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座离休干部小区中，红船编辑部见到了这次的采访对象——陈晓霆。
这天，北京下起了雪，凛冽的寒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外面少有的行人都拉紧了衣服的领口急匆匆地走过，空气中到处膨胀着寒冷和干燥。由于是第一次到访，红船编辑部只得在小区门口等待陈晓霆前来“领人”。远远地，看到他一边快步朝门口走来，一边热情地挥手打招呼。挺拔的身姿，矫健的步伐，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位已经77岁的老同志——如果不注意他那一头华发的话。
“在众多开国将军中，我父亲的名字鲜为人知，既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谈起这次采访，陈晓霆认真地说：“父亲没有特别闪光的地方。”
但陈福初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都知道，他是将一生都奉献给我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陈晓霆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
“做无名英雄是你们党性的表现”
陈福初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从1932年7月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开始，他长期战斗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战线，是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开创时期的参与者，为共和国的建立和祖国安全奋斗了一生。
陈晓霆告诉红船编辑部，“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经过长途征战到达川北，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宋侃夫、王子纲、蔡威率领无线电台开展了对敌无线电技术侦察和破译密码工作，于1933年3月破开川军首部密码。此后蔡威领导的无线电二台主要担负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父亲是无线电二台译电员。”
蔡威领导的无线电二台通过侦收敌台电报，破译敌军密码，掌握敌人核心情报，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提供大量情报，有力地配合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战役。彻底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巩固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例如1934年2月春节前夕，在反六路围攻的关键时刻，我军破译敌军密码获悉，敌军陶醉于表面上的胜利，下令部队休整，准备欢度春节。尤其得悉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私自回万县与妻妾欢聚，群龙无首。据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利用此可乘之机，立即组织反击，歼敌21军大部和7师3旅，迫使敌军草草收兵。敌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陵基被撤职查办。
又如：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川康受挫后，为了摆脱困境，张国焘提出“北上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口号，动员部队再过草地经德格向青海进军。这时红四方面军二局侦获到一份青海马家军的电报，马步芳、马步青为阻止红军进入青海，派出一个骑兵团约1500人，每人两匹马，自带粮草，由西宁出发，每日百余里，行程1月有余，到达川西北德格县以北地区时，该团报告，全团因伤病减员很大，3000余匹战马损失过半。
这个情报引起红军总司令部高层的重视，在红军指战员中也引起很大反响，马家军骑兵团有粮有马尚且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我们用两条腿走，又无粮草，去青海岂不是死路一条。部队要求去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呼声更加高涨。经中央再三催促，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的坚持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迫使张国焘取消了去青海的计划，保存了红军实力，北上陕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
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是重要的，又是异常艰苦的。特别长征中，电台运输队要背几十斤重的电子管收发报机、发电机、充电机、电瓶，还要背汽油、机油爬雪山、过草地，行军异常艰难。每到宿营地，别的同志可以吃饭、睡觉，技术侦察台的同志却不能，首先要架设机器、侦控敌台、抄收电报、译电、通报等。破译密码更是枯燥无味、费尽心力的工作。
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在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长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10月成立红军总司令部（红四方面军）二局，蔡威任局长，陈福初任译电科长。
“由于我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属于高度机密，只有最高领导亲自掌握，所以每一次战役的胜利都有技侦战线同志们付出的辛勤努力和功劳，但每一次庆功和公开表彰大会却与他们无缘。父亲和战友们的这种共同经历，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甘愿无私奉献，甘当无名英雄’。”陈晓霆动情地说道。
对此，毛泽东曾说：“你们的工作是隐蔽斗争，是无形的战线，你们是无名英雄。前方打胜仗可以登报、鼓励，你们工作就不能登报，但是党和人民是知道你们功绩的。”
叶剑英也说过：“你们的工作叫做无形的战争，无名的工作。无形的战争要靠科学，无名的工作要靠党性。做无名英雄是你们党性的表现”。
▲陈福初（1939年拍摄于西安）
“父亲的原则是党叫做啥就做啥”
陈福初参加红军后是怎么走上了无线电技侦道路的呢？带着这个疑问，红船编辑部向陈晓霆了解起其中的缘由。
“父亲参加红军就是党员，开始担任红四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直属机关团总支副书记，在总部通信营，审理委员会工作过，后来红四方面军成立了手枪队，他又调到手枪队。”陈晓霆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陈福初每当讲起手枪队，总是特别兴奋：“那会红军穿得不好，只有手枪队是清一色新军装，扎着腰带，每人一把驳壳枪，一支花机关枪（冲锋枪），背上一把拴着红绸子的大刀，可威风了。”
参加手枪队后的第一次战斗是打麻城。陈福初在队长秦基伟的带领下，英勇顽强，和战友一起，俘虏敌副团长以下一百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受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的表彰。后来又参加了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等战役。
为适应斗争需要，1931年11月，中央派宋侃夫、王子纲、蔡威、徐以新四同志到鄂豫皖苏区开展无线电台的筹建工作。1932年2月在新集城外钟家畈，架设起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
为了确保电台安全，方面军领导决定从总部手枪队抽调政治可靠、思想稳定、作战勇敢、有责任心、临机处置能力强的人到电台担任警卫工作。7月初，陈福初和肖全夫、徐显志、王玉华一道，离开枪林弹雨的前线和生死与共的战友到电台报到。
陈晓霆告诉红船编辑部，“父亲参加红军前曾在地方县委组织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知道苏区之间传递文件、情报主要通过交通员、交通站，时效既慢，又很危险。现在有了电台，这边鄂豫皖苏区刚召开党代表大会，中央马上就知道，并发来贺电，太神奇了。父亲很快就意识到了电台的重要性，做好电台保卫工作，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在前线的拼杀。”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台积极开展无线电侦察
此后，陈福初不仅很好地完成了电台的保卫工作，还向蔡威台长和其他同志学习，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抽时间学会了电台架线、充电、器材的维修与保管，掌握了电台使用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技术，学会了译电，成为电台正式译电员。
“父亲虽然一直在军委二局，但除做过业务工作外，还做过党务工作、政治工作、组织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后勤保障工作、人员培训工作等。总之，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就做好什么。这也为他今后担任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全面工作经验。”
刚到延安时陈福初任译电科副科长兼译电股长。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清晨，陈福初刚到办公窑洞就从译电员手中接过一份“缺字很多，连不成句”没有译完的长篇电报，其中有“兵谏”、“留省反省”等字样。
“父亲凭着多年情报工作的经验，当即做出此电报很紧急、很重要的判断，并决定亲自译报。在曾希圣局长帮助下，很快补填了电报中缺漏的部分，从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发生的缘由、经过、各方态度等重要信息。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军委二局侦获的第一份电报，曾希圣局长对此极为重视，并在第一时间用电话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报告，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处置西安事变的政策提供了依据。”
1938年底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找陈福初谈话，要他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当副官。由于种种原因，陈福初没有当副官，却当了八路军汽车队指导员。汽车队有各型车近30辆，司机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来自山西阎钖山部、新疆盛世才部的，也有东北军、西北军调来的。人员复杂，纪律松散。陈福初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按照上级“多交朋友”的指示，对汽车队官兵进行严格的纪律约束和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并用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感染他们，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明显进步，保证了各项运输任务的完成，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
在陈福初的感召下，1939年7月，国民党复兴社特务，东北籍司机李春林主动向父亲交出国民党中央下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秘密文件。陈福初通过“八办”迅速报告中央。1939年8月1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内称：“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完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这为党中央揭露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1942年，正逢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边区军民的物资生活十分困难。军委二局工作很累，生活不好，群众牢骚甚多。毛泽东亲自关心军委二局生活，带头划拨自己的办公费给二局作生产基金，中央组织部从党费中拨钱支援二局，在此情况下，父亲又受命出任二局总务处长兼总务处党支部书记。”
陈晓霆介绍，陈福初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号召，组织全局同志利用工作之余，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同时，在位于驻地安塞近50公里的钟山，开办了“钟山农场”。农场包括3座山头，是一片占地300多亩的荒山野岭，山上既有参天大树，又有灌木草丛，人烟非常稀少，常能看到豺狼、野猪出没，还发生过野兽咬伤人、畜的事情。陈福初带领农场职工拣牛粪，打窑洞，刨树根，开荒种地，挖炭窑，运木柴，烧木炭，养猪种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产景象，二局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占地300多亩的“钟山农场”
实事求是、公道正派
陈晓霆告诉红船编辑部，技术侦察部队是一支技术人才密集的部队。陈福初长期主管政治思想和干部工作，深知爱护人才的重要性。面对频繁的政治运动，他特别强调结合单位实际，实事求是，公道正派。
1957年陈福初离职学习期间，他所在的三部某局开展了整风运动，先后有30人受到重点批判，其中4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运动后期，陈福初结束学习返回岗位后，在全面了解情况基础上，认为这些同志虽有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问题，但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表现良好，特别是经过 “肃反运动”，历史问题已有明确结论，不应继续抓住不放。对于一些说过错话，属于认识问题的，应通过教育解决。通过认真甄别复查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及时解脱了“有问题”的同志，纠正了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倾向，使该局成为系统内唯一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
“父亲认为对人的处理，特别是对技术骨干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建议上级对被清查的同志在军内调整，可先调新疆建设兵团的解决方案。少数同志不理解，甚至认为是‘迫害’。但他忍受误解，顶住压力，并抓住以后落实政策的适当时机，重新把调往新疆建设兵团的干部调回，保住一大批业务骨干。他在爱护人才、保留技术骨干上可以说是‘忍辱负重，用心良苦’啊。”
陈晓霆说，父亲实事求是、公道正派，深得三部同志的拥护和爱戴。2006年陈福初病逝后，人们在吊唁簿上，看到这样的话，“您用人格的力量教育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三部人。您是我最敬重的老部首长之一。”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尊敬的陈政委”。
“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陈福初经常对孩子们说：我是农民出身，从小给地主放过牛，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父亲是湖北黄陂人，爷爷去世得早，奶奶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年幼的女儿，生活十分艰难。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奶奶先后把父亲和叔叔送进了红军的队伍。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反围攻’作战中，我的叔叔牺牲了。”
谈起家族往事，陈晓霆有些哽咽。
“红四方面军西征离开鄂豫皖后，白匪军、还乡团反攻倒算，到处抓红军家属。奶奶独自带着年幼的姑姑，不敢也不能去投亲靠友，无奈流落街头乞讨。迫于生计，不得不将姑姑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最后实在无奈，卖身为奴。”。陈晓霆动容地说道：“为了革命，为了今天的国强民安，有多少老百姓送自己的亲骨肉参加革命，又有多少红军像我叔叔一样血染疆场。解放后很多人回家寻亲，只见坟头不见人。相比之下，我父亲最终能找到我奶奶，母子相逢，是多么幸运啊！”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求我们和普通人家孩子交朋友，参加体力劳动，尊重工作人员。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和家里的阿姨一起开荒种地、掏粪浇菜，是大院有名的‘开荒大地主’”。
▲父亲陈福初和母亲徐虹
陈晓霆告诉红船编辑部，“小学我是在武汉军队子弟学校上的。1958年我刚到北京，在郊区67中学走读。当时学校周围全是农田农舍，学校里农村的孩子很多。父亲专门跟我谈话，要我多和农民的孩子交朋友，向他们学习，防止骄、娇二气，绝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特殊化。”
1964年入伍的陈晓霆，退休时的职务是总参四部办公室主任，大校军衔。曾有战友对陈晓霆说，你父亲是总参的老人，只要稍微走动一下，提个将军不是难事。“那时还真有原来的老部下、后来的总参首长来看望父亲，问过父亲‘家里或个人有什么事，只要能解决的我们尽量办。’父亲回答道‘我离休了，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感谢组织关心，没有什么要求。’”
说到这，陈晓霆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其实那个年代的老同志，很多都是这样的，从不在乎个人得失，更没有想着要利用特权给家人办事。”
“我们家五个子女，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认认真真工作，建功立业。”陈晓霆在部队两次荣立三等功。他的小弟弟陈晓震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获得一次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十三次军队科学进步奖。
陈晓霆坦诚地说，“我们家没有一个靠父辈升官，没有一个做生意发财，也没有一个出国定居的。生活艰苦朴素，学习刻苦努力，工作扎扎实实，做人清清白白，这就是父母留给我们的家风。”
最大的失误是理想信念教育缺失
当被问到对当前社会上干部贪腐现象的看法时，陈晓霆说“这几十年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失误也非常大，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人的信仰没了，一切向钱看。很无奈……”。
陈晓霆接着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思政教育也有所重视。特别是在近年抗疫、抗灾斗争中，舍己为人，逆势而上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甘当无名英雄之花已然开放。
如今，退休后的陈晓霆经常应邀在各地讲课，在“一切向钱看”的无奈现实面前，陈晓霆将教育年青一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和“甘当革命的鲁班石，做新时代的无名英雄”的情怀当成了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或许，这就是父亲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
撰文：周晓宇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