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闻丨开国中将张震夫人马龄松逝世，享年101岁红船记忆红船融媒

30 2023-05-30 22:10

红船编辑部获悉，开国中将张震夫人、新四军老战士马龄松因病于2023年5月30日凌晨在京逝世，享年101岁。

提起马龄松，大部分人对她的了解不深，只知是张震将军的妻子。其实，马龄松早早便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中，1938年参加革命时，马龄松只有16岁。

公开资料显示，马龄松出生于1922年，河南洛阳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游击支队竹沟教导队学员，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华东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华东军区司令部直属队协理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轻工业厅计划财务处处长，第四机械工业部计划财务处处长。

马龄松和张震结缘于抗战年代，为了在炮火中重新夺回国家的自由和尊严，他们常常聚少离多，但对此心甘情愿。为革命历经多年分离坎坷之后，夫妻二人更加珍惜和平，也珍惜夫妻团聚的美好时刻。为了支持丈夫张震的工作，在结婚且生下四子一女之后，大部分照顾家庭和培养儿女的任务都落在了马龄松肩上。对此她毫无怨言，还将几个孩子都培养得十分出色。

2015年9月3日，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将军逝世，享年101岁。张震两次参加授衔：继新中国首次授衔被授予中将军衔后，1988年9月再度恢复军衔制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也是177名共和国中将中最后逝去的一位。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今天，红船编辑部分享张震将军长子张小阳将军的文章《父亲张震母亲马龄松的抗战岁月》（节选），缅怀逝去的两位先辈。

东征敌后日寇丧胆

1940年3月31日，在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中，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上，父亲张震和母亲马龄松喜结良缘，成为夫妻。从此，他们福祸与共，生死相依，为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奋斗、生活、成长在一起。3月31日这一天，自然也就成为我们的“家庆日”。父亲母亲的抗战岁月，是与世界人民、中华民族的伟大反法西斯战争、与我党领导的全国19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的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父亲张震和母亲马龄松

1938年，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随着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华中大片国土沦陷，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9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成立，由彭雪枫伯伯任司令员兼政委，父亲任参谋长。9月30日，他们率领着这支373人的新建部队，踏上了东进豫东皖北敌后之路。

在这支300多人的队伍里，有4位女同志格外受人瞩目。她们是高维进、巴方、袁光，还有我们的母亲马龄松。母亲是四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不满16岁。最初，游击支队筹划东征时，考虑到敌后环境艰苦，不打算让女同志随队，可是母亲她们纷纷提出意见，坚决要求到敌后打鬼子，最后只好批准她们4位同行。东征以后，长途跋涉，行军打仗，她们和男同志一样，从不落后，每到一地还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书写宣传标语，教唱革命歌曲，被雪枫伯伯誉为游击支队的“四大金刚”。这是母亲非常引为自豪的一段战斗经历。经受过战火的考验，母亲与3位阿姨成为终生好友，每次相聚老姐妹都有说不完的话。

▲母亲第一张戎装照（1938年）

10月中旬，东征部队到达河南西华县的杜岗村，与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游击支队先遣大队胜利会师，正式宣布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下辖一、二、三3个大队（后分别改为团），同时任命了吴芝圃伯伯任副司令员、萧望东伯伯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几位革命前辈就这样共同肩负起创建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10月26日，东征部队行至淮阳县，夜宿窦楼。第2天上午，正准备出发，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机枪声，一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和10多个骑马的日军，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雪枫伯伯与父亲迅即指挥部署，部队展开迎敌。当时的游击支队仅有4挺轻机枪，其余枪支多为土造，加之许多新兵初上战场，多少有点慌乱。久经沙场的父亲挺身而出，操起一挺轻机枪，狠狠扣动扳机，一梭子扫了过去，就打散了日军队形，稳住了我军阵脚。父亲移身再射，奋勇杀伤敌军，交火中一颗子弹打来，穿透他的右腿，顿时鲜血直流，但他不顾剧烈的伤痛继续用机枪压制进攻的日军。官兵见状，勇气倍增。在我军顽强阻击之下，日军大乱，无心再战，慌忙把尸体、伤兵抬上汽车，狼狈逃窜而去。

战后打扫战场发现，被击毙日军中有一名叫林津的少尉军官。窦楼之战，历时不长，规模不大，但是打响了豫东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枪，击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威名很快传遍豫东大地，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界的抗战热情。

游击支队持续开展敌后作战，1938年底返回鹿邑县白马驿（今属河南省郸城县）休整。当时部队供给非常困难，许多战士大冬天还身穿着单衣。经党组织联络，由鹿邑县县长、我党特别党员魏凤楼协助提供部分御寒衣物和经费。一天黄昏时分，天降鹅毛大雪，魏凤楼派送棉衣的车队到了。一位押运冬装的同志，站在雪地里，冻得直跺脚。父亲闻声让进屋内烤火取暖，一看竟是位女同志。

交谈中，知道她叫马龄松，河南洛阳人，才16岁，是共产党员，受游击支队派遣在魏凤楼部做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鹿邑县青训班音乐教员。这是父亲母亲第一次相识，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父亲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在回忆录中用一段近乎文学的语句描述道：那天母亲“军装领口露出红衬衣，与盆中的炭火相映，更添少女的羞涩”。

就这样，一颗爱情的种子埋到了他们的心中。一年多后的1940年3月31日，在新四军第六支队驻地安徽涡阳县的新兴集，共同的理想和志向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从此成为终身伴侣。热心的支队联络部任泊生部长用当时少有的相机为他们拍下了这张合影，这张照片成为我们兄妹几个和家人最为宝贵的永恒纪念。

▲1940年3月31日，父亲母亲于安徽涡阳新兴集

母亲是位才女，1934年不满12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洛阳省立第三中学。此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沉重危难。作为一名进步青年，母亲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巧，担任党的豫西特委书记的吴芝圃伯伯，以洛中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他用进步思想教育、影响学生，把母亲这样的有志青少年引领上革命道路。1935年一二九运动席卷洛阳，年仅13岁的母亲勇敢地参加“卧轨”行动，阻止陇海铁路通行，以唤醒民众关注，抗议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妥协退让政策。

在洛中读书时，母亲并不知道芝圃伯伯是共产党员，以致后来在游击支队杜岗会师大会上再次见到芝圃伯伯时，还挺纳闷：吴老师怎么也会在这儿？吴芝圃伯伯、宋传芬阿姨一直被母亲尊称为“吴老师”“吴师母”，他们和父亲母亲是彼此遇到难关就能出手互助的亲密战友。

抗战全面爆发后，母亲在河南开封参加抗敌工作训练班,1938年2月结业,训练班全体师生自愿发起成立河南学生抗敌服务团（简称“战教团”），向豫南进发，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不满16岁的母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党组织安排到竹沟教导队学习，随后加入新四军游击支队，和父亲一起成为见证这支部队创建历史的老兵。

1939年1月中旬，根据游击支队的作战部署，父亲率领第一团向永城、萧县及徐州近郊进发，为开辟豫皖苏边根据地创造条件。在永城活动期间，父亲遇到曾任县长的鲁雨亭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主动向鲁介绍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多次深谈，鲁雨亭完全认同我党的抗日主张，表达了参加新四军的迫切愿望。父亲将这一情况电告正在淮上扩展根据地的雪枫伯伯，他很快复电表示同意。经新四军军部批准，将该部900多人改编为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鲁雨亭任总队长。8月20日，由父亲和张先舟做介绍人，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接纳鲁雨亭为中共党员。鲁雨亭率部依托芒砀山沉重打击日寇，成为一支让敌伪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令人悲痛的是，在次年4月的山城集战斗中鲁雨亭总队长奋勇杀敌、壮烈殉国。父亲母亲一直十分缅怀这位抗战英雄。

▲1940年初，父亲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时，在安徽省怀远县基督堡留下的骑马照片

转眼间，东征已经一年，游击支队在新兴集举行了纪念大会。还决定将10月1日作为游击支队东征纪念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10年之后，我们的新中国就在这一天胜利诞生。为了总结一年来东征的斗争经验，父亲先后在《拂晓报》上发表了《东征以后》、《周年回忆》等文章。《东征以后》被《八路军军政杂志》转载，父亲还收到从千里之外的延安寄来的6元8角钱稿费，他在日记中风趣地写道：“真发财了。”

在《周年回忆》一文中，父亲详细记述了游击支队的战斗历程，特别是系统总结了东征以来的八条经验，坚信“只要积极进攻争取主动，劣势的武器是可以战胜优势的敌人的”，有力地支持了雪枫伯伯关于“平原游击战是可以打的”重要论断。父亲一向认为，雪枫伯伯关于平原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坚持和贯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其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历史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军史专家，认为父亲能总结出这8条宝贵经验，是其“由战术指挥员向战役指挥员发展的重要标志”。

1940年2月，游击支队正式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逐步将反共的重心移向华中，接连制造摩擦事件，企图逼迫新四军撤出华中，退至黄河以北。在这关键时刻，中央军委派黄克诚伯伯率部南下，6月下旬抵达新兴集，与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伯伯任司令员，黄克诚伯伯任政委，父亲仍任参谋长。不久，根据上级的命令，黄克诚伯伯带领部队进军苏北。留下的部队仍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番号，在雪枫伯伯率领下，继续坚持豫皖苏边地区，一面沉着应对顽军，一面积极打击日伪，最有影响的是板桥集战斗。

是年11月，日伪军5000多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进犯涡阳、蒙城等地，雪枫伯伯和父亲决定在板桥集设伏，双方激战两天一夜，毙伤日伪军千余人，迫使敌人撤回原地。在这次战斗中，我机枪手抓住敌机超低空俯冲之机将其击落，创造了我军用机枪打下日军飞机的辉煌战例，这在华中敌后还是头一次。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苦战，我党领导的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转战路东恢复发展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雪枫伯伯任师长兼政委，父亲仍在参谋长的岗位上。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步步紧逼，四师不得不进行3个月的反顽斗争。由于华中顽军多达14万2000多人，7倍于我，生存环境异常恶劣，活动区域越来越小。鉴于这种情况，同时为了巩固皖东北地区，新四军军部决定四师部队于同年5月分批转移到这里。皖东北地区是豫皖苏根据地的一部分。1939年8月，游击支队军政委员会派张爱萍同志开辟这一地区，任皖东北工委书记。

离开路西时，父亲的心情一定很不平静。他曾在《拂晓报》发文，称这次转移是“泪别了我们用鲜血头颅从敌伪手中换来的豫皖苏边，泪别了千百万父老兄弟，泪别了我们的家乡豫皖苏边”。三个“泪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这块土地和人民所怀有的特殊感情。

抵达路东后，四师进驻洪泽湖畔的半城进行整训。不久，邓子恢伯伯任四师政治委员。子恢伯伯同雪枫伯伯合作得很好，他对父亲十分信任，父亲对子恢伯伯也非常敬重。父亲的回忆录讲到这段历史时，曾深情地写道：“子恢同志是闽西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党政军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他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我们这支队伍，特别是这块敌后根据地的领导力量。”此后父亲母亲与子恢伯伯、陈兰阿姨的战友情谊绵延数十载，一直传递到子孙后代。

此后，在雪枫、子恢两位伯伯，还有刘瑞龙、刘子久、刘玉柱等老前辈共同努力下，4师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了恢复发展的新阶段，淮北根据地也不断巩固壮大。

宿东是淮北根据地的西大门。当时这一带既有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有自发形成的群众抗日组织，还有一支统战武装。为了把这片地区建成阻止顽军东进的前沿阵地，1941年11月中旬，受淮北苏皖边区党委的委派，父亲前往宿东的小秦家，与宿东地委领导同志一起，召集相关部队的联席会议，协调组成宿东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机构。会议开了两天两夜，父亲从民族大义出发做各派武装工作，推心置腹地和他们交朋友、讲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最后，一致同意接受共产党和新四军四师的统一领导。会议结束后，连夜转移到一个叫盛圩子的小村庄休息。谁料第2天凌晨，突遭日军的袭击。父亲急忙起身，冲出房门，就见几个鬼子兵端着枪哇啦哇啦叫喊着堵了过来。父亲机敏地避入门前小巷，瞬间就听到敌人的机枪“砰砰砰”地打在了身后土墙上。

就这样边打边撤，一直退到沱河岸边，终于摆脱了敌人。这次敌伪军偷袭，造成我24名官兵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后来得知，这批日军有100多人，乘坐数辆汽车，完全是有备而来。这是父亲的抗战岁月中最为危险的一次经历。回到师部，正遇陈毅军长来视察，父亲汇报了战斗经过，陈军长嘱咐把这个战例写出来。后来，父亲在《军事杂志》发表了《论宿东游击战争经验》一文，最后一部分《被敌偷袭的一个战例》，详细记述了这段难忘的往事。后来父亲母亲两次专程回到盛圩子凭吊英勇牺牲的先烈们。

在洪泽湖畔，父亲协助雪枫和子恢伯伯多次指挥对日伪军作战，其中最为艰巨的是1942年11月开始的33天反“扫荡”。当时，日军调集7600多人，在飞机、坦克、汽艇的支援下，分5路对淮北苏皖边区进行合击。此时的四师已经发展成为驰骋江淮的2万多人铁血劲旅，决定采用“麻雀战”“袭扰战”，与敌人兜圈子，外线运动，内线歼敌。24日，3000多名日军与四师司令部仅有20里之遥，他们似乎嗅到了战机，铁流滚滚猛扑过来，却依然一无所获。25日，日军分明从淮河对岸看到了四师部队的影子，连忙集中炮火狂轰一阵，渡河后却发现没有炸死一个新四军战士。

12月初，四师进入内线歼敌、全面反攻阶段，两袭马公店，三打金锁镇，血战朱家岗，围攻泗县城，每次都能歼敌一二百人，其中朱家岗守备战最为壮烈。12月9日夜，九旅二十六团被日军金子联队1500名日伪军包围在朱家岗。指战员们扼守村落圩寨，与敌展开猛烈厮杀，血战数日，后在我骑兵部队增援下，杀出重围。33天反“扫荡”，大小打了37仗，毙伤俘日伪军1000多人，粉碎了敌军合击我主力、“蚕食”根据地的计划。战后，父亲组织总结作战经验，形成四师司令部《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初步总结》，父亲还自己动手写了“反‘扫荡’中敌寇战术特点和我们对策”这一部分。在后来频繁的战事中，父亲许多书籍、资料都散失了，这本小册子却一直珍藏着。

▲1945年7月26日《拂晓报》刊登的陈毅军长的嘉奖令

在路西时，母亲先在豫皖苏边区党委机关和地方工作队任职，主要做妇女工作和群众工作，抗大四分校毕业后改行从事机要工作。转移路东以后，母亲先任师直属队宣传干事，后入淮北党委举办的轮训队学习，再到师卫生部直属休养所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到四师九旅供给部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一直到抗战胜利。

由于战事频繁，日伪封锁，根据地生活非常困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我和弟弟连阳相继来到人世，既要参加战斗又要照料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母亲的肩头。她在《九十抒怀》回忆录中，曾动情地写道：“在战争年代，我们这些部队女同志，既要工作，还要带孩子，在有些方面确实比男同志还要辛苦……小阳出生后不久，由于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万般无奈啊！只好忍痛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受苦最多，数月后母子再见时，孩子不仅未长，还比原来瘦小了许多，真是心疼，但又没有法子啊！”爱子之情，跃然纸上，今天读来，更加感受到母亲的高贵和伟大。

挥师路西扩大边区

1944年4月，日军调集35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其中在河南中部的兵力就多达15万。驻守在平汉线两侧的汤恩伯部40万国民党军不做任何抵抗，节节败退，仓皇逃窜，37天丢失38城，中原人民遭受日寇铁蹄蹂躏，苦不堪言。

为了更好地阻击日军的进攻，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重大战略决策。7月中旬，四师接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准备发展河南敌后的游击战争、做好西进准备的命令。

“打回路西去！”一直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按捺不住的强烈愿望。1943年冬，父亲就曾两次受命前往路西，侦察敌情，察看地形，开始筹划向西发展、实施反攻的作战。所以，接到正式命令后，父亲带着作战科的同志绘制路西日伪顽分布图，研究制定具体作战预案，各项准备有条不紊地加快进行。8月15日，雪枫、芝圃伯伯和父亲一起，冒着酷暑，率四师师主力踏上了西进征途。

▲1944年8月西进前，四师和淮北根据地几位领导合影留念。左起：刘瑞龙、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

西进部队首战小朱庄，击毙王传绶及所部300多人，俘虏1200多人，缴获轻机枪、步枪900多支，尔后乘胜在萧县、永城、宿县发动猛烈攻势，恢复了3个县15个区的政权，接受顽军第二十八纵队三支队1700多人战场起义，组成萧县独立旅，并建立了1000多人的地方武装，日伪顽匪心惊胆战。

9月11日，再战八里庄，毙伤俘李光明及以下官兵700多人，另有顽军300余人投诚。就是在战斗即将取胜之际，雪枫伯伯登上寨墙指挥骑兵团截击逃敌，不幸竟被一颗罪恶的流弹击中，倒在了就站在他身旁的父亲怀抱里。父亲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为生平最痛心的一天！李光明虽已全歼，然不幸师长为流弹所伤、与世长别！痛哉……不禁涕泪交加”，发誓其“未竟事业余等当竭力完成”！

雪枫伯伯牺牲后，党中央及时加强了四师领导班子，由张爱萍伯伯任师长，韦国清伯伯任副师长。父亲与他们两位相识已久、相知甚深，立即致电表示祝贺与欢迎。同时抱定“未竟事业余等当竭力完成”意志的父亲，请求继续留在路西坚持斗争，新四军军部遂批准父亲为四师参谋长兼任十一旅旅长。

当时，路西的形势十分严峻。在日军进逼下闻风而逃的汤恩伯部卷土重来，磨刀霍霍对准我西进部队。韦国清伯伯和父亲首先率部进行了砀南战役，全歼顽军第三十九纵队700余人，生俘纵队司令胡式如，打通了与陇海路北八路军的联系。路东党政军首长给部队发来电报，“代表后方全体同志和淮北边区400万人民向我们前线英勇部队致敬”。

接着，在韦国清伯伯和父亲的指挥下，发起了保安山战役。这是顽我主力的决定性会战，也是华中地区反顽作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经过11天的激战，取得了歼敌3600余人的重大胜利。

西进部队还发动对日伪据点的破袭战，集中兵力将日伪据点逐个拔掉，扫除日伪政权，把萧县、永城、夏邑、涡阳、宿县、怀远、蒙城等连成一片。3个月时间，共歼灭日伪顽军1万3千多人，形成了1.3万多平方公里、拥有25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胜利完成了西进任务。

1945年2月，驻扎宿县地区的日伪企图设置据点，扩大“伪化”地区，破坏我新建政权。父亲给师部发电，建议予以打击。四师首长批准这次行动，并明确由父亲和芝圃伯伯统一指挥。这时，雪枫伯伯壮烈殉国的消息已经公开，广大官兵复仇心切、士气高昂，连续拔除日伪据点。《拂晓报》曾经以《用战斗胜利悼念彭师长》为题，报道这一胜利战果。

就在这次行动中，我军在萧县祖老楼、青龙集地区与伪军郝鹏举部相遇。2000多名伪军在骑兵的配合下，凶猛地向我扑来。激战中，总是坚持靠前指挥的父亲被敌子弹击中右臂。他带伤继续指挥，直至战斗胜利。战后检查出来那粒弹丸仍留在父亲的体内，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无法治愈，直到10年以后才在北京做手术取出。父亲在回忆录中意味深长地写道：“这是留给孩子们最好的‘遗产’。”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父亲认为，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加主动地发起反攻作战，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按照四师师部统一部署，父亲组织指挥了抗战时期我军比较著名的宿南战役。宿南战役，历时40天，歼灭伪军2个整团和两个团大部共2100余人，解放土地950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使豫皖苏抗日根据地8个县连成一片，揭开了豫皖苏抗日军民对日伪军大反攻的序幕。战后，陈毅军长亲自发来嘉奖令，使部队倍受鼓舞。值得骄傲的是，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参加宿南战役英雄部队的战旗迎风飘扬在受阅部队的阵列中。

1945年8月10日，传来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抗日战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按照延安总部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要求，为了给我军以后发展创造更好的态势，父亲与赖毅政委、姚运良副旅长即于8月12日颁发命令，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部队的行动问题做出部署。

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档案馆为了“回顾中华民族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英勇历史，展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每日公布一件与抗战有关的档案，上述命令即在这365件档案之中，而且是唯一一份四师的文电，才使我们后人得以知晓。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使得历尽千辛万苦的父亲母亲重聚在一起，可想而知他们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又是多么的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