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文作为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和隐蔽战线的功臣，是秘密情报战线中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李正文潜伏在敌占区上海的无形战场上，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知识，面对复杂凶险的恶劣环境和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始终勇敢坚定地站在斗争第一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95年1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授予李正文“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特殊贡献。2000年1月经中央批准，教育部授予李正文“功在新中国”的奖牌，表彰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对国家所做的贡献。
▲1995年11月，俄中友协副主席库里科娃给李正文戴上纪念章
▲2000年2月1日，教育部授予李正文“功在新中国”奖牌
近日，李正文之子李海丘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为我们揭开了这位杰出的隐蔽战线工作者，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中，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最真实的一面。
▲李海丘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
从文学青年到职业革命家
1908年8月31日，李正文出生在山东省潍县张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当时家里大小十口人，单种地是不能维持生活的，还是靠哥哥李庭寿当木匠，三姐，四姐做女工梳猪粽和织花边维持生活，而李正文从小就开始做拣粪、拾柴、割草等劳动。
1916年，年仅8岁的李正文随全家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
“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无奈下爷爷把三姑卖给一个小商贩，家庭生活才得以维持。
在亲戚的资助下，父亲和二伯李忠文才得以进入四平街公堂小学。爷爷奶奶时而磨苞面卖，时而摊煎饼，父亲和二伯放学就拣煤核，拾柴火。”李海丘讲述道。
李正文从小喜爱读书，勤奋好学，但因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小学和初中期间常被迫辍学。1922年底，14岁的李正文高等小学还没毕业，就由学校介绍到四平朝鲜银行当工友，每天扫地擦桌子，泡茶倒水，收发信件等。
1925年，受上海五卅惨案爱国运动的影响，李正文离开家乡来到沈阳，并于1926年春，考入奉天省立第三中学初中班。上了一年半学后，1927 年又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文科，在同学的资助下，以优异成绩读完了三年高中课程。
“在沈阳东北大学附属高中就读时，父亲从东北大学窦世伟（现北京民主促进总会）处发现几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于是父亲要来连夜读完，就这样父亲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此后，父亲非常喜欢读进步书刊，时常参加进步活动。”
1930年初，李正文与同班同学郭维城（北京铁道兵副司令员）等进步青年在东北大学附中读书时组织了冰花社，并创办了宣传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刊物《冰花》杂志。该刊物受到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关注，得到满洲省委的指导，在东北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年秋，李正文由东北大学附中直接升入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成为一名大学生。进入东北大学后，李正文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托主编一本宣传进步理论的刊物《现实月刊》，但该刊不久被沈阳国民党市党部查封，他本人也被通缉。幸得校方庇护，才免于被捕。
国弱民穷、备受欺侮的现实及进步书刊的影响，使李正文萌发了爱国反帝的思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李正文被迫流亡北平，到清华大学借读。
1932年初，他由同学刘竞环介绍，参加了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很快被选为左联执委兼理论部长。同年冬天，他又从“左联”转到“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工作，任“社联”执委兼研究部长，分担领导了几个学校的社联支部。
“在社联中父亲结识了盟友张学思（张学良的亲弟弟），两个年轻人义气相投，挥斥方遒，相约‘一文一武报效祖国’。父亲积极宣传马克思理论，用岳光笔名编译了多种苏联有关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和小册子。”
1933年10月，经北平市“社联”党团书记宋邵文介绍，李正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从此，从一名文学青年蜕变为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蒙冤苏联遭流放
1933年下半年，北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猖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5月，宋劭文被捕，整个“社联” 活动被迫停止。
此时，李正文已不能再留在北平了。经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推荐，李正文决定到苏联莫斯科去学习。
1935年1月，李正文到达莫斯科，被送进莫斯科近郊国防部无线电学校（赫姆基学校）的情报工作研究班学习，这是一所培训情报人员的秘密学校。这里的主要课程有俄语、英语、马列主义理论，照相、无线电收发和修理、电报密码的规律，情报工作的组织、内容和方法，逃避敌人追踪的技术，以及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和使用各种武器的知识等。
1936年上半年结业后，李正文因有较好的英、日语基础，在学习期间又很快掌握了俄语，因此他被单独转到莫斯科的另一个郊区马拉霍夫卡，住在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宿舍大楼里，等待分配工作。
“先后来到这家国际招待所的中国人连父亲在内共有六个人（四男二女），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称呼，父亲的俄文名字叫瓦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好，除吃住外，每人每月还发100卢布零用钱。有的人经常进城去吃喝玩乐，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回来。而父亲始终洁身自好，烟酒不沾，也很少去莫斯科城里闲逛。他利用空余时间学东西，几乎成天关在房间里看书，主要是钻研俄文和相关的理论。”
然而，可怕的厄运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来。当时苏联国内开始了血腥的肃反扩大化时期，恐怖的气氛之中也掀起了一片诬陷狂和告密狂。
此时，同住的学员中一个叫索妮的女同志，经常偷偷地写诬告信，指控其余几人是反革命。最终，住在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了索妮，其余都先后被捕。审讯中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讲任何证据，几人都成了苏联的反革命罪犯。李正文被定为“日本间谍嫌疑犯”，判处五年徒刑，1937年 11 月被送进布德里斯克监狱关押。
1938年5月，李正文和其他几个中国“政治犯”被发配到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服役，受尽折磨。
“这个劳改营处在西伯利亚的最北端，一年四季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上。在这里每个人都面临严峻的考验，不仅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每天还要在严寒下干挖煤、挖坑、砸石头、盖房等重体力劳动。吃不饱穿不暖，无数犯人在这里悲惨死去。父亲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如果不是得到难友姚艮的全力帮助，也必死无疑。”
李正文对自己的冤案始终不甘心，也从不气馁，从布德里斯克监狱到齐必由劳改营，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给斯大林写信，信中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要求重新审查。
他坚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后写了20多封信，有的托被释放的难友带出去，有的自己投邮。他的执著终于有了结果，据说斯大林亲自发了话，经过有关部门甄别，于1939年9月向李正文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
一直到1940年夏天，李正文才与200多位监狱中被释放的华侨刑事犯，辗转多个城市，最终途径阿亚古兹押解到我国新疆塔城，终于结束了在苏联的这段噩梦般的生活，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据李海丘讲述，父亲李正文是被捕受冤者中极少数例外的幸运者，前后被关押了近两年，就逃脱了这场厄运，而和他一起在国际招待所被捕的四位同志，全部冤死在劳改营中，令人惋惜。
对日情报屡建奇功
1941年1月，李正文历经艰险回到祖国怀抱并抵达重庆，他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苏联驻华大使馆，恢复了组织关系。虽然他渴望回到中共党内工作，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情报员，并在正式分配工作前暂时助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开展工作。
7月，李正文受命前往上海。上海当时是沦陷区，除租界外已全被日军占领，李正文专门负责收集宁沪杭地区日伪的军政情报。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地下工作生涯。
▲1941年李正文从苏联回国，被分配到上海做对日情报工作
“上海对于父亲来说十分陌生，但这是抗日第一线，他没有犹豫立即前往。临行前阎宝航给他介绍了两个熟人。第一个是上海慈幼院院长姚淑文，第二个是中国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正总税务司是美国人，掌握全中国的海关大权）。到上海后父亲先找到上海慈幼院，建立起对外联络站，由院长姚淑文负责。然后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对日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开始了他的情报工作。”
李正文凭借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的优势，短时间内就落实了掩护职业。他应聘担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员，这个职务对开展情报工作极为有利。李正文还考取了上海申报馆的日文翻译，为该馆翻译日文资料，从日文报刊中搜集分析日军有关资料和动向。同时他还受聘担任了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日语大学的日文教员，成为大学教授。这些不同的公开身份为李正文开展情报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掩护色彩。
不久，李正文通过好友裘维琳，发现了一个日伪重量级人物稽显庭。此人是汪伪政府秘书长周隆庠的大舅兄，任南京日汪大头目协调会议秘书科长。每次会议，都由他记录整理。裘维琳按照李正文安排的策略，说服稽显庭成为重要内线，每周向我方提供情报。
“父亲认识稽显庭后，每周往返于沪宁之间，借做航运生意请稽显庭提供方便为由，二人相聚在南京城南闹市区三山街上的邵福兴酒家，掩护情报交易，父亲就是在那里获取了有关日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相关动向。每次获得情报后，父亲都能巧妙的躲过日本兵的搜查，安全的将情报带回上海，一份给尼克莱，另一份转交新四军。”
经过几次往返，李正文发现车站有一条日本人的专用通道，一般不会检查。于是，他穿上讲究的西服，戴着金丝眼镜，冒充日本人走向那个特殊入口，还用日语跟守卫打招呼。卫兵以为他是哪个部门的长官，立即持枪敬礼，毫不阻挡。这样一来，日伪方面对华的军事行动、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计划，事先就被李正文掌握了。他不但在半年内完成了建立情报工作网的任务，还立下了特殊的功勋，受到莫斯科总部的嘉奖。
1943年上半年，在申报馆同事萧百新的介绍下，李正文结识了汪伪政府参军长唐蟒，并成为唐公馆的常客。从唐莽和其他敌伪上层人物的谈话中，李正文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政治和军事等情报。当年，日本抽调兵力奔赴南洋，后改变战略，准备进攻印缅边境，妄图进攻中国西南等等这些重要情报，都是经由唐蟒告知李正文的。这些重要情报，使李正文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和华中局新四军两方面的表彰。
此外，萧百新、曹亮还为李正文介绍了一位恨透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友人德田恒夫，德田和日方政要常有接触，当父亲得知德田参与中共营救香港的进步文化人的事后，李正文和德田发展成为知交好友。
▲1991年9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德田太郎访华与李正文在和平饭店前合影
“从1944年起，这位日本友人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为父亲提供重要情报，如日本军方掌握的中共及新四军的资料和日方的对策，关东军到达上海的消息，以及日侨的政治活动等。有一次，德田从日本大使馆里拿到了新四军迫切需要的日军围剿新四军的详细计划和部署两本日文绝密刊物，此事曾受到陈毅的高度赞赏。”
除上海外，李正文也经常去汪伪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南京活动。他发展了一批得力的情报人员，包括东北大学同学许家俊、张殿傅，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陈波涛、沈明钊，还有沈孟先等，他们都是忠诚的革命同志，在李正文的领导下，利用各自的关系，开辟了很多情报来源。
策反助力解放上海
1945年8月，华中局派张执一同志代表党组织到上海接上了李正文的关系，从此他正式回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在张执一的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
▲1954年，张执一和李正文在北京重逢
1948年，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为首的策反委员会，李正文担任委员。此时，他完全转入地下工作，专门搞策动国民党的军官起义工作。
在李正文策反工作中，段伯宇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段伯宇是蒋介石军务局的少将高级参谋，于1938年入党后，失去与组织的联系。1949年1月，他在上海通过表弟温尚煌找到了党组织，随后由张执一同志转李正文领导。
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是淞沪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受哥哥影响，他也在李正文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段仲宇的寓所在宝山路1号（人称“段公馆”），就成为策反委员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李正文成了这里的常客。据段伯宇晚年回忆：“李正文非常认真负责，他几乎每天到宝山路1号我的住处联系工作。”
通过段伯宇，李正文陆续会见了蒋经国的第一心腹——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干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蒋介石亲信爱将、国民党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畯，江苏省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齐国榰，重型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峤，陆军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宋健人等人。
在段伯宇的陪同下，李正文去了这些部队的驻地，代表上海局策委会和这些要求起义的将领一一见面谈了话，实地了解了他们的实力和情况。在李正文的策反下，这些部队先后起义，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因此愤怒以极，大骂段伯宇等国民党军官的起义断送了自己（蒋家王朝）的半壁江山。
“其中，上海党对贾亦斌领导的预干总队的起义特别重视，因为这是蒋经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王牌‘太子军’，是专门训练素质较高的青年干部用以配备三十个现代化新军来支撑蒋家王朝的擎天柱，可以说是嫡系中的嫡系。即使当时这支部队受到蒋军的重兵包围，起义很难成功。但如果一旦起义，对整个蒋军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其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1949年4月7日，贾亦斌义无反顾地带领 4000王牌太子军，宣布起义。蒋介石咬牙切齿，立即调集数十倍的重兵围追堵截，还悬赏 5万大洋买贾亦斌人头。起义军在贾亦斌、李恺寅等人的率领下拼死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被击溃打散。贾亦斌逃出重围，身负重伤，被当地游击队和群众救回解放区。
预干总队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一“从心窝里反出来”的正义行动，震动全国，影响深远，是对蒋家王朝的沉重打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949年4月，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踪，父亲奉命撤离上海，转道香港到达北平。他一直牵挂着贾亦斌，当听闻国民党宣传贾亦斌‘已被击毙’，感到非常悲痛。当他随南下大军回到上海，在小白楼意外地看见贾亦斌时，两个生死战友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复旦首任党委书记
上海解放后，李正文即被任命为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负责高校的接管和整顿。
▲1949年4月，李正文在丹阳接受到上海接管大专院校的任务
1949年6月20日，复旦大学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一大早，一千多名师生员工站在校门两侧，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复旦实行接管。
▲1949年6月，李正文（左）在章益校长（右）陪同下进入复旦校园
上午9点35分，一辆小汽车停在校门前。车上走下几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干部，其中一位中等个子、手提皮包的中年人，就是军管会军事代表李正文。他立刻被兴高采烈的师生们包围，10点10分，接管典礼在登辉堂（今相辉堂）隆重举行。
这一天，李正文正式宣告了“新复旦”的诞生。
他在讲话中说：“复旦具有光荣的历史，是民主先进马相伯先生首创的。在民主运动中，复旦是大江以南民主教授最多的一个大学，一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代表军管会向民主教授致敬，向参加反美、反蒋、反饥饿、反迫害、护校复校的同学致敬！”
1952年1月，李正文被任命为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成为复旦历史上第一任校党委书记。复旦师生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位党委书记曾是出生入死的中共隐蔽战线工作者……
复旦大学是李正文最熟悉的一所大学，在复旦大学工作的两年半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日子。
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位对党无限忠诚，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如此重大贡献的老同志，却被怀疑历史不清而不被信任，并遭受了各种批判和处理。
“回忆起这段经历，父亲曾对我说：对共产党员最大的考验就是即使背了黑锅，你也要坚持信仰，毫不动摇对党的忠诚，坚持革命的理想。不但要坚持工作，而且你的工作还要做得更好，以自己优异的表现来自证清白。”父亲的话对李海丘的影响非常大。
父亲在那段特殊日子的经历，影响了李海丘日后升学、入党、参军的经历。但是李海丘并没有气馁，父亲常常鼓励他：共产党员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受多大的委屈都要继续前进，面对挫折也不能够消极怠工，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1979年10月，组织上给李正文做出了“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职务”的复查结论。而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李正文已是一位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李正文的暮年重新焕发了青春，他很快成为一位活跃于学术界、理论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国际共运史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他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思想敏锐，谦虚诚恳，他的文章和讲话富有创意，分析透彻，说理清楚，深受大家的敬佩和欢迎。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很刚强的人，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下，他都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对生活充满希望，这是他的一个精神，这个精神我觉得很了不起。我觉得父亲就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他的一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撰文：李影
视觉：王学民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