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的首任校长。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一生坚持革命，坚持办教育，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得到了人民的爱戴。此外，毛泽东同志于1940年为吴玉章60岁寿辰的祝词中提到：“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这正是吴玉章一生的写照。
吴本立
近日，吴玉章嫡孙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本立接受了红船编辑部专访。她在采访中回忆道：“公公是位非常严格的人，在他面前不禁要正襟危坐。从不沾烟酒茶的他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在共同生活的16年里，近乎完美的他虽‘不懂生活’，却教育我们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人。”
赴日留学不忘国家荣辱，险成黄花岗起义第73位烈士
近日，吴本立接受了红船编辑部专访。“我们把爷爷叫公公，因为我们的祖辈是福建人”据她讲述，公公吴玉章于1878年出生在四川省荣县双石乡蔡家堰。1903年，25岁的吴玉章为谋强国之策东渡日本，在东京选择了学风严格的成城学校自费学习，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一生的教育观念。据悉，当时成城学校刚刚停止招留学生，经吴玉章等人的不懈努力，成城学校对中国留学生破格成立了中国留学生文科班，并将学制由5年压缩至2年半，吴玉章还成为了一班班长。
1904年元旦，日本人根据传统习俗在这一天悬挂万国旗，成城学校固然不例外。然而，吴玉章在成城学校悬挂的万国旗中，没有找到中国的旗帜，于是他带领自愿跟随的学生们向学校抗议，要求学校道歉。校长找他谈话问：“学校从不催促你学费的问题，让你正常学习，对你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反对学校？”吴玉章对此答道：“我知道学校对我很照顾，但在国家荣辱的问题上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得不站出来。”最终，学校为此事进行了道歉。
吴玉章（资料图）
1905年，早已熟悉日本留学环境的吴玉章与孙中山等人共同组织了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1911年，同盟会在中国广东发动了黄花岗起义，在起义前夕，组织让身在日本学习的吴玉章运送武器到国内。“公公的身体一直不好”吴本立称，有一次他为将武器秘密送到目标地点，便把沉重的枪支和手榴弹绑在和服里。当时天降小雨，脚穿木屐的他走起路来相当笨重，而就在路途中，他碰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日本警察。当时吴玉章的内心十分紧张，但还要表现出正常的走路姿势，并时刻告诫自己保持镇定。那一次的经历使吴玉章印象颇为深刻，吴本立称，公公在跟她描述这段故事时还记得当时是如何走路的。
遗憾的是，当吴玉章将武器送到目标地点后回国时，起义已经失败。黄兴负伤撤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革命志士牺牲，牺牲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遗体由潘达微寻获安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为黄花岗）。而吴玉章险成为第七十三位烈士。
留法深造培养人才，义不容辞入党解散自立组织
民国初建，吴玉章代表蜀军政府赴南京，应孙中山先生邀请出任大总统府秘书，助其建政。
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于1913年11月至1914年初乘着日本的船只前往法国，在1914年元旦时，日本的船上挂满了万国旗，但中国的旗帜仍不见踪影，不仅令人想起了10年前的成城学校……这次，吴玉章的身边没有同学、没有相识的人，但他还是站了起来，发动船上的中国人向船长进行抗议。令吴本立敬佩的是，公公在船上谁也不认识，但看到有损国家利益的时候，孤身起来说动大家向船长抗议，最终让船长承认了错误，她不知有多少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胆量站出来并这么做。
只是这次经历让吴玉章非常痛苦，他感慨：“十年了，我们为了祖国奉献那么多，但十年后，我们仍被别人看不起。”
吴玉章在学生中间
此后，来到法国的吴玉章同蔡元培、李石曾组建了华法教育会，为国培养人才。在自传中，他将自己定位为“职业革命家”，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道路。1916年，吴玉章回国后，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栋梁。
吴本立认为，公公将包括道德品德在内的中国文化同世界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在日本、法国、苏联等多个国家生活学习了20多年，使他对民主自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都有着清晰的看法和理解。
1924年，吴玉章同杨闇公一起在成都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这是他革命道路上的新起点和对中国革命探索的结果。此时，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
1925年1月，吴玉章来到北京，见到了在北京任要职的赵世炎，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1925年4月，经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暄的介绍，吴玉章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感到中国青年共产党已无必要继续存在，便告知杨闇公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随后二人同意解散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不少成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家严格要求平等礼节，晚年住在破旧的院子里
吴本立于1941年出生自四川，1949年父亲因病在医院去世。1950年4月，吴本立的母亲在炮火声中带着她和三个弟弟乘着解放军的卡车从四川来到了北京，跟着时年72岁的吴玉章一同生活。此后，吴玉章一直抚养他们直至1966年去世。
吴本立的公公及父亲都是理工科出身，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及以科技振兴国家的背景下，她成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三届学生，授业于钱学森，学习工程热物理、近代力学等。
吴本立入党时间很晚，究其原因便提到了公公。大学时期，吴本立看到很多同学、朋友都先后入了党，于是回家向公公提出自己也想入党的意愿。令吴本立没有想到的是，吴玉章并没有同意她入党，而是提了一个问题——“你对党有多少认识？”他还说：“战争时期人们入党是会有牺牲和危险的，然而现在很多人当党员是为了升官，为了利益。你对党有什么认识？”当时吴本立单纯的觉得公公是党的元老，他这么好，所以入党是好的。吴玉章听后告诉吴本立，等你对党有了多一些的认识时再说。
据吴本立回忆，公公对自身的要求很高，他屋内的所有工作材料都是收好的，工作的内容、材料也决不允许其他人过问及翻看，更不会随意跟他人透露。
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从左到右）在中央档案馆门
公公是一位教育家，在吴本立的印象中，她没有听公公谈论过一句“张三长，李四短”，他会给我们讲历史、讲他的经历及经验教训。在公公对自己的教育中，名与利是绝不能列入的，所以吴本立也从未对名利有过概念和想法，只有辈分上的观念，没有职务上的观念，她认为所有人都值得尊重。
同时，在公公家中，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平等，包括秘书、厨师、司机等工作人员。吴本立举例称，她平时不能使用公公的汽车，只有在生病时才可使用，然而家中无论亲属还是工作人员在生病时都可以使用。“公公曾告诉我们，家不是旅馆，到家后须先到他屋内报道，见到工作人员要喊‘叔叔阿姨好。’”吴本立称，这些都是规矩，处处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礼节。
“我永远不会喜欢那个四合院”，吴本立回忆起与公公共同居住的时期，住宿的环境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描述称，公公住的房屋很破旧，虽然是正房，但支撑房体的柱子都仿佛要倒，下水道散发的气味臭到屋里点香都掩盖不住，正厅的一张方桌子同时用来办公和吃饭，阳光照不进卧室，所以连白天也要开灯。
吴本立同母亲和三个弟弟早先住在后院，最小的弟弟由保姆照顾住在房屋左边，其他人住在右边，挤在一张床上。冬天时，他们的房间冷到窗户结厚冰，用手在窗上按一下，点五个点就可以画出一个“小脚丫”。而洗澡也只能用一个小盆来泼，直到后来才能到公公的屋内的浴室排队洗澡，她至今还记得那个洗澡用的铝盆破了又补、补了又破。
1950年至1968年，吴本立在这个她又留恋又“讨厌”的四合院里生活了18年。
吴本立：公公唯一的“缺点”是“不懂生活”
吴本立透露称，“我儿时性格叛逆，当时公公的威望很高，便想他真的有那么好吗？没有缺点吗？结果闹了笑话，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公公的一个‘缺点’就是‘不懂生活’。”
在接受专访时，吴本立以茶待客，然而她向红船编辑部透露自己受爷爷的影响从不喝茶。公公不沾烟酒茶、没有任何嗜好，刚在一起生活时知道他会喝一点醪糟，到了晚年连醪糟都不喝了。去中央开会都会带个盛着白开水的暖瓶。
吴玉章
公公也不会玩，开车出去郊游，却到庄稼地问农民庄稼的情况。她与弟弟拉着公公打扑克牌，但他不会只能现教。公公唯一的爱好是看京戏和川戏，有一次看白蛇传，看完便把吴本立叫去，向她讲白蛇传其中的意义和知识。吴本立称，任何事物在他眼里都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吴本立眼中，公公是位在品德上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人。近年来，吴本立一直在追寻公公的足迹，了解他此前的生活经历，希望可以与不同时期的他“对话”。最后，吴本立认为自己可以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是幸运的，也感到荣幸。
撰文：王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