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画《八子参军》 资料图
红都瑞金是苏区时期的“扩红”模范县，也是新时代双拥模范城。苏区时期，中央直属县瑞金涌现出“八子参军”“十七棵松”“十八把红缨枪”等许多感人事迹，这是苏区民众热烈响应“扩红”动员、踊跃参军支前的生动缩影，也是新时代做好国防动员工作的生动教材。
“八子参军”事迹源自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第3版的报道，原题为《八弟兄一起，报名当红军》。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农民杨荣显，有8个儿子。一家世代遭受地主剥削，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家中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身穿破衣裳，家无过夜粮”。后来，共产党来了，红军来了，给他们家分了田分了地，几个儿子也娶上了媳妇，日子一天比一天好。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成立后，杨荣显就响应号召，高高兴兴地带着两个大儿子来到参军报名处送儿子当红军。不幸的是，不到三个月，两个儿子便战死沙场。噩耗传来，年过七旬的杨荣显老人一句话也没说，转身便进了屋，隔窗看到嗷嗷待哺的孙儿，老人心如刀割。可为了支持革命，过了一段日子，杨荣显又把他6个儿子送到区苏维埃政府报名应征，由于老七、老八年纪太小，没有被批准参加红军。后来，老七、老八还是瞒着杨荣显进城，夸大年龄报名参加了红军。
经过苏区军民艰苦作战，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可杨家的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也都先后牺牲在战场上。此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邓小平听说了杨荣显的事，专门派人看望了老人家，并告诉他，部队已下了决心，帮他找到老七、老八，把哥俩送回老人身边，可杨荣显怎么也不答应。最后，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广昌战役的战场上找到了老七、老八。哥俩说，等打完广昌这一仗再回去，可就是这一仗，兄弟俩再也没有回来……听到老七、老八牺牲的消息，杨荣显老人老泪纵横。红军长征以后，杨家的女人孩子又遭到报复，连房屋都被放火烧毁后扒平了。杨荣显一家八子参军、前仆后继、壮烈牺牲的事迹，是红都人民倾尽所有、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典型实例。苏区时期，只有24万人口的瑞金，就有11.3万人参军支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红军战略转移时，瑞金有3.5万人参加长征，其中约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新中国成立后，被录入烈士花名册的瑞金籍烈士仅17166名，许多人成了无名烈士。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中，消灭了敌人大部分有生力量，但自身减员也较多。要完成“扩红”任务，不能再像以往光靠红军自身去做，而要使之成为地方党组织和一切群众团体的经常工作，充分激发广大翻身农民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扩红”运动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离不开完善的组织保障、坚实的物质保障，以及多样化的宣传动员形式。
一是做好组织保障。为了扩大红军，解决兵源问题，1931年开始，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扩红”指令和号召，出台了《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等一系列有关“扩红”的政策和决议，紧贴人心、稳定人心、振奋人心。“扩红”运动相当于现在的战争动员、兵役动员，当时具体负责“扩红”的机构是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它是负责战争动员和红军后备力量建设的总部机关。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成立之初就设立了动员科；1933年，总司令部设立了由第四局和红军总政治部动员部合并成立的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1933年底总动员武装部一度撤销，1934年初恢复。该部成立后，贯彻实行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领导苏区的扩大红军运动，进行“扩红”动员和兵源组织工作，为红军兵员补充和部队扩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扩红”运动中，群众团体也功不可没。1932年9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训令》规定：“扩大红军的工作，应当以选民大会、工会、贫农团、反帝、互济、拥苏等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去当红军。”1932年11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紧急决议《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指出：“动员群众的方式，要运用苏维埃的各种组织，以及一切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城乡代表会选民大会，是直接动员群众的工具，工会是动员群众的基石。”为此，苏区广泛建立了扩大红军委员会、拥护红军委员会、贫农团、互济会、女工农妇委员会、儿童团、工会等群众性组织。这些组织对“扩红”对象实现了全覆盖、全动员，凝聚了“扩红”运动的内生力、向心力和推进力。
二是做好物质保障。为了改善红军家属生活，苏区创办了许多公卖所、优红商店、优红合作社等等。为军属颁发红军家属光荣牌和红军家属优待证，建立与红军家属的联系、表彰制度。一系列的优待政策，消除了前线红军的后顾之忧，也在社会上营造了参军光荣、军属光荣的良好氛围。
同时，苏维埃政府提出“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等口号，开展节省运动、借谷运动、生产运动等，发行战争公债，全力给前线提供物资和粮食保障。193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当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以备主力红军转移之用。瑞金在8月15日即集中新谷50100余担，提前超额完成借谷任务，保障了红军转移的物资供给。
三是运用多样化的动员形式。苏区时期，通过报刊、标语、会议、歌谣、漫画、剧目等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引导推动“扩红”；采取“扩红”突击月、“扩红”竞赛、模范红属运动等多种突击竞赛形式，开创了轰轰烈烈的突击“扩红”运动。瑞金城乡都刷上“扩红”的标语、口号，如“工农子弟都来当红军”。瑞金广大劳苦群众以“踊跃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为荣，互相竞赛、互相激励，妇女和少年儿童也投身宣传工作。党、团员在“扩红”运动大会上振臂高呼：“大家跟我一起去报名当红军！”时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在总结瑞金“红五月”“扩红”突击经验时，特别肯定了突击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很有成效。1934年夏秋间，中央苏区由瑞金红军家属倡议发起模范红属运动，《我们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倡议书写道：“我们是站在光荣的地位，要担负起光荣的责任……把后方的工作完全担负起来！”苏区建立起“红军百姓一家人”的鱼水关系。
1934年7月7日，《红色中华》第211期第2版《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关于五、六两月扩大红军的总结》记载，“扩红”总数突破六万名。由于党中央正确的领导，突击队与地方干部的努力，全苏区“扩红”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绩。3个月扩大5万红军的最低限度计划，在50天内就完成了。截至1934年6月30日，竟达62269名。1934年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再次下达中央苏区“扩红”3万的计划。瑞金又一马当先，半个月不到就输送新战士3365人到主力部队，另外还动员280人到独立营，组织4000人随军突围。
坚持和践行群众路线，贴近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凝聚群众，是苏区“扩红”运动的重要经验。在新时代，汲取这些有益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发扬红色传统，为做好国防动员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