为了避免叛徒、特务等渗透，规定红西路军失散人员与组织失去联系超过两年者，不接受归队，只是予以资遣。
“父亲由于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经历，又是在城里带着枪跑进了办事处，遭到了审查。因一时难以甄别，父亲被决定执行枪决。枪决前一晚，办事处副主任杨尚昆同志在院子里散步，听到有四川乡音喊冤，过去询问情况。父亲表示，自己与王维舟同志兄妹都很熟悉，王新兰阿姨可以为他出书面证明。杨尚昆听闻后遂向延安发出了调查函，在王新兰阿姨为父亲出具书面证明后，父亲才被甄别通过，免于枪决。后被安排东渡，在延安抗大学习。”
毕业后，根据蔡长元的情况，又结合本人志愿，他被分配到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县，担任团政委兼县委书记。在之后的战斗岁月中，仍然被要求每星期交一份报告，汇报自己的思想，回顾在红西路军的经历，接受组织审查。直到抗战胜利，审查才正式结束。
蔡小心称：“可以说，父亲是以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的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取得了组织的绝对信任。”
▲蔡长元
为战友报仇险被军法处置
蔡长元一生经历无数场恶战，有着“冀中之虎”之称。
在抗日战争中，蔡长元一直担任团级指挥员。一次战斗中，蔡长元曾一刀切断了一名日本军官的腿，日本军官表示，如果能让他切腹自尽，那么自己的军刀将成为他的战利品。蔡长元确实喜欢那把刀，于是让这个日本军官“得偿所愿”了。
“后来，八路军总部要求：各部把非必要的日本军刀等缴获，上交总部保管、使用。一贯原则性很强，对组织决定坚决执行的父亲，这时候却‘闹脾气’了。最后还惊动了彭德怀元帅，彭总表示‘蔡石头就这点要求，应该考虑’。于是，父亲得以保留这把日本军刀。父亲去世后，这把刀自然传到了我的手里，这把沉淀着历史烽烟血泪的日本军刀，成为我们整个家族真正的传家宝。”蔡小心回忆道。
作为红西路军的干部，父亲和其他参加红西路军斗争的干部们对西北三马的封建军阀部队，自然是不共戴天的态度。在解放战争的尾声阶段，蔡长元担任师政委的63军，配属一野指挥，成为席卷大西北的主力部队。
1949年7月扶郿战役后，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兰州城外，敌军带有火力侦察性质的“强攻”受挫，我军掌握了整个兰州的外围防御的主动权。之后我军连续奋战，全歼了马步芳军阀部队的核心主力。
当蔡长元得知，当年疯狂进攻、残酷迫害西路军部队和指战员的马家军主力，当时已经退出了战斗，正与我军谈判投降事宜。他趁势命令全师部队，立即向这股被安置在破庙的敌军发起最后的进攻。
“父亲特别要求全师指战员上刺刀，以坚决有力的白刃战，以最让人难忘的办法，完成对历史的清算，这其实就是单向的搏杀。父亲自问可以对在红西路军斗争中牺牲的战友、伙伴，有一个交代，即使自己被处分，耽误了任用提拔，也还算是‘没白活’。”
▲常乐堡遗址
在之后进行的宁夏战役——常乐堡战斗中，蔡长元身为政委不顾众人反对，拿起战刀同战士们一起冲上战场，和敌人拼起了刺刀，最终，蔡长元与指战员们全歼马家军。师政委“拼刺刀”，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这已经违反了纪律。战后，蔡长元因此写了检讨承认犯了个人英雄主义。
“马家军对红军惨无人道的暴行，记在了西路军每一个幸存红军的心头，这血海深仇，如同烙痕一样，痛楚而持久，这一仗父亲已经等了13年。”
在铁原阻击战大显身手
1951年，蔡长元率189师入朝作战。在第五次战役中，时任189师政委的蔡长元临危受命、兼任代理师长，带领志愿军在铁原阻击美军4个机械化师和2个南韩师进攻，以保证我军主力的安全。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特遣队共有5个师、一个旅、一个团 共9万人。铁原阻击战，第一线的189师要面对的是具有5万多兵力、1300多门火炮、180多辆坦克、及空中轰炸的“联合国军”特遣队主力。而189师全师只有9400人、弹药缺乏、67门小口径炮，敌我悬殊巨大。
此次战役，蔡长元选择极为罕见的步兵阵型，三个团排成一列，没有组建正面防御战线，而是在得到第十九兵团党委的批准，以点的形式，以营、连为单位，将全师分成两百多个单位，散布在宽达25千米的防御正面战场上，切中要害。蔡长元用东方兵法出奇制胜，放慢了敌人进攻步伐。
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蔡长元带领189师整整阻击了6天，坚守了6天，顶住了美军的第一波冲击。期间作为师政委兼代理师长的蔡长元更是不顾军指和师指数次反对，带头冲上阵地厮杀。
▲蔡长元
谈起铁原阻击战的情况，蔡小心坦言称，经过近十年的宣传，该战役已经被广大党史军史爱好者充分了解，具体的过程广为人知，而他则分析了这场敌我悬殊巨大的战役最终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部队的基础政治军事素质是战争胜败的根本因素。当年的63军是整个解放战争中华北野战军的第一号主力部队，党团组织坚强，部队作风过硬，且技战术水平是绝对可堪大任的。在入朝参战前，又在东北地区补充了翻身农民入伍，成为部队的新鲜血液。
父亲任政委、师长的189师，被老首长聂帅评价“能攻又善守”，党团员占了全部指战员的七成以上，这就确保了每一个战斗小组都有一名政治过硬的骨干，且部队在技战术上以老带新，很快就在实战中成熟起来。没有这样的军政素质，父亲的“舞动的锁链”防御体系，是不可能顶住美军的立体机械化冲击的。
第二，我军强大的调整能力。189师的师长许诚同志，也是华东野战军比较突出的中层军事干部。在第五次战役前从三野调任189师的师长，在完全不掌握部队和各级军政干部实际情况的背景下，就投入了第五次战役。因此，在战役前期，189师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在面临美军机械化立体式的全面冲击时，父亲当仁不让，实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随即得到了志司的确认，彭总亲自拍板，父亲兼任代理师长，许诚师长去休养连休息转移。父亲没有辜负志司首长的信任，顶住了美军的第一波冲击，为其它两个师的作战积累了经验，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之后，许诚师长也没有消沉，而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新的指挥员的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就是我军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我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直到今天成为全面的世界一流军队的体制机制的最核心保障。
第三，父亲个人的特点。我注意到，和父亲一样坚持做战地日记的志愿军师级干部，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15军的崔建功师长。这两位指挥员的父亲都是前清的秀才，两个人都有总结思考得失，深入分析敌我实际情况的习惯和能力。正是凭着这样的能力，父亲才能提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战术方案，完成了战役任务。
成年后才知父亲身份
蔡小心是蔡长元的独子，出生时父亲蔡长元已届60岁，因老年得子，父亲对他特别的疼爱。
1976年，蔡小心出生，此时蔡长元一家仍然承受着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待遇。蔡小心两岁半时，高烧不退，母亲带着他去医院看病，但医生却不开给他们当时被当成“好药”的青霉素。
“本来，当时我的病有两支青霉素就能治好，但医生就是不给开药，母亲只好抱着我到村里打了链霉素（一种不适用于幼儿的抗生素），我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耳朵和声带却受到了严重损坏。”蔡小心讲起自己的经历，从此父亲对他是更多的慈爱，也是更多的言传身教。
▲蔡小心与父亲蔡长元
蔡小心记得有一次，父亲带着6岁的他去南泥湾玩，事先没跟任何人说，但当地官员却还是知道了，非要请吃饭。蔡长元很不高兴，勉强去了，饭后却自行付了饭钱，让现场官员灰头土脸。另一次身为陕西省军区政委的蔡长元带着蔡小心出门遛弯，回到省军区大院外才发现忘带证件，新来的站岗卫兵不认识他们，于是父子俩被拦在了门外。蔡长元什么也没说，而是带着儿子蹲在对面马路上，等秘书回来带他们进去。
军人家庭的家风潜移默化地进入了蔡小心的内心。但是，他提到，父亲从未跟他说过自己当年的经历与功绩，成年以前的蔡小心，甚至连父亲是什么官都不知道。直到成年后，姐姐将父亲的工作日记和《干部自传》等全部交给了他，他才真正了解到父亲的一生，而此时父亲已经去世13年。
为了节省纸张，笔记本很薄，里面写得密密麻麻，每页四五千字，一共写了14页，记述了蔡长元参军以来的所有经历。在那14页纸里，蔡长元第一次知道了父亲竟是一位开国名将；看到了红军长征时父亲爬雪山、过草地的心路历程；也看到了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勇；也知道了父亲的骨灰里竟然还留下11枚弹片。
“在反复阅读父亲留下的日记，并与各种资料、回忆录等的比对中，在对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的探访中，在母亲的回忆里，那个看似沉默、严厉，对我却颇多关爱，晚年一餐能吃掉一只肘子或者烤鸭的老头儿，与波澜壮阔的党史军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和奋斗的历史，竟是那样的深刻地连在了一起。”蔡小心动情的说道。
▲蔡长元
近20年来，父亲蔡长元在蔡小心心中的形象，以及党和人民、人民军队奋斗、成长、发展的历史在他的认识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他越来越感佩父亲那一代人，对中国人民所做的牺牲与贡献。同时也越来越感到自己在新时代责任的重大。艰难前行的过程，也是自己和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
“父亲那一代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中国人民。而我们这一代，也要在新时代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撰文：李影
图片：由采访者提供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