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党中央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革命文物是历史最好的见证，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活教材”。红船编辑部今起推出《革命文物展现百年党史》专栏，通过革命文物，挖掘文物背后的革命历史，让读者在具体的物件和个体故事中，感受历史温度，感悟先烈精神。
本期文物为：编号0001号文物的李大钊就义绞刑架 。
0001号文物：李大钊就义绞刑架
李大钊受刑三次的0001号文物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和其他十九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没有犹豫更没有畏惧，慷慨赴义。那年他年仅38岁。
未登绞架前的李大钊，身着棉袍，从容淡定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一张照片。在第二天的《晨报》上这样刊登着: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闻李形色未变，从容就义。
当年也被抓进监狱的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回忆：“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
当时为了给李大钊等人用刑，张作霖特意从外国进了一个先进的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下午1点左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走出牢房，昂然来到刑场。
第一个走向绞刑架的便是李大钊。因为刑具是新买的，所以刽子手就拿李大钊来“试手”了。刽子手先将绳索套在李大钊脖子上，让他站到指定的位置，然后尝试按下开关，顿时李大钊脚下的挡板便被打开了。
李大钊双脚腾空，被绳索死死地吊在半空之中……
其实这一系列动作下来，顶多20分钟，后来牺牲的同志都是用了20分钟左右，可李大钊却用了40分钟。
因为在李大钊即将窒息之时，刽子手却将他抱起，解开了绳索。等他意识清醒过来之后，劝他“悔过”。可李大钊此时愤怒地说了一句话：
“你们把我绞死吧，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于是刽子手又把李大钊再次套上绳索。当李大钊身体悬空，即将窒息之时，敌人又把他放了下来，又妄想让他屈服。
可李大钊仍是对敌人冷笑一声，道：“力求速办！”刽子手看看再不能撼动李大钊的意志，才第三次把他吊了上去……
1950年，国家开始筹备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王冶秋心心念念一定要找回这座绞刑架。王冶秋借来一辆自行车从北京东城骑到了西城，终于在德胜门外的一片草丛里找到了这座绞刑架。这座绞刑架也被编为0001号，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被博物馆收藏至今。
李大钊
“为主义而牺牲”，李大钊放弃离开北京的机会
李大钊生前曾撰有一篇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在成立安国军政府后，随即对革命人士大开杀戒。
李大钊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作为和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重要联系人，以及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自然就成为张作霖抓捕的重要对象。除此之外，李大钊支援冯玉祥，并使其逐渐赤化，策应北伐；同时还劝诱阎锡山，使其转变立场起兵反奉，由此形成了北方反奉统一战线，张作霖恨之入骨。
事实上，在被张作霖通缉后，李大钊本有机会离开北京，但他为了革命工作，依然在苏联驻北京东交民巷的大使馆军营内坚持工作。一年后的4月6日，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默许和支持下，指挥京师警察厅出动300多名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军营内，抓捕了李大钊及其家人，同时被捕的共60余人。
李大钊被捕之后，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了党的机密，并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狱中自述》。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公开昭示：“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1927年4月28日，特别军事法庭以“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死刑，并立即执行。
当日下午2时，李大钊等20人被押往司法部街后面的刑场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步履从容，神色自若。当指挥行刑官询问李大钊对家属有何遗嘱时，李大钊镇定地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说完，他将头伸进了绞环，高呼“为主义而牺牲”，从容就义。之后范鸿劼、杨景山、路友于、张挹兰等19人相继遇害。
李大钊牺牲后，其尸骨被反动警方用一口薄皮棺材装殓后，暂时寄放在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并由警察看守。当天晚上，和李大钊一起被捕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被释放。她们回到了曾经租住的灰厂豁子内朝阳里的家中。此时，她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已经遇害。
4月29日早晨，李大钊的舅舅上街买报纸才知道李大钊遇害的消息，他哭着回到家中将这一噩耗告诉了赵纫兰。当时，李大钊的大女儿星华仅15岁，次女炎华7岁，次子光华只有4岁，小儿子欣华只有几个月大。闻此噩耗，赵纫兰“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牺牲后，《晨报》《京报》《东方时报》对其家中生活惨状予以关注，就连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所主办的报纸《顺天时报》都撰文说，“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资料来源：新华社、光明网、央视新闻等】
编辑：周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