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2月7日，“传承红色基因·踏寻先辈足迹”论坛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举行。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宜应邀参加此次论坛。本文依据其在论坛的发言整理而成。
对我的伯父周恩来当年的革命历程，我知道得很少，因为他老人家在我们面前一句也不说。我也是在1976年伯父去世后，从报纸杂志上看到许多介绍他的革命事迹以及热爱关怀百姓的事迹，了解到伯父伟大的一生。
我简单讲一讲当年在西花厅受伯父教育的小事。
1949年进北京以后，我才见到伯父。那时，我才5岁。上学之前，我一直吃住在西花厅伯父的家里。1952年，我上小学了。这个时候，伯母就不让我在家里吃饭了，让我去大食堂吃饭。
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实行的是供应制，中央领导有专门的供应，而我们作为小孩子应该和老百姓一样生活，不能占用公家为领导安排的伙食。所以，我从1952年上小学一年级起，一直到1968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直在大食堂吃饭。
▲一九五二年夏，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德、周秉宜、周秉钧在颐和园内的谐趣园。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伯父认为住在西花厅的我跟我哥哥不应该脱离群众、脱离社会，于是就把我和我哥哥（周秉钧）送回了我父母的家里。
我们家在北京一个小胡同里，不是独门独院，在一个四户人家一起住的院子里。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老百姓的生活，供应都是老百姓的标准。通过这种方式，培养我们的平民精神——就是老百姓的思想，不要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百姓。
我哥哥（周秉钧）进八一小学的时间是1949年，我进去的时间是1952年。
我们就读的北京军区八一小学，是聂荣臻元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建立的。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咱们国家的形势还不稳定，敌对势力还在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的一些特务一直在捣乱，而北京军区的许多干部还在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了保护这些老同志的子弟，就安排他们的子弟进了八一小学读书。
1952年，我进八一小学读书时，学校门口还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放假时，北京军区会派大巴车接送学生回家。
▲周秉宜
八一小学，一直延续着革命年代那种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一进我们学校的校门，就能看到大礼堂的门前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完全是军队的那种风格。
到了1954年之后，社会形势基本稳定了，很多同学都喜欢自己坐公交车回家了。我和哥哥秉钧、弟弟秉华也和大家一样，周末放假后，一路走到动物园或西直门，然后再坐公交车回家。在路上，大家一边走还能一边玩，可以捉蚂蚱，采个花草。从未遇到抢劫或欺骗一类的事情，非常安全。
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一直主张，老干部、老革命的孩子应该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读书、一起成长。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到1958年的时候，八一小学便由北京军区管理划归到海淀区教育局管理了。
到我们家小五（周秉和）、小六（周秉建）上学的时候，伯父就把他们送到胡同里的小学去读书，就不让他们再上八一小学了。
有一次，我碰到刘丹（二机部部长刘杰之子）大哥，对他说：“我对红二代很尊敬，因为你们的父辈是为革命、为国家的建立贡献了那么多力量，有的人甚至牺牲了生命。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跟你们一样，我是一个老百姓，我自己心里很明白。”
伯父不但对我们严，对其他亲属的要求也很严。伯父有一个表哥，他女儿在一个工厂当临时工，他给总理写信，希望总理帮忙说句话，看自己的女儿能不能转为正式工。伯父给他表哥回信说：“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殊照顾。我不是周家总理，我是国家总理。”
我想，周总理对我们严格要求，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他心中一直怀念着当年为革命献身的革命烈士，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革命烈士当年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我想，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跟他心里这个情结也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周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在对后代的严格要求方面，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同时，他也代表了很多革命老同志的心愿和他们的精神。
▲一九五六年十月，周恩来与周秉华（左起）、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西花厅院内。
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粟裕的女儿粟惠宁跟我说了一件事，说她爸爸特别喜欢做一些小工具。一次，他上街去买小工具的时候，自己坐公交车，还有一个警卫员跟着他。在车上，他看到一个老人，就马上站起来给老人让座。
我听了这个故事，特别受感动。一名共和国的大将，一个立了这么大战功的大将，能做到去尊重一个普通老年人，能够心怀平民，对老百姓如此爱护，对人民如此热爱。这是多么崇高的品格。
很多老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都保持了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精神，他们的精神蕴含了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不光会打仗，他们还传承了我们中华民族很多优秀品质。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红船融媒多采访老革命的后代，请他们把先辈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讲出来，给现在的年轻人留下一个榜样。
编辑：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