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原名任培国，湖南汨罗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近日，任弼时之女任远芳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任远芳称，叶剑英伯伯曾这样评价爸爸：“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爸爸17岁就成了中共党员”
任弼时之女任远芳
任远芳说，我爸爸是1904年出生在湖南汨罗的一个教员之家，我爷爷是小学教员。1919年，爸爸经受了五四革命运动的洗礼以后，就想要有一个更好的学习和走出去的机会。1920年8月，他就在长沙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
然后爸爸就到上海去学习，学习以后就准备到苏联去读书，当时跟他一起读书的有肖劲光等人。1921年春，经过八个多月的学习，任弼时、刘少奇、罗亦农、萧劲光等三十多人分三批，踏上了去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列车。
我爸爸正式在苏联开始学习是在1921年8月3日，我爸爸进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共产主义的理论。我爸爸毕业是在1924年，在这中间的1922年12月17日，爸爸就转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爸爸曾两次被捕入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
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任弼肘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要抓紧时间工作。
“因身体原因爸爸没有参加开国大典”
任远芳说，1949年5月8日，我爸爸晕倒了，大夫检查发现我爸爸脑部严重出血，所以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就不让他去，怕他出事。但是，为了了却他的心愿，党中央作出一个决定，由尚在读小学的女儿任远征代表任弼时本人参加开国大典。
结果，这一天，任弼时只能在养病的玉泉山，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感受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在八一小学读九年级的女儿任远征有幸去了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当天下午，任弼时破例叫自己的司机进城，把参加开国大典的女儿接回了玉泉山。
当任远征回来时，任弼时早早就坐在小板凳上等候她。当女儿讲述开国大典的盛况时，任弼时眼含泪花。任远芳说，建国一周年的时候，爸爸弥补了遗憾。“1950年5月8日，爸爸从苏联回国，1950年的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典”。
“爸爸是五大书记中第一个去世的人”
任弼时在景山东街寓所（图片/网络）
任远芳说，1949年的11月，俄罗斯专家检查五大书记的身体（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和我爸爸）。“我爸爸在这五个人当中，年龄最小，但是身体最差，所以建议他到俄罗斯去修养。”
“爸爸病特别多，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压最高都是260，后来经过治病以后降到了160。爸爸在苏联休养半年以后，他要求回国，回来以后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工作，毛主席批了他每天只能工作四个小时。”
但是，实际上他的工作就不止四小时。1950年10月19日，他准备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还邀请了河北省的领导干部到他的办公室进行座谈。21日，他又为中国青年杂志社二十七周年写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写文章是很费时间的，都是晚上加班。
“1950年10月25号爸爸得病的，26号病了一天，27号爸爸就在家里去世了”，任远芳说。病重期间，任弼时仍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最终却因脑溢血过早地离开人世，令很多人唏嘘不已。他也成为五大书记中第一个去世的人。
“叶剑英伯伯说爸爸是中国人民的骆驼”
他逝世的当天，党中央和团中央就向全国发出讣告，作沉痛宣告。党中央的讣告中写道：“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
“由于他对于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讣告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学习任弼时的榜样，团结一致为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而奋斗。
任弼时逝世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9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到北京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亲自看着任弼时入殓，给他覆盖党旗。
毛泽东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扶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爸爸的遗志！毛泽东还沉痛地亲自扶着任弼时的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表现出对亲密战友深深的痛惜和悼念之情。
为了纪念任弼时，沉痛之中毛泽东提笔写下了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汉白玉墓碑的正面，端端正正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刘少奇题词：“学习弼时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恩来题词：“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
朱德题词：“弼时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他一生为革命奋斗的历史，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同志们学习。”
任远芳还称，叶剑英伯伯曾这样评价爸爸：“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爸爸特别坚持原则”
1950年夏，任弼时携全家在颐和园（图片/网络）
任远芳说，我爸爸特别坚持原则。爸爸不仅经常说，也经常检查。他要求不能超过组织规定的制度，一丝一毫都不能。他还经常检查我们家的菜金是否合乎标准，因为当时是供给制，就是要检查有没有超过标准。
有一次，在我二姐十几岁的时候，我二姐特别喜欢一个小本子，一个专门管给首长发本子的叔叔就送给了二姐一本。但是后来被爸爸知道了，二姐就说这个是叔叔送给我的一个本，我特别喜欢。可爸爸一看本子就是发给大人用的，就狠狠的批评我姐，让她赶快还回去。
“那我姐姐最后就只能乖乖的还回去了”，任远芳说，这样的例子特别多。爸爸对我们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求我们不能搞特殊。任远芳也受到了爸爸的影响。上大学之后，任远芳还特意改了名字，为的就是不让别人认出她。
“我爸爸的姓太惹眼，为了避嫌不搞特殊化，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松。和我住了20年的老邻居都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任远芳说，“陈松也就是当年我母亲在俄罗斯的别名，直到现在我身份证上的名字都是陈松。
“爸爸很浪漫，什么都会一点”
任弼时和女儿任远芳（图片/网络）
任远芳说，爸爸很浪漫，爸爸什么都会一点。照相，打猎，拉胡琴儿，弹钢琴……我爸爸的确是多才多艺，比较活跃。在女儿的眼中，爸爸是个“文武双全”的人。“妈妈还曾教会爸爸纺线。当年在杨家岭的纺线比赛，爸爸得了第一，比周总理纺得都快。”
任弼时是中共留苏元老，曾四度旅居莫斯科。也许是长期受外国文化的浸染，他身上渐渐形成一种罗曼蒂克的气质。任远芳说，“爸爸几乎在每封信里都写‘热烈地亲吻你’，表达特别热烈，很洋式化，跟外国人差不多。”
任远芳说，1938年12月我出生，1940年3月爸爸奉调回国，不得已把一岁多的我留在了苏联，所以我就没学过中文。1949年的时候，爸爸到苏联养病，休养了半年期间，我正好放寒假，他就把我接到休养所。
我们都是用俄文交流，因为我不会中文，我爸爸的俄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过了寒假，我要上学，所以我就回去了。当时，我爸规定要我两天给他写封信，我说那我两天给你写，你也得两天给我写封信。所以我们俩的确是经常来往写信。
“妈妈和爸爸特别恩爱，值得学习”
1926年4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图片/网络）
任远芳说，我妈妈和爸爸是1926年4月份结婚的，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家里很穷。后来，妈妈在一家小工厂做了一名织袜女工。“是妈妈挣钱让爸爸参加革命、学习，就连到苏联去学习的费用都是我妈妈给爸爸拿的”。
我爸爸和妈妈的关系相当的好。我妈妈没上过学，文化程度很低，我爸爸就叫她好好学习，所以后来我妈妈的文化也上来了，不仅能写信，而且字写得还相当不错。我妈妈一直活了102岁，身体还可以。
我妈妈和爸爸一直关系特别特别好，互相恩爱，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任远芳说，爸爸妈妈的感情一直很好，爸爸年轻的时候很帅加上有留苏的背景，多少人给他介绍女孩子，爸爸一概拒绝。
任弼时简介
任弼时（图片/网络）
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曾用名陈林。湖南湘阴（今汩罗县）人。1918年入长沙郡中学学习。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回国，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任上海大学俄文教师。1925年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第三届团中央委员、团中央代理书记、总书记。1926年代表共青团中央赴苏联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
1927年5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任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书记，同年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同年8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10月在安徽被捕入狱。1929年3月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同年9月在上海再次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到武汉工作。1930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等职。
1931年3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33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1934年7月后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政委等职。
1935年11月率红军突围西征，开始长征。1936年7月甘孜会师后，任红二方面军政委，同年10月到达陕北，和红一方面军会师，12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8年后，赴苏联领导驻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团的工作，任中共代表团团长。1940年3月回延安，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1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4月后任第七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7年3月后随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坚持斗争，任支队司令员。1949年后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主任、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清晨突患脑溢血，于12时36分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撰文：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