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像他们那辈许多人一样，父亲有两段婚姻生活，一段是和他的前妻厂（此字在姓氏中念 han, 四声）虹，后一段就是和我母亲何挺。父亲和厂虹是他们那一辈人少有的不用组织牵线而自由恋爱结合的。他们是在抗大相识、相知、相爱而结合的。抗大就是他们的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在抗大，他们还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相对平稳而又温馨的日子。1937年中旬，父亲离开了红四方面军的战友，来到延安抗大总校学习，是抗大第3期1大队第2队的学生。毕业后，父亲被学校留下分到4大队（4期）大队部工作。在第4期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完成以后，大队又给父亲任务，要接受第5期的学生。新来的学生编为6个队，（5个男生队、1个女生队）。父亲任1队队长，并兼军事教员。一次，一个女生队的学生来找父亲，让父亲再给她讲讲“三角瞄准”的道理。父亲耐心地讲，她聚精会神地听着，又手把手地教她瞄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和一位“大地方”来的女学生接触，父亲忽然感到有些不自在，有点儿脸红。那女学生发现了，满不在乎地说：“你是红军老干部，打过多少仗，敌人都被你们消灭了。真枪实弹都不怕，今天怎么会红脸呦！”听她这么一说，父亲心想也对，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说：“你说的倒是大实话呀！”于是俩人便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他们就算认识了，彼此对对方都有了些印象。这女学生就是厂虹。但当时父亲并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也没有问，因为这是很正常的教学嘛。这一段在延安集体活动较多，庆祝抗大成立三周年，庆祝活动连续了4天。这一期间还举办了抗大成绩展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教员和学员的交往机会也增加了。这时期，他们经常在各种活动中碰面，还一起观看表演。父亲这才知道那个女学生叫厂虹，他们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彼此也有了较深的了解。这期间抗大颁发了教职员证章。中央军委还颁发了红军10周年（1927-1937）纪念章。当红军10年的才授予，未满10年的，红军时期任团以上干部的也可授予一枚。这枚纪念章是五角星红边。那时在抗大任干部的有这两枚章佩戴在胸前，非常令人羡慕和敬佩，人称“八角”干部。父亲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了！由于当时大会活动多，全校的学生队集中开会，有时轮到父亲当值星大队长，胸前两枚闪亮的徽章，值星带斜肩佩挂，格外显眼。父亲曾回忆说，当时的“八角”干部惹人喜爱。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厂虹对父亲从初识到熟悉又到爱慕，终于两人互相敞开了心扉，确立了恋爱关系。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1940年3月，总校胜利到达了晋东南的武乡县，与抗大一分校胜利会合。好事成双，组织上也批准了父亲和厂虹的婚事。婚礼很简单，买了两只鸡，割了二斤猪肉 ，做了几个菜，请苏振华大队长、王赤军政委、张力雄主任来主持了婚礼。婚床就是两扇门板，再简单不过了。但他们心里却感到无比甜蜜和幸福。10月间，抗大总校转移至浆水镇。总校将大队改为科，父亲被调到3科任副科长兼军事主任教员。科编有科本部，驻朱家峪，厂虹在校医院的医务训练班学习，每周三、六来看父亲，两人见了面，聊聊各自的工作和学习情况，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由于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厂虹在分娩时，组织照顾每月发给她和小婴儿30斤小米，父亲就用补助给自己的两块现洋买鸡烧汤给她喝。父亲的警卫员小陈还常到驻地外边的河里捉些小鱼回来洗净晾干，父亲再用小铜锅添上调料烤熟给她吃。日子虽然艰苦，但两人互帮互爱仍感甜蜜。1941年冬末，为加强抗大在敌后的力量，总校决定调父亲到冀鲁豫地区工作，厂虹也坚决要随父亲前往。那时，他们的女儿（顺德）才几个月，没办法携带，只能留在浆水根据地托人抚养。在浆水镇地方组织的协助下，找到冯家沟一家姓颜的外乡人。协商好后，父亲同厂虹一起将孩子送到颜氏家中，厂虹抱着女儿止不住热泪直流，迟迟不肯松手，父亲也心如刀割，第一次饱尝了与亲生骨肉分离的痛苦。父亲强忍悲痛劝厂虹：“我和你一样舍不得与孩子分开，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下一代能过好日子，有多少同志牺牲了，又有多少同志与咱一样丢下怀中儿女！顺德留在浆水，有组织的关怀，老乡们的抚养照顾……”父亲说不下去了，其实厂虹又何尝不懂这些道理呢？良久，厂虹毅然将熟睡的孩子交到颜氏手中，拉起父亲转身离开。孩子忽然哇哇大哭起来，哭声像刀子一般直插他们心里，他们不敢回头只是大步赶快离开。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送走了孩子，父亲率60多名教职干部离开浆水镇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由于敌情严峻，父亲一行几次陷入合围圈，厂虹虽已怀孕3个多月了，但仍咬着牙紧跟着。后来在掩护部队和地下交通站的护送下，终于在七月底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来到了冀鲁豫军区驻地杨集，见到了杨得志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到军区后，父亲到抗大冀鲁豫分校—陆军中学任教育长，校长由杨得志司令兼任，副校长余克勤，政治处主任郑思群，尚耀武任军事主任教员。厂虹想到军区卫校学习一期，可她已有了6个月的身孕。有的同志建议先叫她到后方去分娩后再回来。父亲因急于打开工作局面，没有同她认真商量，把她去后方的事搁下了。而厂虹为了使父亲能更好地工作，没有向父亲再提自己的事。这一耽搁铸成了父亲一生的愧疚和彻骨的疼痛！1942年9月下旬，日寇秘密调集重兵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式的“扫荡”。9月27日佛晓，日寇集结步兵6千余人，骑兵5百余人，坦克10余辆，挟当地伪军共万余人，分8路出动，对我冀鲁豫中心区濮、范、观根据地展开了“铁壁合围”。日寇对冀鲁豫根据地最残酷最大规模的“九二七”大“扫荡”开始了。当时学校住孟楼，各分队住马口、王楼各村。一大早就见敌飞机在上空盘旋，军区骑兵通讯员送来紧急情报，日伪军已进到濮阳、白衣阁地区，让学校马上转移。余克勤副校长当即让父亲和郑思群同志带校直属队及陆中各队按划定的路线向东南方向转移，他带步兵大队掩护（当时，学校只有步兵大队有武装）。中午，直属机关及陆中各队在旧范县城与敌人遭遇，却未见有武装部队前来掩护，战斗了大半天，没有完整的部队突出包围圈。当时学校里只有干部有几支手枪，手榴弹也很少，学员手里都没有武器。但是，没有武装的同学们，无论男女都在奋勇战斗着。从上午直打到太阳西斜，遍地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继续向南突围是不可能了，3队队长王凡向父亲建议向西北方突围，父亲冷静地观察了战场情况，果断地下了决心：“同志们，快跟上，向西北突围！”边喊边冲了出去。这正好是在敌援干草堌堆的队伍前卫通过，而其后尾未接上的空隙，父亲率队利用瞬间机会冲出敌人合围口。但是冲出来的只是少部分干部和学生，校直属队和1、2队、青年队大部分未冲出包围圈而被围，厂虹因近临产无法跟上队伍，陷入敌人合围圈被捕。厂虹被捕后受尽残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杀害于敌郓城监狱里。而孩子也没了下落。“九二七”是父亲永远忘不了的日子，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恨自己没能救出学校共同战斗的同志们，恨自己没能救出自己的妻子。从离开抗大到冀鲁豫，多少险阻都扛过来了，而这短短的一天，父亲就永远失去了他心爱的妻子。对于厂虹，他无法原谅自己，其实他心里很明白他当时的选择，他的责任就是保护学校和学生，带领他们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他无暇也不能单去救自己的妻子。如果时光倒转回去，他还只能做同样的选择，而厂虹也会坚决支持他。因为这是他们的信念和责任所决定的。他时常悔恨和愧疚，悔恨当初没有及时把她送走，愧疚没能把她带出合围圈。这种悔恨和愧疚在父亲的心灵深处永远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到了晚年，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去给厂虹办烈士证，其实，厂虹的名字早已镌刻在菏泽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对厂虹的那份思念，依旧萦绕在他的心底，丝丝缕缕绵延不绝……“九二七”大扫荡过后不久，父亲调到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任参谋长。大家都知道厂虹的牺牲，对这位新来的参谋长都非常同情。尤其是时任二地委副书记万里，在战斗和工作之余，常陪他下棋，谈心，对父亲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在他眼里，父亲是个文武双全的军人，工作细致全面，和地方工作的同志配合的很好。白天坚持繁忙的工作，晚上却常因怀念妻子而长夜不眠，是个多情的军人。又谦虚待人，既有军人的风度又温文尔雅，这在军事干部中是比较少见的。他要为父亲物色一个新的伴侣。他把这些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的夫人边涛，还因为大家都知道厂虹长得很美，万里就特别嘱咐，让她为父亲挑选一个才貌都要合适的人。那时，边涛和母亲都在二地委的妇救分会工作，边涛是分会的宣传部长，母亲是分会下属寿张县妇救会宣传部长兼六区妇救会主任，和边涛是直接上下级关系，很熟悉，又因年龄小很有些孩子气，人也长得端庄秀丽。边涛很喜欢母亲，把母亲当亲妹妹看待。按着万里的嘱托，边涛看中了母亲，把母亲的情况跟万里讲了，万里也很满意，两人商量着要尽快把这事办了。母亲还记得那是春节前的一天早上，边涛向母亲介绍了父亲的情况，并说想让他们见见。那时母亲还根本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对这突如其来情况，虽然碍于情面口头上同意了，但心里却想：见见就见见吧，反正决定权在自己手里。他如是个大老粗，就不谈。在母亲的印象里，似乎老干部都是大老粗，虽然她相信边涛的话，但又觉得毕竟是他们领导同志的看法，究竟是什么样，还得自己看了再说。过了几天，边涛把母亲叫到了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父亲来了，一身整洁的军衣，面带笑容，进门先向边涛很有礼貌地行了个军礼，问候身体情况。边涛给他们做了介绍后，就推说有事出去了，让他们自己谈谈。父亲首先做了自我介绍，从家世一直讲到抗大任教，当讲到“九二七”大扫荡时，他沉默了，眼里噙满了泪水。母亲也是亲历了“九二七”大扫荡的残酷，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才脱了险。她深深理解父亲的心情，连忙打破了沉默，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两人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就告别了。这次见面给母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果真像边涛介绍的那样，服装整洁，外貌英俊，又有礼貌，既有军人风度又文雅大方。尤其是对亡妻的深情，深深地打动了母亲，是个多情的军人！简短的面谈，互相间的初步了解，母亲在心里基本上默许了。后来只要是在战斗空闲，父亲就叫警卫员送来信，讲战斗、学习，讲思想。
1947年，父母与他们第一个存活的孩子
有一次他随信送来保存了几年的在抗大的笔记本，封皮是马恩列斯的头像，只用过两页，是写的学习心得。信中说，这是他心爱的学习本子，现在送给母亲，以表对母亲的爱……只有抗大才有这样的笔记本，它传送着他们的爱情。战争年代没有那些温情细语，但从来往信笺中，母亲进一步了解到父亲的为人，有文化（那时的长征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又多情，外貌英俊，作风文明大方。美中不足的是身材矮了点，年龄大了点（那年父亲27岁，母亲19岁），又使母亲有点举棋不定，跟边涛聊时，边涛对这两点不以为然，她认为他们俩挺般配，又说只要人好，其他又算什么！更何况个子和年龄的差距又差不到哪里去，要母亲好好考虑。又经过几次面谈和边涛的劝说，终于使母亲下定了决心。那时能有什么情书热恋，只是在战斗和工作的间隙里争取时间见个面而已。几个月过去了，由加深了解到建立革命友谊继而打下了爱情的基础，这就算是结束了他们的恋爱生活。后来母亲听边涛对她说，父亲本来是不愿找的，是万里力劝他要尽快从悲痛中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新的战斗，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拗不过万里，只好答应见见面。没想到见面后看到母亲年龄不大倒很善解人意，最使他感动的是母亲对他痛失爱妻的理解和同情。他感谢边涛帮助他找到了一个意中人，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干部。他们每次见面也只能是在打完了一仗后部队休整的时间，见到对方都很安全，就放心了。再次见面的时间谁也不知道了。就这样见过几次面后，他们的事就算定了。1943年5月，部队在休整的时间里，他们买来了几斤红枣，请同志们来玩玩，就算是婚礼了。可惜的是，两个牵线人万里和边涛因为没有和部队在一起，因而没能参加上父母的婚礼。母亲记得当天晚上部队还组织了一次演习。新婚之夜，父亲没睡多久，早早起身组织演习去了。先在村头放两枪，部队紧急集合，队伍拉出去了。母亲因“近水楼台先得月”，被父亲开了一个小小的后门，知道这是演习就没有出去集合，多睡了几个小时觉。部队跑了一圈又回原地吃早饭，这时女同志们发现队伍里没有母亲 ，才知道这是一次演习。后来她们一见到母亲就打趣，开玩笑，嘻嘻哈哈笑个不停。这大概就是父亲能送给母亲的唯一的新婚礼物吧！婚后母亲又回到原单位工作。后来，组织上照顾他们夫妻关系，把母亲调入了部队。母亲在生第一个孩子时，正赶上敌人疯狂地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但他的后方就空虚了。我军利用这一点，部队轻装打仗，就把伤病员转移到敌占区隐蔽。母亲也由老乡掩护，转移到了敌占区梁山附近的赵家楼村。不料母亲在生孩子时难产，急的房东赵大爷一家围着母亲团团转。实在没办法了，晚上赵大爷背上粪筐装作拾粪去找隐蔽在外村的卫生队长，队长连夜赶过来对母亲进行了急救，孩子总算平安生下来了，母女都保全了性命。母亲对赵大爷一家的救命恩情终身难忘。几天后，母亲急于归队，情况又不允许带孩子，就把孩子留在了在当地找的一个奶妈家里。3个月后，赵家楼村的据点被拔了，母亲高高兴兴地带着一个新找的奶妈去接孩子，却不料那个当地奶妈谎称孩子得急病死了，母亲脑子顿时一片空白，都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啊！母亲甚至都没有记住她的模样。有个白发老大娘悄悄地告诉母亲，是那个奶妈在喂奶时睡着了，把孩子闷死了。这事村里人都知道。真相大白了，但母亲又能怎样呢！为照顾军民关系，还是按她抚养的时间付给了抚养费，并劝阻了村民对她的指责。在归来的路上，那个新找的奶妈边走边说：“你们八路军就是对老百姓好，都这样了还给她钱，……”母亲听着这赞扬八路军的话，心里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匆匆来了，又匆匆去了。直到1946年我哥哥出生，他们才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留下了我家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
看着照片中父母幸福的笑容和哥哥稚嫩可爱的样子，又怎能体会到照片背后那些辛酸和无奈的故事呢！在那烽火硝烟的年代里，他们始终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母亲从不因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孩子的事情让父亲分心，她用她那柔弱的身躯和坚强的意志扛起了工作和家庭两副重担，积极地为党工作着，默默地为家庭奉献着，在战争环境中是这样，在和平生活中也是如此。就这样，他们携手共同走在革命的道路上，度过了五十六年的相伴时光。在这五十六年里，不管是战争的洗礼，还是运动的磨难，他们都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彼此高度信任，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同面对一切袭来的风雨。最让父亲感激的是，母亲不止一次地托人打听父亲与厂虹的女儿顺德的消息，每逢有身边的工作人员回乡探亲，只要有顺路的，母亲都要安排他们去浆水寻找顺德。虽然未果，但对父亲来说却是极大的安慰。1999年的清明时节，母亲代病重的父亲回老家祭拜了祖母，了却了父亲一大心愿。父亲弥留之际，母亲表示要与父亲同回故乡。那时父亲已不能说话了，听到母亲的话时，他微微地点点头，眼角缓缓流出了一行泪水。父亲病逝后，母亲按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他的故乡大别山新县鄂豫皖首府烈士陵园，把自己的简历也刻在了父亲的墓碑后面，并嘱子女，自己百年后也葬于此，以示相伴永远。在墓碑前的一块黑色大理石上，还刻下了她合着泪水写的长诗，回顾了他们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字字句句都浸透着她无限的哀痛与思念。她停下了自己回忆录的写作，主编、整理、出版了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潘焱将军纪念文集》、纪念父亲诞辰九十周年的画册《潘焱》，父亲的遗作《戎马生涯》、《丹心集》。办完这一切之后，她才安下心来继续写自己的回忆录《春梅晚唱》。
1999年3月，相伴永远——父母最后的合影
他们走了，他们共同坚守的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他们那坚贞不渝的爱情，彼此间无比的信任与理解，艰难环境中的相帮相扶，疾风暴雨中无悔的相望与相守，又何尝不是留给我们的一种高尚道德情操的精神财富和无价宝藏呢！他们走了，他们那深沉的爱恋，厚重的情愫，像一股股涓涓不息的圣洁的清泉，在我们的心灵上静静地流淌，默默地蕴润，永远是那样的无穷无尽久远绵长……
潘焱，（1916--1999）河南省新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政委、师作战股长、军侦察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教员，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教育长、军分区参谋长、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一、七纵队参谋长、五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志愿军第十六军军长，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海军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99年4月病逝于北京。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何挺，（1924--2017），山东阳谷县阿城镇人。1938年春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冀鲁豫边区寿张县县妇救会宣传部长、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政治部干事。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科长，二野五兵团直属机关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贵阳纺纱厂军代表、南京市政府人事局人事科长、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党总支副书记、长春市朝阳区人事科长、北京市卫生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山东海洋学院（现青岛海洋大学）人事处长、国家海洋局办公室主任。
1984年离休。2017年5月病逝于北京。
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2005年、2015年荣获国家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七十周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