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彭雪枫有“三件宝”，其中一样就是骑兵团。它是新四军的第一支骑兵团，建立这支骑兵团的功臣之一就是开国少将周纯麟。近日，红船编辑部采访了周纯麟将军的长子周善平。70多岁的周善平已退休多年，退休后一直研究父亲的革命史，所以对父亲的故事如数家珍。
开国少将周纯麟之子周善平（王梅梅 摄）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周纯麟曾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组织建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骑兵团；保护钱塘江大桥，解放杭州……他在战场上历经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家人来说，他是孩子们心中的“严父”。几个孩子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本来可以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均在父亲的命令下留在部队直到退休。
父亲参加革命因为一个“穷”字
1913年10月15日，周纯麟将军出生于湖北省皮安南县桃园区周家湾村（今湖北省麻城市歧亭镇王奉咀村周家湾村）。要说为何参加革命？10来岁的小伙子还没有萌发“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只是因为一个“穷”字。
有句谚语最能说明周家湾人民食不果腹的生活，连周善平都能说的上来：“周家湾周家湾，无田无地石头山，有女莫嫁周家湾。”所以，一个村子里头光童养媳就有十几个，娶不起媳妇的人家把别人家的女孩子收养过来，给一口饭吃，长大以后再娶进门。
周家湾村全貌
周纯麟家本来有10个孩子，最后只有4个活了下来，他上面有哥哥和姐姐，下面有个弟弟。哥哥是积极分子，也有点文化，姐姐已经嫁人了，所以家里的农活都交给他干：种地、打长工、做豆腐、扎纸匠……时间一长，生性要强的周纯麟是干不下去的，只觉得“很窝囊”。他在心底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当兵去！
毛泽东曾经说过“穷则思变”，确实，穷，就要造反，就要争一口饭吃，争点地自己种。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穷苦百姓，在八七会议以后就马上组织起农会，参加暴动。1930年，黄麻起义之后，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儿童团团长周纯麟和80多个人一道都当兵了。直到建国以后，当初的那批人只剩他一个。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召开成立大会，周纯麟也是数万人队伍里的一员，由此，他正式加入了红四方面军。历任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部排长、通信队长，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斗，和三次长征。
周纯麟
战士牺牲前为何要求把自己埋深一些？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经历是最曲折的，一共三次。第一次是放弃川陕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过了草地。当时后勤补给比较充分，仅用了七八天时间，但仍有不少战士因饥渴、中毒、陷入沼泽等原因失去生命。第二次南下再次穿过草地，爬过雪山，用了20多天。与川军几次交战后损失巨大，部队再北上，即第三次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过草地时扔下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些红军战士的遗体。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极为困难，吃饭成了大问题。没粮食就杀一头牦牛，不但要把肉分给部队，连骨头也要砸碎了熬汤喝。牛皮也要分了吃，有的煮烂了吃，没有那么多柴草，就烤一烤吃。牛杀光了，上级明确规定，收容队的马不能杀，首长就把自己骑的马杀了分给大家。牛和马杀光了，就吃皮鞋，有的皮鞋底是生牛皮做的。皮挎包、皮枪带、皮带，凡是能吃的都拿来吃。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开启西渡黄河的作战征程。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由于兵力悬殊，最后弹尽粮绝，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周善平说，自己曾几次去河西走廊，重走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因为高龄甚至还在飞机上晕了过去。但是去一次哭一次，实在想象不到当年战士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在周善平看来，父辈们身上有着最可贵的品质，其总结为三点：
第一，坚定的信念。四方面军有自己的治军方略、口号、要求，那就是信念，推翻蒋匪军，建立新中国，让广大劳苦大众当家做主。举几个小例子。一个叫李国忠的四川籍排长渡河非常勇敢，他把冒烟的手榴弹径直塞进了敌人的碉堡，并用自己的胸膛拼命堵住枪眼，一声巨响，他和碉堡里的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0岁。在血战河西走廊时，有个叫张如山的连长，尽管耳朵被炸药震聋，眼睛被砸伤，依然不听劝阻要留在阵地。张纯麟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教导员，能让我和同志们一块与敌人拼杀，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谈到要求，别的没有，只有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请给我挖个坑，把我埋进土里，免得让野狗啃我的尸骨！”最后，他被敌人的一发子弹打中而牺牲了。在石窝山战斗中，汪冯志营长被敌人刺死，他曾和连长商量，谁先死，谁就把双眼用眼睛蒙住，免得眼睛被土堵上，看不见革命事业的胜利！
周善平讲道，父亲的回忆录里写了很多牺牲的战士，有通信员、连长、营长、师长……师长熊厚发负伤后在山上被俘虏，然后被敌人绑到炮上轰死。西路军两万多人就是这么打到新疆去的。西路军失败了，但是这些战士的精神是永存的。
第二，不怕死。毛泽东说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军战士就是这样。1986年周纯麟去世，1987年，周善平就带着母亲、夫人和女儿回到倪家营子，当年房东的儿子还在，不过已经很老了，倪家营子战斗的时候他才8、9岁，他说那天晚上光尸体就有四五百（具），但是战士们都知道，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
第三，服从命令。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战士们始终相信组织相信党。
1983年10月，周纯麟将军重返河西走廊，在海拔3000米高的石窝山上留影
组织建立了新四军第一个骑兵团
1940年春，党中央为充实新四军，中央军委从延安派了130余名军政干部到彭雪枫同志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1941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工作。周纯麟被分配到支队第三团任副团长兼营长。随后参加了多次打击日寇、顽军的战斗。
由于当时新四军没有骑兵，机动作战能力不足，因而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对此，彭雪枫等领导深感忧虑，决心要建立自己的骑兵部队。1941年夏，新四军第四师在仁和集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在津浦路西反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会后，彭雪枫师长同邓子恢政委等领导同志，在一起研究部队整编问题。彭雪枫师长严肃地提出：“……我们要搞一支快速部队，也就是说，要新建一个骑兵团！”并列举了骑兵团的必要性：第一，这里是大平原，骑兵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第二，这里能买到马，洪泽湖边上草多，喂马不困难；第三，我们搞好津浦路东后，还要打回路西。那里的敌人有骑兵。我们也要搞一支精干的骑兵，来对付敌人的骑兵！大家一致同意，彭雪枫师长开始实施建设骑兵团的决心，淮北军区副司令员饶子键向彭师长推荐，说周纯麟曾在新疆当过骑兵，于是，周纯麟被调到骑兵团当副团长。
事实上，建立骑兵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骑兵团的战士们大都是从步兵团队调来的战斗骨干，没有受过骑兵的训练，上了战场，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马匹不足，有的战士没有马，新买的马上了战场跟不上队，马装具更差，有的甚至用破棉被当马鞍，走不多远就会连带人滚下马，骑兵战士必备的马刀也很缺……这些问题经周纯麟反映，彭雪枫等领导决定拿出3万淮北币提高骑兵团作战能力，这可是相当于全师半年的菜金。
买马、饲养、调理、战术训练……周纯麟依靠丰富的经验，一手“调教”出一支优秀的骑兵团，大展迂回、包抄、追踪身手，此外，其还设计了雪峰刀，机动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提高。1941年8月1号，新四军第一个骑兵团成立。年底老团长被调走，周纯麟成了团长。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周纯麟就被调到步兵去了。
1941年冬，时任骑兵团团长的周纯麟
解放杭州，保护了钱塘江大桥
解放战争时期，周纯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七十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副师长、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二师师长。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杭州、舟山等战役。
1949年4月26日，部队接到了进军浙江，直插杭州，迅速抢占钱塘江大桥，截断上海和杭嘉湖敌军退路的命令。5月2日夜里12时，六十二师指挥所在城里宿营，忽然接到杭州地下党派人送来情报，说杭州城里敌人兵力空虚，正规军都向南逃跑，只有一些地方部队和警察，钱塘江大桥上车马和人员，络绎不绝，城内也是人心惶惶，混乱不堪，他们准备炸掉钱塘江大桥和发电厂，企图阻止我军南进，并使杭州变成黑暗的城市，地下党正发动群众作护厂护桥的斗争，希望我军尽快去解放杭州。
周纯麟向各团布置了作战任务和进军路线，决定一八五团翻越天竺山，直插钱塘江大桥；一八四团向南迂回，沿杭富公路向钱塘江大桥前进，行动要迅速，动作要隐蔽，谁先到达目的地，就由谁先发动进攻，占领大桥后，要立即占领和保持好发电厂，以保证解放了的杭州全城通明。
六和塔首先开火，桥面上的敌人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向桥两头跑，在他们的身后忽然腾起一股烟雾，接着传来一声闷响，以为敌人炸桥了！再仔细一看，大桥却安然无恙。原来敌人在慌乱中燃爆的炸药威力太小，只把桥面炸了一个洞。他们本来另外装满一汽油桶黄色炸药，还没来得及炸，电线便被我军攻到桥头堡下的战士剪断。北桥头堡被我军胜利占领，守敌全部作了俘虏。南桥头堡的敌人，仓惶弃桥向南逃去。雄伟的钱塘江大桥，终于安全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在占领钱塘江大桥后，一八五团的先头连乘胜进入了桥东面的发电厂并解决了城里的敌人，又朝凤凰山上的500多敌人进攻；一八四团接防钱塘江大桥后，也派出部队沿西湖方向挺进市区。兄弟师六十一师也从西湖北面的宁杭古道攻进市区，和六十二师胜利会师。军指挥机关率领六十三师也随后赶到。杭州解放了，上海方面敌军向南逃跑的交通要道被截断，国民党汤恩伯部队成为解放军的瓮中之鳖。
母亲邓文秀也是一个兵
周善平的母亲邓文秀比周纯麟将军小12岁，山东郯城人，就是现在的沂蒙山，这是一个出“红嫂”的地方。邓文秀的父亲是小业主，做小学生的本子、笔等文具生意。周善平说，自己的姥爷非常开明，往往收账好不容易收了几个铜板，如果路上遇到要饭的，就都给了人家。姥姥是个很贤惠很能干的小脚老太婆。
鬼子全面进攻以后，在台儿庄打得很厉害，到了郯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邓文秀的母亲带着6个孩子逃反，躲到乡下去了。父亲没有走，守着院子，最后被鬼子杀了。邓文秀知道后决心要为父亲报仇。一一五师黄克诚的旅就在临沂、郯城这一带，邓文秀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周善平说：“二姨、大舅相继也走了，家里就剩外婆带了两个小姨，一个小舅子，到处逃反。”
1938年，邓文秀开始参加地下党活动，主要负责宣传等工作。1939年上半年，她正式参军。到了盐城，八路军的第一批卫校开学，她是第一批学员。学了两年，发生了皖南事变，盐城成了新的新四军军部，整个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没过多长时间，黄克诚带着部队往北走，向淮南行进。卫校就被编到新四军四师，邓文秀便在医院当医生，从1941年直到1944年。
有一次，彭雪枫命令后勤部长在全师女同志中间找一个能配得上骑兵团团长周纯麟的。邓文秀被“看中”了，但刚开始和她谈的时候，她没有同意，因为1944年她才19岁，刚毕业，还要工作。后勤部长没办法，就找到原来骑兵团的团长帮助做思想工作。在两个老红军的劝说下，周纯麟和邓文秀终于喜结连理。1947年，周善平已经1岁多了，周纯麟离开骑兵团在步兵任副师长，正好在临沂附近。邓文秀和部队请了个假，抽空回到老家。没想到母亲已经不认识她了。可不是嘛，当年14岁走的，现在都抱上娃娃了。娘俩相认以后抱在一起痛哭。邓文秀当下决定把母亲和兄弟姐妹全都带到部队去，大一点的哥哥和姐姐当兵了，还有个妹妹打游击。
国民党要重点进攻山东，部队规定团以上干部可以带直系亲属坐船到大连，但是邓文秀只能抱孩子走，母亲不符合规定。邓文秀说：“让我娘和我妹走，我就不去了，我父亲已经被日本鬼子杀了，我不能让我母亲再让国民党给杀了，要死死在一起！”最后邓文秀带着母亲、儿子和女儿，一家人在一起，谁也没去大连，他们在部队后方的留守处，在山东敌后和敌人周旋打游击，一直到解放。
1955年，彭德怀要求军队所有女性都要复原转业，邓文秀也到地方工作去了。没多长时间，炮兵又把她叫回去，让她去幼儿园当主任，一直到1970年去了上海，在延安饭店当副主任。“外婆一手把我们7个孩子带大，我母亲是一直工作着的。”周善平称。
父亲对家人严格要求
关于家风家教，周善平从小看在眼里。包括自己的弟弟妹妹们，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周善平1946年3月19日出生，父亲为他起这个名字还颇有一番来历。其一，抗战胜利，内战尚未爆发，全国人民昐望社会和平，生活安定；其二，按照家族的辈份；其三，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的两个贴身警卫员，分别叫皇甫善、张太平，取了他们的名字，组成了周善平的名字。可鉴周纯麟将军与战友们生死之交，情同手足的情谊！
1946年底，时任华中野战军九纵七十三团长兼政委的周纯麟和夫人邓文秀在泗阳大江庄怀抱九个月的儿子周善平
在周善平印象中，父亲心里从来想的都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没有考虑过自己、妻子和孩子。周纯麟和妻子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可妻子从来坐不到他的“顺风车”。孩子们上学两周回家一次，整整20里路，来来回回都是坐马车或者公共汽车，有时候甚至是步行，也没享受过父亲的专车待遇。生活中，周善平的衣服穿小了，再给弟弟妹妹们穿；妹妹的衣服小了，又改成男孩儿的给弟弟穿。孩子们都穿打补丁的衣服。周善平打趣道：“就是我这个老大享福，能穿件新衣服。”
周纯麟将军对家人的教育不是唠叨，也没有厚厚的文字书信，重在身教。不过，“在我们成长的关键时刻，在我们遇到难以处理的重大问题时，父亲总能给我们寓意深刻、简明扼要的点拨和启示，就像一个指挥员站在高处，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观测天候、摆兵布阵那样，关注着我们的成长过程；就像园艺师精心修剪小树的枯枝乱杈那样，纠正我们的不良行为，指明我们发展的方向。”周善平心中的父子情让人泪目。
大弟弟在部队得了急性肝炎，父亲很着急、关心，想方设法给予及时治疗。妹妹从医大毕业，他没让妹妹到离家很近的中心医院工作，而是到了较远、条件又比较艰苦，且是传染病的一〇九医院，长住集体宿舍。二弟和小弟在部队基层，分别被部队推荐到安徽大学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可父亲坚持让他们在基层锻炼。两个双胞弟弟十四岁就当了坦克兵驾驶员，开始连操纵杆都拉不动，父亲叫他们咬牙坚持，向老战士老坦克兵学习，加强锻炼，后来两个弟弟都能熟练地开着水陆坦克，渡江过湖。
1956年冬，周纯麟和夫人邓文秀与七个子女在南京留影
周纯麟将军对几个孩子要求严，对妻子邓文秀更严。新中国建立后，邓文秀在炮兵幼儿园工作近20年，在上海延安饭店和南京华东饭店工作13年。这几十年中，其实有多次机会可以重新穿上军装，连组织上都批准了，就是丈夫这一关难过。因此邓文秀是按小教级离休的，也就是个打引号的副处级，工资很低。不过邓文秀对丈夫的做法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她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工作，一辈子相夫教子。周纯麟临终前在他的遗嘱中说：“最对不起最挂念的是你们妈妈。”两千元稿费是他留下的全部积蓄，被他安排请保姆照顾妻子。
周善平动情地说：“我深切地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为有一个慈祥而伟大的父亲和母亲而自豪。是父母的教育才有了我们和谐美满的家庭，才有了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以及第四代的健康成长。”父亲去世以后，作为孩子们的大哥，周善平和弟弟妹妹们“约法三章”：第一，成家不能找外国人、非华人；第二，找华人可以，但是要爱国；第三，学成必须报效两个家，祖国，大家；和自己的小家。现在看来，7个孩子家庭美满，在部队的全都干到退休，没有买官卖官的；下海做生意的，没有投机倒把，没有偷税漏税的。家里也没有大官，只有周善平职务最高，退休前是北京卫戍区预备役高炮师政委，但是也没有动用过权力帮自己的孩子。
注：本文中老照片均由周善平提供
撰文：王梅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