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故居对外试开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参观沈家本故居时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建设利用好沈家本故居，加强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弘扬法治精神。并感谢北京市委、市政府和西城区委、区政府对沈家本故居文物修缮和开放利用所做的大量工作，对故居修缮和布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摄影记者/李文静
在陈列馆内，部分珍贵的资料、文物旁边都置有“沈厚铎先生捐赠”的卡片字样，沈厚铎是沈家本的曾孙。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退休的他恐怕是如今最了解沈家本的人之一了。红船编辑部去拜访沈厚铎的那天，他早早在门口迎候，言谈之中看不到一丝威严，举止中没有一点儿架子，很是和蔼慈祥。
奠定现代法律的基础 提出依法治国第一人
在采访沈厚铎当天，红船编辑部事前去宣武区金井胡同参观了沈家本故居。由于场馆还未完全开放，记者只见到了一部分非常珍贵的法律史料。在一块明光烁亮的石碑上，刻着沈家本简介：
沈家本（公元1840—1913年），字子惇，号寄簃，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是清末修律的代表人物，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沈家本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期间，参酌古今，博稽中外，萃取中华传统法制文明与世界优秀法律文化成果，主持修订、起草了清末系列法律。囿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律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化的法制变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沈家本故居通过翔实的史料，充分展示沈家本生平及成就，通过介绍中国历代法制人物，反映中国法制发展历程，展示中华法治文明。
同为法学研究者，沈厚铎对沈家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足以看出他对曾祖父由衷的崇敬与钦佩。他说：“明清时期，我国政法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民事法、行政法、刑事法不分。那时候百姓去衙门敲鼓伸冤，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杖打几大板子再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刑讯逼供。种种落后的司法体系，说明当时很多案子得不到公正地判定。”
就在那个年代，沈家本出身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侍奉母亲去贵州安顺看望被外放父亲的艰苦跋涉路上，他体会到百姓的疾苦，看到了政府的腐败，多次亲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争战双方给民众带来的伤害的场景，尤其是官军的欺压给百姓造成的凄惨景象，深感吏治不严、法制不全造成的国弱民穷的局面，大大激发他的爱国热情。
由于沈家本长期受清廉家风以及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忠君爱国、建功立业的基本意识，冥冥之中，使他走上了一条以法律为武器的救国之路。
在担任修律大臣以后，在实践中，体会到中西法律的差异，沈家本认为，“我法之不善者当取之，当去不去是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去不去是为愚。”相比国内的法律体系，外国法治很多值得借鉴。于是，他着手大清例律的修订，成立了法律编译馆，大量招聘留学海外的法政人才，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法律法学著作；积极筹备建立修订法律馆。他在翻译系律过程中，尽可能地了解掌握更多的西方法律状况，完成了修订法律的前期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沈家本参照近代西方法律基本理念，着手删改旧律，包括禁止刑讯、废除重法、删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体制、删除奴婢条例、禁止人口买卖、统一满汉法律、完善秋审制度等，努力实现着清政府提出的“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的法律改革目标。
但沈家本并不提倡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在他看来，修律要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国情，不能一味地照搬国外例律。他说，“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将会使修律成为无土之木、无源之水,“又安能会而能之，以推行于世”。沈家本主张“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
“廉洁”家风一脉相承
沈家本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良好的教育家风，从其父沈丙莹到他的后代，乃至第四代第五代，“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家风一直延续至今。
沈家本父亲沈丙莹，考中进士以后，入仕刑部。当时官员外放是升官必经之途，很多人都想被外放到一个富庶的地方：一则可以增加薪资，再则易于提高政声以便升迁。当时沈丙莹官绩斐然，名噪一方。负责外放的官员说安排沈大人外放还不容易吗？他请我们吃个饭就行了......沈丙莹终究没有设饭局招待以为自己谋一个好一些的职位；还有一次，时任都察院山西道御史的沈丙莹管仓草粮食，他在核查的时候，有人在他耳边吹风，让他手下留情，但沈丙莹一直保持着秉公任直，刚正不阿的工作态度，得罪上司，最终被远调贵州安顺——一个及其贫瘠的边远地区。沈丙莹公正执法、不畏权贵的家风对沈家本产生深刻影响。
到沈家本为官的时候，他也一再强调，法律人是要廉洁奉公的。在法律编译馆负责修律时，中央拨款用于其编译工作，这笔款由沈家本全权支配。但就连一个铜板都不曾落入他的口袋，他把所有资金全数用于招聘留学海外的法政人才，这些留学生的俸禄往往比管理人员都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高质量的修律工作。
据沈厚铎介绍，如今，自己这一代乃至第五代，沈家本先生的后代，“刚正、廉洁”家风一脉相承。
推动平反冤假错案
清朝末年，吏治腐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这期间“耸动朝野”的“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姿色出众的毕秀姑，人称小白菜，其夫患病而死，却夫家诬为与杨乃武通奸谋杀，并且被县令刘锡彤施用酷刑逼供，屈打成招。但是由于家人不断上告，又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杨乃武、小白菜得以昭雪。
2016年1月18日，据人民法院报消息，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法院博物馆展出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手稿（即《钦差查办案件》奏折），展出时间为一个月。这份珍贵的手稿正是沈家本亲笔记录的。
沈家本就职刑部数十年，又曾执掌秋审处及津、保两府，亲自参与平反冤错案的事例，当数不少，但可查记录并不多。沈厚铎老师对红船编辑部细讲了天津任上的郑国锦案。天津县郑国锦在行医中认识了在天津县城寄住的刘明和王氏夫妇。郑因给王氏看病两人渐生奸情。后郑与王氏商定，乘刘明患病，假以针治为名，将其致死。刘被针刺致命穴位而殒命后，郑即将刘的尸体棺殓，谎称病故，通知刘的兄弟来津将尸棺运至原籍埋葬。
沈家本上任后，“经天津县访拿审供”，“委天津府检验”。为了弄清刘明的死因，沈家本聘请了京师著名仵作（验尸官），率同静海县知县和候补知县亲赴静海杨官店村刘明的坟冢开棺验尸。一起查勘和讨论，发现刘的牙根及头顶骨为红赤色，囟门骨浮出，证明死者为针刺而亡。最终使案情水落石出，罪犯得到应有的惩处。为弥补了《洗冤录》之不足。沈家本先生将此案收录在《沈寄簃先生遗书·寄簃文存》卷五《补洗冤录四则》之中。
沈厚铎：沈家本故居重建就是一种法治进步
沈厚铎老师曾经说过，作为沈家本后人，将其法律著作整理出来是一种源于内心的使命感。而这份使命感从沈厚铎大学时期就开始萌芽。
据沈厚铎回忆，1960年春，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听从了姑妈的意见，联系北京政法学院欲把沈家本文献捐赠给学校。当沈厚铎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政法学院时，事情并不似想象中那么顺利，当时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接待了他。待他说明来意，那位老师懵懵懂懂还问了“沈家本”是哪几个字，然后站起来给倒了一杯水，说“你等一下”，就神神秘秘地出去了。
过了大约十分钟，男老师回来了，笑容可掬地表示：“你的爱国热情是值得表扬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国民党时期的伪法统早已废除了，清代的法律文献更没有什么价值了。你所要捐献的沈家本手稿，没有研究价值，也没有地方存放，建议你去北京图书馆问一问。”
直到多年以后，这位现代法学奠基者依旧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谈到这里，沈厚铎再次提起沈家本故居重建一事。
关于沈家本故居的旧况，曾有媒体的描述：......照壁处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两层小楼，影壁则拆掉,留出了一人多宽的通行道路。道路两旁堆满了破旧的自行车和砖砌的煤柜，柜子上面又堆放了修自行车的铁匣和一些杂物。再往里走，四合院三进四层的构造已经完全分辨不出了，到处都加盖起无数的砖房，原来的房屋也尽可能地向外延展。后院甚至盖起一排简易棚户小屋，每间房也就几平方米的空间。尤其令人窒息的是，故居各房门头上拉扯着大把的电源、网络类的线路，密密麻麻，透过这些线路的间隙，仰头仅能看见一点天空......
沈厚铎无不痛心地说，多年前，他接待过许多来自外国的学者，三番五次的拒绝依然抵挡不了这些外国学者对沈家本故居的参观热情，“太破了，不好意思呐......”沈厚铎连连摆手。
一直以来，沈厚铎都在为沈家本故居保护工作奔波。他说：“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出国游玩的时候，但凡有点历史典故的建筑，哪怕是很小的房子，都被保护起来，为什么中国一个大法学家的故居沦落破败？”但是随着国家法治进程渐入佳境，沈家本故居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沈老师表示，这就是一种进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在深化法治改革的进程中，不免会出现各种问题。这一改革，无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做到有错必纠，我国法治建设一定会越来越好。
“后来，在我捐赠《沈寄簃遗书》等木刻书板时，说到当年捐赠沈家本手稿被拒的事，政法大学赵副校长直言‘这是谁办的事儿啊！’”沈厚铎哈哈大笑，说其实当时都不知道接待自己的老师姓氏名谁，也许早就不在政法大学了。
沈厚铎不时爽朗的大笑，使谈话氛围轻松不少。采访结束，当记者已走出去老远，回头一看，他还是跟来时一样在门前眺目远送......
撰文：王梅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