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1944年初，邓华和夫人李玉芝离开晋察冀四分区前往延安时摄于司令部驻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婚姻大都是封建式的，基本是媒妁之言、指腹为婚现象占主导地位。我父亲邓华是湖南人，母亲李玉芝是河北人。这一南一北，不要说指腹为婚，就连媒妁之言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他们不仅结为了夫妻，而且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42 个春秋。
父亲邓华从上井冈山后，就一直跟着共产党，开始了南征北战的一生。土地革命战争中，他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渡过黄河，向抗战前线奔赴。1937年9月底，父亲参加平型关战役后，随115师政委聂荣臻，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受聂荣臻指派，由杨成武任司令员、我父亲任政委的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翻越了太行山，来到河北蔚县一带。当蔚县古城人民第一次见到身穿灰色军装的八路军队伍迈着整齐雄壮的步伐走过来时，蔚县人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子弟兵的拥戴，这其中就有我的姥爷李午阳。姥姥、姥爷很开明，没有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即便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宽裕，也省吃俭用将自己的三个女儿都送到学校读书。这在当时的社会，就是富裕的家庭，也未必能做到。我母亲李玉芝就读的蔚县西合营师范学校，是蔚县中共党组织的基地。学校教师中有不少是北京来的，有思想进步的教师，还有的教师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革命活动，如散发传单、举行罢课等，这些活动我母亲都积极参加。男生罢课，不让女生参加，母亲不服气，说我们也要革命，于是就自己组织女生进行罢课。学校领导到我姥爷那里告状：学生罢课，闹学潮，你女儿是领头的，要把她们找回来。我姥爷也是支持革命的，曾将枪支放在棺材里，通过敌人哨卡，为八路军、共产党运送武器。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影响，为我母亲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从二十年代起就有中共地下党活动的蔚县，因八路军部队的到来，让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高涨，我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姐也参加了八路军，母亲在独立团民运团做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管理粮仓，宣传抗日，组织妇救会等。在宣传大会上，母亲因年龄小，就站在桌子上讲话：要大家组织起来，抗日救国，要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妇救会。会上宣传的口号是“好男儿当兵”，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男同胞参军。年轻人响应武装抗日的号召，纷纷报名参军。李家的三姐妹李剑鸣、李佩卿、李玉芝每个人都是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每个人都加入了共产党，在蔚县被称为李氏三姐妹。说到和父亲的相识，母亲说：“有一次独立师的杨成武师长、邓华政委、熊伯涛参谋长等人到我们这里来，他们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给我们讲怎么样抗日，怎么样宣传。他们一边说一边笑，一会儿就走了。后来，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我就上台唱了一首《松花江上》，然后就是杨成武师长、邓华政委分别讲话，他们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这就是我和杨成武、邓华的第二次见面。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可以说，母亲在台上的演唱，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杨成武看出了父亲的心思，积极支持，常拉父亲到工作团去，给他们造成接触的机会。张苏县长也愿意促成这件好事，就把了解到的关于母亲的各种情况，告诉了父亲，并就此事征求我母亲的意见。我母亲和同在民运团工作的两个姐姐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八路军、共产党是好人，他们的干部更是好人，和好人中的好人结合，一定错不了。于是，婚礼就在灵丘县下关小镇一户老乡的半边是囤粮的房间中举行了。介绍人是张苏、杨成武，参谋长熊伯涛，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及机关干部战士参加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从此，就有了这一南一北本来永不会有交集点的两个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路走到了一起。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的父亲母亲历经曲折坎坷、艰难困苦，始终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没有回头。战争的残酷，让我母亲从一个文弱的女学生，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革命的艰辛，造就了母亲刚强、坚毅的性格。当时她在的部队少有女性，但母亲和战士们一样，能骑马、会打枪。母亲在部队是译电员，身上总是背着个背包，里面装着密码，因为需要，部队还给母亲配了一匹战马。一次战斗后，队伍失散，马也走失了。正在母亲焦急万分的时候，只见一队人牵着一匹马过来问我母亲：这马是你的吗？母亲一看，正是她那匹在冀东时叫“火车头”的好马，母亲非常高兴，翻身上马，脚一蹬，马就带着它的主人飞跑起来。母亲给我们说，一次部队转移，连续行军打仗好几天，她又累又困，实在顾不了那么多，就一个人倒头在路边田里的草堆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前面、后面都看不见队伍，母亲有点紧张，但转念就想，我不能离开部队。凭着信念，母亲拼命往前赶，当看见前面战友们的身影时，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追上了部队。有一次行军，天上下着瓢泼大雨，雨水从头淋到脚，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到了老乡家里，老乡很热情，把火炕烧得很暖和，让她们前前后后把衣服烤干。肚子饿了就吃苞米，苞米都是拿钱买或是打欠条，这样以便日后归还，不会有白吃白拿的现象，因为这是军队的纪律。还有一次，父亲行军穿着的草鞋破了，没办法只能打着赤脚继续前行，直到走到县城缴获了敌人的物资，这才有了胶鞋穿。母亲说：“一路很艰苦，下雨天，吃不饱，还要打仗。”1942年邓华夫人李玉芝在河北唐县白求恩学校与同学合影。右起朱振芝、李玉芝、黄敬、袁波、朱慧芝。
1940年父亲任晋察冀军区五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时，母亲到白求恩学校学习，是4期军医班学员。老师不少都是北平地下党动员来的大学教授，有思想进步的，也有是共产党员的。学员们和正规学校的学生学的一样，有解剖学、生物学、内科、外科、五官科等，比较全面系统。因为是战争年代，学习环境很艰苦，常常是白天要在野外上课，黑板就挂在树上，学员们坐在玉米秆编成的垛子上，腿上放课本，还要在腿上做笔记。学习时遇到敌人来扫，校长和政委就带着学员和敌人周旋。校长和政委都是红军干部，打过仗，有战斗经验，他们保证了学员的安全，也保证了学员学习任务的完成。毕业后，母亲被分到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卫生所任医生。卫生所有一名所长，四名军医，一名司药，一名护士长，一名护士，共八人。除了给司令部机关干部看病，还要去连队给战士看病，往返很远的路，还有山路，很辛苦。虽然没有直接上战场，但能为指战员服务，母亲说：“我很高兴，我用我学过的知识给病人治病，这是我的责任。”
母亲做过译电员，医生，军代表，护校的校长，医院的副院长。工作的压力和担子，没有影响她作为女人所担当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母亲和父亲相濡以沫几十年，战争年代，母亲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当父亲受到冤屈，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母亲不离不弃，始终陪伴在父亲身边，给父亲以支持和照顾。对我们几个子女，父母更是从思想到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父母常告诫我们，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和周围的同志搞好团结，生活上要简朴。我母亲一生都很勤俭，从不浪费。我记得小时候周日休息，常见母亲拿出我们穿的衣服、袜子，一件件、一双双地缝补。母亲说：衣服破了没关系，只要补上，穿的干净就好。母亲对人很和善，她说革命队伍中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司机的爱人、孩子病了，母亲会帮助联系看病、住院，还从经济上给予支助。母亲年龄大了，需要请阿姨照顾，而她常怕麻烦阿姨，很多事都自己尽力去做。有次为不影响阿姨休息，想自己起来，结果还摔了一跤。所以，无论是司机、警卫员还是阿姨，没有说她不好的。有的因为工作原因离开我家了，不少人还会回来看望我母亲。我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但她又是革命队伍中一名忠诚的战士。父亲母亲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我想他们一生对党的忠诚和信赖，对工作的勤奋和严谨，以及待人的宽厚和生活的简朴，这些思想和言行，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着我们，是我们兄弟姐妹做人做事的榜样和准则。邓华，（1910-1980）湖南郴州人。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井冈山。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中央军委委员。
李玉芝，（1919-2017）河北蔚县人。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任晋察冀 军分区机要员，军分区医生，36医院所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广州市立医院军代表，沈阳第五医院副院长，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