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杨尚昆请中央办公厅的一些老同志到他的住地小翔凤胡同5号共忆往事，8次谈他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的20年。谈话基本是座谈形式，杨尚昆娓娓道来，气氛十分活跃。
▲杨尚昆 （潼南区杨尚昆故里管理处供图）
“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头上”
杨尚昆说，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1965年秋“文革”发动前夕，中央把我放在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上，整整20年。
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无非是三大块。秘书性工作这一块最大，包括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等等，后来还增加了信访工作，总之，包罗万象。此外就是生活服务工作和安全警卫工作。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虽然包罗万象，但是最初机构并不健全，原来只有三处一科，就是以曾三为处长的秘书处，以李质忠为处长的机要处和以邓洁为处长的行政处，还有一个以赖祖烈为科长的特别会计科。那时中央的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团负责，直属中央军委，不归中央办公厅领导。
在西柏坡时，制度也同样不健全。你说在这些方面20年中有什么建设没有？有一些。这主要是下面同志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功劳不能记到我一个人的头上。至于我自己，只能说横竖在这里20年，办公厅的工作没有出大的问题就是了。
中央办公厅从正式成立开始，就非常重视档案工作建设。在延安时，中办的正式名称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厅。1948年5月，中央进驻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合并，后委撤销，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我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
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问题考我们，让在座的人回答，他说，你们办公厅保管的党的历史文件为什么叫档案？档案的“档”字偏旁为什么是个“木”字？当时谁也回答不出，周恩来就给我们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档案工作，从商朝起就有了甲骨文档案，后来才有了用竹片或木片记事的档案，不过那时还没有“档案”这个词。“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从字面理解，“档”字的原义是木柜上的横木框格，引申为存放文书的阁架；“案”就是缮写文书的桌子，处理一项公务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文书也叫一案，“档案”就是把处理公务形成的文书经过整理保存备查的案卷。
在中央办公厅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首先提出档案问题，说明他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同时明确规定党政档案统一管理。这是党的一项重大建设，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头上。
“中央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尚昆说，如果说我在建国前这一段主要是搬了几次家，那么，我在建国以后基本上就是起个“听用”的作用。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作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建国前我的工作也是“听用”，不过那时办公厅的工作相对单纯多了。
1949年初，中央已经考虑中央机关迁往北平问题，此后，准备最后一次大搬家就成为我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我就几次提出解除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后来周恩来告诉我暂时一切照旧，军委秘书长职务不解除，中央副秘书长职务也仍然要兼，办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名义行使职权（注：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办公厅成立，不再设秘书长一职，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自动解除）。所以，我的工作，哪些属于办公厅职能范围内的，哪些超出办公厅职能范围的，说不清楚。
那时真是一天忙到晚，经常要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一般地说，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办公厅内部事务。找中办干部谈话、交办事项，除紧急工作外，大多安排在晚上。下面干部找我也习惯在晚上来，因为晚上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他们往往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就自动来了，有时来的人多了，要一批一批地谈，等候的人就在秘书值班室摆龙门阵。谈完后，我还要处理当日的文电，直到深夜。
党的“八大”以后，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我分工联系中监委、全总党组、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和调查部。
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公安部和调查部，我的任务是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督促检查，确保万无一失。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出访不多，但是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敌情十分复杂，一遇有领导人出访，我们的工作就成倍增加，忙得真可谓宵衣旰食。
有些工作本来是有专业部门归口的，却也让我参与。比如公安工作是毛泽东直接过问的，但是每次开公安工作会议，罗瑞卿总是拉我去讲话。如果说，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是我份内之事，与公安部保持联系也属于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中苏两党之间的联系，应归口中央联络部，涉及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应由外交部处理，但那时却把这项工作放到了中央办公厅。为此，中央办公厅成立了一个只有4个人的翻译组，由我直接领导。在我的办公室里还安装了一部直通苏共中央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热线电话，不管大事小事，苏联驻华大使总是先找我。
又比如，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精简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这本来是劳动部门的事，结果也落在我的头上……
总之，中央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是个“听用”。“听用”起什么作用？我想大概起个甘草作用。甘草是中药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辅药，一种调和药，一剂药里加上一点甘草，就能使这剂药更好地发挥疗效并减少副作用。过去，我常为一年四季忙到头，年终却总结不出几条成绩想不通，现在我体会到，起个甘草作用就是成绩。
▲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杨尚昆
中央办公厅就是为中央服务
杨尚昆说，归根到底，中央办公厅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同时，它承上启下，起一个中间环节的作用。
那时，地方党委都要求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统一指挥，希望中央办公厅对省、市、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实行垂直领导。我无论如何不同意这个意见。我说办公厅不能像别的部门一样自成系统，我们上下没有什么领导关系。中办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是为中央服务的，你们是你们党委的办事机构，是为你们党委服务的。你们如何工作要受你们党委的领导，你们党委要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当然，中央召开有各地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时，我也常常找随同来京的各地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沟通情况。
我认为，既然办公厅是服务机构，就无权向下面发政策性文件。后来，“四清”运动中，少奇同志为了及时指导运动，常常要批转一些材料供各地、各部门参考。按照规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发，要经过中央常委传阅同意，为了不过多地打扰各常委和争取时间，少奇同志就提出一个变通办法，用《中央办公厅文件》形式发出，从此开创了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文的先例，这种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那时占用我很大精力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联系，就是所谓“通气”。国际、国内发生了什么重大情况，对某一问题中央有些什么考虑，地方同志有些什么想法，都要由我同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一一通话。五六十年代的通信手段十分落后，接通一个电话要很长时间，而且声音也不清晰。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打一遍，要用两三天时间。地方同志也常常打电话来，向我摸中央的“气候”。
二是协调同条条、块块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部门送来请求中央批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成熟不成熟，如果需要提交中央会议讨论，还要作哪些进一步的准备；涉及几个部门或地区的问题，还要再听听有关部门和地区的意见。三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特别是特殊人物的工作，大多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
我想，毛主席把我放在中央办公厅这个岗位上长达20年，主要就是因为我同各方面的关系熟，能办些事情，体现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文章来源：“新周报”微信公众号，据《百年潮》 苏维民/文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