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两张73年前的“通行证”和“暂住证”，它们是1948年秋冬，著名戏剧理论家、翻译家、作家郁文哉带领全家人从国民党统治区转移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时使用的。
这两张证件的纸张虽已发黄，但字迹依旧清晰。“通行证”上标示的时间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左上方贴着郁文哉的一张一寸大小的黑白照片，上面标题处写着：北平市第（2）区旅行证明书（旅）字第（833）号。铅印的公文格式，毛笔手书的相关内容，加上红色印章，证件上处处保留着历史的印迹。
郁文哉一家人使用的“暂住证”和“通行证”
逃出南京，辗转赴北平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因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便加紧了在国统区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当时，郁文哉担任《中苏文化》杂志的主编，由于他长期翻译苏联的进步文章，还给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撰写过大量文章，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早已经盯上了他，并将其列入了黑名单。郁文哉随时都有可能被捕或遭暗害。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地下党指示他及家人迅速从南京撤离，前往解放区。
此时，位于南京市汉中路牌楼巷51号的“中苏文化协会”周围已经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监视着每一个进出院落的人。为避开特务视线，郁文哉决定和爱人刘惠分开行动。郁文哉先带着3岁的女儿郁蓓假装遛弯逃出特务的监视，后赶往在上海的表姐家。几天后，妻子刘惠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女儿郁蕾，以回娘家的名义乘火车来到上海，直奔静安区愚园路葛一虹（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的家里，郁文哉也于当天带着大女儿赶来会合。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虽然只在葛家停留了一夜，葛一虹还是事先为他们办理了上海“暂住证”。
郁文哉
第二天，郁文哉全家匆匆乘飞机赶往北平。抵达北平后，郁文哉一家人先住进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戴浩家。当时，戴浩的家位于北平鼓楼后海附近，这里已经成为文化界进步人士的隐蔽点，田汉等人都是经他家隐蔽后转移出去的。
北平中共地下党城工部的石岚随后接应了郁文哉全家。当时，27岁的石岚公开身份是“祖国剧团”的话剧导演，但实际上他是剧团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在北平中共地下党城工部负责部分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工作，经他手已将数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成功转移至解放区。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转移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不仅负责转移工作的同志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就是被转移的同志也要做好两种准备，转移成功即获得新生，转移失败即面临生命危险。为了保证郁文哉全家安全转移到解放区，石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准备通过封锁线的“通行证”，第二要开具到解放区的“身份证明信”，最后还要把大人孩子都化装成难民。
所谓“通行证”即“旅行证明书”，为了以假乱真，石岚将郁文哉的名字改为虞家波，“郁”与“虞”同音，避免在敌人盘查叫到名字时紧张而露出破绽；石岚还将郁文哉化妆成年近半百的老人，并把化妆后拍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年龄写的是49岁，而实际郁文哉当时只有30多岁。因郁文哉有浓重的无锡口音，所以籍贯写成江苏常熟；旅行的理由为返家，而去江苏路经山东济南也是合乎实际的；在北平的地址为二区四保三甲，区长兼户籍主任为许培基；最后编上文件号“捌叁叁”，限期为50天。
郁文哉的“通行证”
这些细节都做完后，再盖上石岚自制的红色大印，“通行证”就这样制作完成了。为郁文哉到解放区开具的“身份证明信”也要动脑筋想办法，既要让自己人看明白，又要巧妙地隐藏不让敌人发现，保证路途中的安全。经过慎重考虑，石岚最后决定用药水写在孩子尿布上，经处理后包在郁文哉小女儿的尿布外面，这样既安全，又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在化妆方面，石岚充分显示了当导演的特长。他先让郁文哉从当铺买来几身难民穿的黑色夹袍大褂，把他们全家装扮成了难民。次日，石岚护送郁文哉一家先到天津，把他们安顿在河北路附近的一座空楼房里，他便忙着跑出去探路。停留一天后，石岚把他们护送到敌人的封锁线。
突破封锁线，抵达西柏坡
当时，封锁线设在一条河边，河边由国民党军队严密守卫，戒备森严，对过河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搜身检查，并把男人和女人分开，男的站一圈，女的站一圈，让大家围着圈转，士兵们则端着枪、拿着鞭子站在圈中央，仔细端详着每一个人。郁文哉抱着小女儿在男人圈里走，刘惠抱着大女儿在女人圈里走，大家都非常紧张。郁文哉一家因装扮得极像难民，“通行证”也没有被看出破绽，写在尿布上的“身份证明信”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终于被放行乘小船过了河。
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后，郁文哉一家人紧张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郁文哉雇了一辆带篷的毛驴车，绕山东，转河北，最后直奔石家庄，他们越走心里越亮堂。后来，路上开始飘荡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愉快歌声，郁文哉夫妇高兴地跟着学了起来，很快就会唱了。他们走了两天终于到达河北石家庄的中央机关接待站，工作人员接过写在尿布上的“身份证明信”，拿进屋经处理得知他们身份后，立刻热情地接待。两天后，郁文哉一家人被送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郁文哉和妻子刘惠都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住在西柏坡附近的通家口村。郁文哉在编辑部做编译工作，主要是做俄文翻译。刘惠把两个女儿托给当地老乡照看，到新华社印刷厂做校对工作，曾多次校对过毛主席的亲笔手稿。刘惠老人后来回忆说：“这一时期全家人都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一起享受供给制待遇，和丈夫都穿着统一的灰布解放服和圆口黑布鞋，吃饭分大、中、小灶（刘惠吃大灶，郁文哉吃中灶，两个女儿吃小灶），我们经常把饭一块打回来全家人一起吃，其乐融融。”
北平和平解放后，郁文哉全家随新华社到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郁文哉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中国翻了身，中国人民翻了身。我为参加这项翻身事业，国民党反动派捕了我三次，镣铐鞭笞都尝过，幸而未死，得见新的中国，今生乐事，无过于此了。”
1953年8月3日，郁文哉因病去世。生前他一直没舍得丢弃“通行证”和“暂住证”，始终与他的文稿放在一起。【资料来源：中国档案报、《党建》杂志、南方网】
编辑：周晓宇
统筹：王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