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副理事长陈虎忆高考:化学复习一周考了96分

09 2021-06-09 23:55

2021年度高考落幕,1078万考生将迎来各自新的征程。自1977年恢复高考,44年过去了,高考记忆不断变化,但时代赋予其的特殊意义却未曾褪去。6月9日下午,红船编辑部连线了北京电视台原科教节目中心主任、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副理事长陈虎,听他讲述高考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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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虎

1978年参加高考

陈虎1978年参加高考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即如今的中国传媒大学。那一年,陈虎28岁,作为一名“老三届”考生已经工作了近十年。

应该说,这是那个非正常年代的正常现象。如果没有那十年动乱,陈虎从1957年在北京育英小学上学,再到1964年考上北京四中,按照他的人生规划,1970年的他应正在北大和清华之间抉择。作为当时北京最好的中学,学生毕业后考取清华北大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都改变了。十年里,陈虎先务农后务工,1974年陈虎参加了应届工农兵学员的“考试”,成绩不错,但工作的工厂以工作需要为由婉拒了陈虎的求学要求。

自1977年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的春风使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终于等来了自己做主上大学的时代。陈虎自然而然要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报名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红船编辑部:为什么会想到在1978年参加高考,而不是1977年呢?

陈虎:之前像我们已经工作的工人,工厂如果不放人,我们也去不了。但1978年政策变得更活了,我们去参加高考,工厂不能限制。对于我这个“老三届”来讲可以说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搭上了这趟末班车。

红船编辑部:作为一名已经工作了近十年的工人,当时抱着怎样的心情参加了这次高考?

陈虎:那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也迎来自己做主上大学的机会,觉得无论如何要争取一下这个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当时可以说全体青年都满怀爱国热情,都是抱着希望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这样一个理想去参加的高考,我也不例外。

红船编辑部:但毕竟跟应届生比起来,年龄、知识储备可能都不占优势。

陈虎:从岁数来讲,我当时28岁,属于“大龄”考生了,另一方面,我的文化课基础薄弱,初二的文化水平,数学连几何还没学。当时工作特别忙不能请假,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起早贪黑,无师自学,靠借来的教材复习,这些因素都使我们这类考生在高考竞争之中处于偏弱位置。

一场改变人生道路的考试

由于此前一直在干电工,尽管数理化基础不行,但陈虎还是选择考了工科,并且填报的学校是铁道学院、邮电大学、北工大。只是没想到的是,因一门不及格的数学,这三所他心仪的学校都未录取他。就在陈虎以为高考落榜时,一道规定的下发,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红船编辑部:报考的三所学校没录取是因为分数不够吗?

陈虎:当年高考是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六门,其中外语是不计总分的,只作为参考分。我总分是373.5分,分数线已经达到了,但是单科数学没及格,只考了44分,对于我们考工科的来说,数学不及格肯定不行,所以第一批我报的三个学校都没录取我。考试前我用了绝大部分时间复习数学却没及格,而化学我只看了不到一礼拜的书,竟考了96分。

红船编辑部:为什么会是没有报考的中国传媒大学录取了你?

陈虎:说来也很巧,当时林乎加同志从天津调到北京当市长。他调到北京后就对高考录取工作调整了一个政策,分数在370分以上的考生都要有大学上,我相当于是中国传媒大学扩招生被录取到该学校的电子工程系。

红船编辑部:在高考前已经工作了近十年,这次高考给你人生带来了哪些变化?

陈虎:高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重大变化。过去自己是当工人,所掌握的知识只局限于工厂这个范畴。工人嘛,主要是务实,以解决问题为原则,所以眼界也不宽。参加高考上大学,自己来到了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上,对自己和外界都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之后毕业来到北京电视台工作,更加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是1982年毕业到北京电视台,1984年就提升为技术办公室副主任,1986年我改行到了总编室,随后去了几个节目生产部门,直到2010年退休。二十四年在节目部门组织制作了大量有影响的电视节目,这期间,一直到现在撰写了几百万字,十多部书,职业生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学子们应该多具备一些情怀和理想主义

作为一名“老三届”考生,陈虎认为,那个年代的人参加高考、选择专业是以“振兴中华”为目标,往往是以国家利益优先,什么专业可以更好地报效国家就选哪个专业,现在的考生,则考虑更多得是个人得失,把什么专业更风光,更实惠,将来能在好地方工作放在首选。

红船编辑部:高考发展至今,对一部分人来说,可能高考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了,您怎么看待?

陈虎:我们当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录取率低,入学难。现在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变成就业难,毕业以后找工作不容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考生要有思想准备。

另外,我们考大学的时候,选择专业时都是国家利益优先。现在的孩子们则更注重现实主义,得挑好专业好地方,不能说这就不对,但是我觉得缺少了一些理想主义的光芒,缺少情怀。现在我们国家在一些科技上受到打压,国家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人才,想想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放弃优越条件回家乡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学子们还是应该要具备一些情怀,不能只顾个人。

红船编辑部:对今年的考生,您有什么想说的话?

陈虎:我们年轻时一直把马克思说的“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理想”作为座右铭。过去,振兴中华和报效祖国的理想主义支撑着我们那一代人,我希望他们现在也能多具备这些情怀。

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高考的道路上,生活的磨练一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一定要坦然对待。

陈虎的父亲是第一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陈大凡。陈大凡1906年出生于辽宁省北镇县。1931年“九一八”后参加抗日斗争,1933年率部在绥滨县与日军作战负伤,1935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地下党东北特别支部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军队和政府部门任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出任第一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46年任东北铁路总局副总局长,1950年出任济南铁路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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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凡

陈虎,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副理事长,出生于1950年,1982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1982年分配到北京电视台工作,2010年退休。

陈虎在北京电视台历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代主任,总编室代主任,海外节目中心主任,科教节目中心主任等职。在职期间创作过《解放日记》《长征日记》《世纪龙年》《北京发现》《北京那八年》等多部历史题材纪录片。2000年开始,以日记体、编年体风格编著《1949年的故事》《长征长征》《日记西安事变》《子年北京》等近现代历史书籍十余部。

撰文:周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