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接受了《新京报》记者采访并重温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温暖瞬间。
▲1950年元旦，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赫疗养院
这张任弼时轻轻地揽着女儿臂膀的照片，拍摄于1950年元旦。
不久之后，随着任弼时的离世，年仅12岁的任远芳永远地失去了父亲。
任弼时逝世后，任远芳看到毛主席、周总理都来吊唁，才意识到父亲任弼时可能是个大人物。
在194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弼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逝世时，年仅46岁。
至任弼时英年早逝时，任远芳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不到两年。
“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的一生。” 任远芳说。
▲任弼时与任远芳
在任远芳的记忆里，她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是这样的——
1938年，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38年12月8日，就有了我，俄文名字是卡佳。
1940年2月，父亲他们结束了代表团的工作，准备回国，当时我才1岁多，考虑到祖国大地上弥漫着抗日烽火，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儿童院是国际救济会办的一个儿童组织，寄养和收养许多革命家的子女和烈士们的遗孤，这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大概有40多个人我们都在一起上学。其间，我主要是通过书信与父亲联系。
真正跟父亲见面是在我12岁那年。1949年年底，父亲由于患了很严重的高血压等多种病，当时高压有260，中共中央决定让父亲赴苏联治病。那会儿正赶上国际儿童院放寒假，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了父亲身边。
与父亲分别10年后首次重逢，我很认生，看见他就不想叫他，关系也不那么近，比较疏远。因为当时在儿童院长大，我全然没有父母的概念。儿童院只放一个星期的寒假，在这一个星期时间里，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
父亲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问东问西，总是很关心我的学习，老问我的功课好不好。我的成绩当时在班里算是拔尖的，儿童院的中国孩子成绩都挺好的。他会讲流利的俄语，更会写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在他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他告诫我，学习不要骄傲，一定要踏踏实实。
因为没有多余的床，那几天我睡在沙发上，父亲时常起来给我盖被子，让我感觉很温暖，我开始有父爱的感觉。这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活体验。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
1950年5月，任远芳随任弼时踏上了回国旅程。此后的5个月时间，也是她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最后时光。
任弼时回国后，医生打算让他静养一段时间。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他又开始每天抱病工作八小时以上，常常坚持到深夜。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一晚，任弼时房间的灯直到深夜还亮着。
“他全神贯注研究一幅朝鲜地图，母亲给他披上一件大衣劝早点儿休息，父亲吃力地摇了摇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过了十二点，父亲在地图上划下了最后一个红圈，把台历翻过了一页，但头越来越眩晕，强忍着不适把文件和资料搬到了床上，艰难地躺了下来。”任远芳回忆说。
而这一躺，这位中国人民的骆驼再也没能醒来。这一天，是1950年10月27日。
▲任远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留影
任弼时逝世后，叶剑英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第一次把任弼时称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任弼时的这种精神被后世概括为“骆驼精神”。
在谈到“骆驼精神”时，任远芳说：“一心为国、一生为国的‘骆驼精神’是对任弼时精神的高度概括……他十分怕工作少，始终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他的病早在七大前就发现了，常常感到疲劳、头晕，不能看东西。这也是一种献身精神。父亲与母亲前后一共生过9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这始终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
“骆驼精神”说到底，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就是默默奉献、踏实工作、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公无私的精神。
【资料来源：《新京报》】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