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莫斯科时期的李天佑（左） 延安时期的杜启远（右）
1939年夏季的某天，李天佑在莫斯科的红十字会疗养院，第一次听到了杜启远这个名字，从此“杜启远” 这个名字在李天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李天佑奉命回国，历经千险，九死一生，终于在 1944 年 3月回到了延安。到了延安后，李天佑开始四处打听杜启远的消息，几番波折，终于打听到了。1944 年的初夏，两人恋爱。1945年元旦，两人在延安的杨家岭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1939年夏季的莫斯科郊外共产国际红十字会疗养院，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在绿荫遮掩下的白色病房显得那样的谧静和安宁。其中一间宽敞的病房里左右摆放着两张病床。一张病床上斜躺着一位3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手里拿着纸和笔，在记录着什么。对面床上则盘腿坐着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从这两人相同的病号服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从两人面孔上展现出的坚毅表情和眼睛里透出的神采，却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睿智和成熟。其中年长的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更年轻的一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四师师长李天佑。他也是刚从抗日前线平型关战场上下来的八路军115师343旅代旅长。两人都因在长期的艰苦条件下的战争中患有严重的胃病，辗转来到万里之外的苏联莫斯科治病疗养。两人虽然不在一支部队，成长的经历也迥然不同，但共同的理想和战场的硝烟却让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他们在莫斯科的病房里成为了一对好友，相互介绍各自的战斗经历。在聊天中，年轻人不免也谈起了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作为老大哥，陈昌浩很关心李天佑的婚姻状况。“天佑啊，你还年轻。等咱们回到延安，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姑娘，名叫杜启远。她可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哟！” 原来，在来莫斯科之前，陈昌浩一直住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窑洞。他旁边的窑洞里住的则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吴亮平的夫人叫杜凌远，是中共河南地下党党员，1937年来到延安。杜氏家族在河南开封赫赫有名，上百年的家族人脉绵绵不息，从政、经商、办学，人才辈出。在抗日救国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不少杜家子弟加入了共产党。杜凌远率先到达延安，不久，她的妹妹、弟弟和父母都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其二妹杜启远（抗大时改名杜堃）在抗大学习时，经常去看望姐姐和姐夫，一来二去，也就认识了住在隔壁的陈昌浩。
在延安风华正茂的杜家姐妹 左起杜凌远、杜启远 ( 杜堃 )、杜翠远与林蓝
虽然当时从国统区到延安投身革命的女青年不少，但像杜启远这种条件的人不多。她人长得漂亮，高挑身材，河南开封医学院的大学生，而且又是早早就参加革命的中共地下党员。她年轻，性格开朗，但在言语之间却透露着一种政治上的见识和成熟。这给陈昌浩这位老革命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他第一个向李天佑推崇的女性就是杜启远。“天佑，我觉得你们两人很般配。我和吴亮平是留苏的老同学，熟得很。一回到延安，我就去给你做媒！”“那好啊！咱们一言为定！”李天佑高兴地答应着。和陈昌浩在莫斯科谈话之后，“杜启远”这个名字在李天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他甚至能透过万里之遥看到在延安宝塔山下亭亭玉立着一位年轻端庄的八路军女战士。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李天佑奉命回国，历经千险，九死一生，终于在1944年3月回到了延安。在向党中央报到后，他一边疗养在回国途中遭受严重损害的身体，一边补课学习中央重要文件和了解国内抗日斗争的最新情况。他在延安遇到了许多老战友，其中很多是从各个战区回来，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他也被选为山东八路军115师的代表。这些老战友见面交谈甚欢。他们大多数都已成家，甚至做了父亲。于是，大家都积极地为李天佑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做起红娘来。这时，“杜启远”这个名字再次在李天佑的心中涌现出来。李天佑穿过蒙古大沙漠到延安前，先走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恰巧遇到认识杜启远的熊天锦。当时，熊天锦告诉他，杜启远在延安，没听说结婚。李天佑一听，不禁喜出望外。数月后，李天佑到了延安，几番波折，终于打听到杜启远已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于是，他立刻找到相熟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了解情况。从李富春主任那里他得知，杜启远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了两年，因为有人检举她是河南“红旗党”（伪共产党）的成员。但是，杜启远在“抢救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坚持实事求是，多次打报告申诉。经过党组织仔细调查，最近刚得出正式结论：杜启远同志在河南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和工作，都是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她是经过生死考验的好党员。杜启远是一位具有新思想新理念的新女性。她早已摒弃封建思想的束缚，一心一意地去追求人生的解放，在河南开封北仓女中上学时就参加了“民先”，1937年考入河南大学后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去。她还曾领导和组织了开封市学生的一二·九运动。她立下誓言，要以革命为己任，以工作为重，绝不先考虑个人问题。因此，她到延安后，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四期和马列学院三期认真学习，在中央机关积极工作，从未主动去谈恋爱找对象。最后李天佑是如何认识了杜启远，如何见上了第一面，如何赢得了爱情呢？在老战友、老朋友中有不少说法，甚至称自己是月下老人，但年代久远，记忆飘逝，谁也说不清了。听到的也就权当是一段传奇佳话吧！在此，仅举一例。1970年秋，李天佑不幸病逝。10月的一天傍晚，叶群非常热心地来到李天佑在航空胡同的家中探望。她和杜启远也是延安的老相识了，不禁兴致勃勃地聊起了往事。“启远啊，你记得吗？是我把天佑同志介绍给你的呀！在延安的时候，我带你去和他见面，站在山坡等他的时候，他就穿了一件毛背心走过来，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啊。”叶群说起话来往往眉飞色舞，绘声绘色。杜启远面对面地听着，一脸茫然。待叶群走后，她跟旁边的小儿子说，“我怎么不记得呢！”
李天佑与杜启远在延安合照
按照杜启远自述，李天佑是通过在河南地下党和杜启远一起工作的老战友李国华介绍认识杜启远的。1944年初夏的一天傍晚，杜启远又应邀参加了中央机关组织的舞会。她的交谊舞是江青亲自教授的，曾多次陪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跳过，很有一些功底。在这天的舞会当中，一位她从未见过，身穿白色茄克的年轻人邀请她走进了舞池。一开始，她以为他是一名司机。两人翩翩起舞，未做太多的交流，但是她感觉到他应该是一名军人，言谈举止里，甚至在舞蹈动作里都带有一种军人的刚毅和俄罗斯交谊舞的风范。这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几天之后，李国华敲响了杜启远住所的房门。“小杜，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一位朋友，你们认识认识吧！”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杜启远也很谨慎。此后，她专门找了陈琮英、邓发、李六如等老同志去了解李天佑的情况。杜启远这才知道，李天佑是广西临桂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在1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身经百战，是经过长征生死考验的优秀的红军将领，同时也是一名忠厚老实，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互的倾慕将两个年轻人拉到了一起。1944年的初夏，在延安河畔和宝塔山下，又多了一对携手并肩，情感交融的革命情侣。在两人相处了一段之后，杜启远决定带李天佑去见见自己在延安从事教育工作的父母，杜占真和陈怡两位老人。一天，杜启远帮助李天佑好好收拾了一下，去见见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一进家门，杜启远就大声地对她爸妈说：“爹、娘，你们看，他就是我跟你们说起的李天佑，他是……”，话未说完，她爸爸上去一把拉住李天佑的手说，“是你呀！没想到我们今天又见面了。上次还要谢谢你呀！”她妈妈也在一旁说道：“是呀，是呀，真应该好好谢谢你呀！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一番话说得杜启远摸不着头脑。故事还要回到6年前1938年的西安。李天佑在打完平型关战役和开辟吕梁山根据地的一系列战斗后，返回后方西安治疗他的肠胃病和神经衰弱症，就住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他时任115师343旅代旅长，住在一个里外的套间。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子不多，南来北往过路借宿的同志却很多，房子明显不够住。一天，有一对从国统区到延安的老夫妻来到办事处留宿，时间比较晚了，已没有空余的床位，而这时进城投宿很不安全，老人一筹莫展。李天佑见状，主动让出自己里间的卧室给这对老人休息，自己则搬到了外间和警卫员住在一起。哪成想6年后的今天，这个人竟要当自己的姑爷了！这又为李天佑、杜启远夫妇的这段姻缘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1945年元旦，李天佑和杜启远在延安的杨家岭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组织上给他们送了两床绸面被子，并筹办了两桌酒菜以示庆贺。一些老领导、老战友到场祝贺，就连在“抢救运动”中负责审查杜启远的石磊和陈惠清夫妇还给他们送来一个红色条幅，上书“李杜齐美”四个大字。不久，李天佑和杜启远一起走上了解放战争硝烟四起的东北战场，为新中国的诞生继续共同奋斗！
李天佑（1914-1970）原籍广西桂林
1929年加入共产党，参加了百色起义。红军时期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军参谋长；抗战时期历任团长、副旅长、代旅长，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东野一纵司令员、三十八军军长、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曾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历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代司令员、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成员等职，曾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55年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杜启远（1918-2003）原籍河南杞县，曾用名杜堃
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到达延安，入抗大四期和马列学院三期学习，毕业后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松江省组织部机关党支部书记、东北工业部秘书科科长；解放后，历任广西工业厅办公室主任、计划处处长，江苏省工业厅处长、副厅长，广州市化工局党委代理书记、副局长，中南局计划委化工局副局长；1963年回到部队，任副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部三部政治部副主任、顾问。
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