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横跨三个时代的人，21岁中举成为末代秀才，41岁加入共产党。比毛泽东大9岁的他，1933至1934年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主持起草了中国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例。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首任内务部部长、第三任最高法院院长。
谢飞
近日，谢觉哉之子、著名导演谢飞接受了红船编辑部专访。谢飞在采访中回忆道，他与父亲相差五十八岁，可谓是“忘年父子”，但令他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教导他要把语文学到“顶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据悉，谢飞在北京电影学院先后任导演系主任、副院长等职。对于当下流行的社交软件抖音及自媒体内容，他认为，要允许批判与喜欢的观点同时存在，但如果涉嫌违法就要按法律予以制裁。
谢觉哉自我辨别选择共产道路
近日，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内，谢飞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采访。据他讲述，1884年，谢觉哉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参加革命前，他就读于私塾，参加过科举考试，1905年中了末代秀才。谢飞回忆道，20世纪20年代初，谢觉哉在其私塾同学何叔衡的邀请下，来到长沙担任《湖南通俗报》主编。在那里，谢觉哉结识了比自己小9岁的毛泽东。随后，他在朋友与同事的影响下，于1921年参加了毛泽东与何叔衡组织建立的“新民学会”，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同了解世界形势。
谢飞认为，父亲那代人的思想非常解放，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并且通过自我辨别，认为共产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1925年，41岁的谢觉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谢觉哉的自传中，他写道自己虽接受的是传统思想文化教育，但对穷人受苦和一些官僚及地主资本家的不仁、不公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厌恶。
父亲曾告诉他们，他是由于对当时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和辩解，根据自身的体验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谢觉哉
据悉，谢觉哉于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谢觉哉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不到两个月，即被派往兰州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任中共中央代表，出色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9月，他回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他在发动员工开荒种地的同时，还自己动手参加修建大礼堂。1943年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幅匾额。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1959年，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教育儿女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化
“在网上查询，对父亲的解释一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延安五老’、‘中国法制奠基人’等，所以我从小就被称为‘高干子弟’。”谢飞称，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而且他是个高级干部。当时父亲有很多公务活动，但他正在上学，所以感觉距离比较遥远。他对父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父亲留下的日记与文章等。
“母亲王定国二十九岁时生的我，所以父亲与我的年龄差别是五十八岁，可谓‘忘年父子’。”谢飞称，如果以二十或二十五年算一代人的话，他和父亲生活的人生岁月，有着两代多的巨大时代差距。
谢飞 （摄影/王学民）
1942年8月，谢飞出生在陕西延安，身处于抗战时期。6岁的他来到北京，1949年开始上小学。“我的父亲虽然是红军，但他是政府干部，所以并没有按照军队的标准要求过我们。”谢飞讲述称，父亲健在的时候，他们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他是老三，父亲对不同年龄的孩子，教育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要掌握真本事。
在父亲眼中，真本事就是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化，要把中国字学好、写好。谢觉哉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当过多年教师。据谢飞回忆，他们兄妹与父亲主要通过信件进行交流，父亲会指出他们在信中存在的文理不通或语句不生动等问题。
谢飞说，父亲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让他们把语文学到“顶好”，就是非常好的意思。从父亲对待中文的学习态度，体现了老人家对他们的教育就是学有真本事，将来做有意义的工作。
在谢飞眼中，谢觉哉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在他们年幼时，谢觉哉会在信中写到谁聪明一些，谁不聪明一些。但是，谢觉哉认为，聪不聪明是天生的，但有没有作为是后天的。谢飞说：“他不希望我们有很深的心机，而是希望我们做有用的人，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很大。”
右手瘫痪的“顽强文人”用左手写诗
据谢飞讲述，1954年，父亲过70大寿时，他还在上小学。1964年，父亲80岁时，他已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1963年4月5日，父亲突然中风，直至去世，一直在跟中风引起的瘫痪等病状做抗争。
父亲中风后，手不能写字，并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渐渐恢复后才能慢慢开始走路。对于写字的问题，他很顽强，右手不能写便开始用左手写字，下雪花开时还会写诗，这是老年知识分子的最爱。
谢觉哉书法
谢飞是艺术创作者，他认为写诗也是有趣的，因为这需要对生活和对自然有所感触，同时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所以父亲病后，写诗也成为可以静心疗养身体的重要方式之一。
直到1971年6月，当谢飞兴冲冲地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的时候，却碰到了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谢飞同家人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里进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正在医院养病的“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副主席，在他儿子的搀扶下也赶来见老友最后一面。他儿子手里拿着董老手书的挽联，让谢飞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106岁的母亲是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2017年，谢飞的母亲王定国在春晚现场度过了自己105岁的生日。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她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是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国是迄今仍健在的走过长征的女红军之一。
谢飞的母亲王定国
谈起母亲的生活状态，谢飞称，母亲自去年11月住院至今，她已是106岁的高寿老人，所以近半年的身体不如以前硬朗。
关于长寿，主要原因是母亲从不吃药。谢飞总结道，人要靠自身的生命力来克服由于身体问题带来的困难，不要完全靠指标与药物来干扰自己的生命状态。目前，母亲的心脏、血压等身体状态一直很健康，但由于年纪确实太大，所以近5年已经不能再写字画画了。但是母亲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同时也不愿在医院久待，在伺候病重的父亲时，她就经常讲不要对医院产生依赖。
谢飞的母亲与父亲有着不一样的经历，母亲是在四川山区的穷苦家庭长大的。1937年，时年53岁的谢觉哉已离乡十多年，被派到甘肃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做毛泽东代表。时年24岁的王定国也在兰州办事处工作。
1937年10月，经彭加伦介绍、毛泽东批准，王定国与谢觉哉结婚。此后，王定国与谢觉哉一起生活了34年。
谢飞称，母亲在与父亲见面时，实际是个文盲，而父亲是位末代秀才。由于革命战争形式与选择的道路相同，同时二人相互理解，他们才走到了一起。谢觉哉曾让她去办公室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就奇怪地问：“怎么回事？”王定国才难堪地说：“我不识字。”谢觉哉听后说：“不用怕，我教你。”
在父亲去世后，母亲获得领导支持将父亲的事迹与诗集整理出版，同时她自己也参与并发起与建立如保护长城、教育下一代、文物协会等社会活动及组织。谢飞认为，她的母亲是一位很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提高影视销售标准，“抗日神剧”自会减少
据了解，谢飞于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导演系主任、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电影协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5月2日，人民日报发文批判了近几年“抗日神剧”雷人的桥段称，发射出去的子弹能拐弯并轻易击中敌人；背景明明是1937年，却已经开始用红外线激光检查入侵者，用蓝光认证活体……类似这样的雷人桥段，不仅不合常理、不合史实，同时解构了严肃的抗战记忆。
谢飞
对此，谢飞认为，电视连续剧在中国的商业机制及销售方式属于播放集数越多越卖钱，由此造成了内容不精练。“手撕鬼子”等剧情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博取眼球，将剧情拉长，从而获得更多收益。
此外，除了创作者、编导的审美外，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点在于经济方式。像美国、韩国等一些国外的电视剧总集数普遍会短一些，内容也更精练，原因在于其销售方式不一样，美剧如果收视率不高很可能还没播完就停播了。所以中国的编导并非不知道将无聊、罗嗦的内容剪掉，其中也包含投资方要求的因素存在。
谢飞建议，应当将销售标准进行提高，如只让内容更加严谨、有质量、有深度的电视剧赚到钱，那么无聊、浮夸的剧情自然就会减少。
评抖音：应允许喜厌观点同在
而对于近日一些自媒体发布侮辱英烈一事，谢飞认为，如果触犯到法律就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进行制裁。他看过少许现今流行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不过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然而新的技术必然会带来新事物、新思想，但不能全部称之为低俗，因为有人认为低俗的内容，在有些人眼中并不是这样。
谢飞还称，他上学时，对武侠小说很感兴趣，当时老师会批评他不要看这些小说，后来才知道邓小平也爱看武侠小说。但我们不能称之为不高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今天亦是如此，既要允许大众对某些内容进行批判，也要允许大众喜欢该内容。但当法律经过反复科学研究后，在一个时间段内，某些内容如果涉嫌违法，那就应该按照法律进行制裁。
撰文：王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