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香港“八办”）是抗战初期党在香港的核心领导机构，1938年1月初设立，1942年2月因香港沦陷结束工作，其间广泛开展宣传联络工作，积极发展华南抗日力量，周密组织省港大营救活动，出色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各项任务，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粤港地区持久抗战武装基础，保护在港文化民主人士，推动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层决策 慎重选人
卢沟桥事变后，尽管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决心和意志空前高涨，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至1937年12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沿海诸港口或沦陷或遭封锁，香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和联络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枢纽。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对日本的侵华行径态度暧昧，香港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角逐的特殊战场。经慎重考虑，党中央决定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利用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此之前，中共已经派出的其他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都是党内的资深重要人士，如博古、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陈云、陈潭秋、李克农等。对于香港“八办”负责人的人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决定选派廖承志前往香港开展工作。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都是国民党著名元老，在国内各界和海外华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廖承志本人精通多国语言，海外联系广，社交能力强，由他负责香港方面工作有许多优越条件。
1937年12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在武汉面晤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提出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等事宜。经卡尔协调，得到港英当局应允，但要求“八办”不得公开挂牌，以保持英国的中立国地位。1938年1月初，经先期抵港的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周密筹建，香港“八办”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设立，对外称粤华公司，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搜集国际局势信息，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恢复整合香港等地中共组织，领导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接收并转运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友人捐赠的抗战物资。廖承志为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参与领导，连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李默农、张唯一、乔冠华、罗理实等20多位同志先后以各种合法身份和社会关系为掩护在办事处工作。
纵横捭阖 同气连枝
香港“八办”成立后，即依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以香港为阵地，顺应香港人民和海外华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扩大国际宣传，加强对民主人士、港澳著名人士、爱国华侨领袖及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建立各方面的统战组织。
1938年6月，在香港“八办”的筹划与协助下，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港成立。同盟成员中有许多中外知名人士，如国民党的孙科、冯玉祥，印度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英国名人克莱·布思，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等，廖承志亲任执行委员兼秘书长。
为了团结更多在港文化界、出版界、新闻界人士，香港“八办”通过这些领域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共同组建抗日文化新闻团体，创办抗日报刊，开办进步书店，编演进步戏剧、电影。仅1938年至1939年间，就在香港新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等6个进步文化团体，新办《文艺阵地》等10多种进步刊物，还组织力量翻印出版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并在国内外宣传发行。
此外，香港“八办”还与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建立良好关系，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不断增进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与支持，促进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其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就收到海外华侨汇款220万元及大量抗战物资。大批华侨和港澳青年舍弃安逸生活，涉险来到香港“八办”登记报名，经香港转至延安学习或直接奔赴前线参加抗战。自1938年至1939年，经香港“八办”介绍转运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港澳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就达600余人。
为确保护送人员和转运物资的任务顺利完成，香港“八办”和内地“八办”密切协同，严密组织，开辟了抗战期间“香港—延安”的千里交通线。以1939年5月一次抗战物资转运为例，当时香港“八办”通过统战渠道采购了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牌卡车存放于越南海防，为及时将这批物资转运至抗战前线，由桂林、贵阳“八办”抽调的押车副官及20多名司机采取分程接运的办法，先将这批物资从越南运到我国广西凭祥，然后经桂林、贵阳、重庆、西安等“八办”的通力合作，最终成功运抵延安。香港“八办”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有力地增进了民族情感，凝聚了民族力量；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人员物资千里转运支援抗战，极大地彰显了四海一家、同气连枝的民族根脉。
筹建武装 抗敌保港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八办”高度重视抗日武装力量建设工作，积极领导协助中共粤港地方组织建立和发展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先后建立东江、珠江、琼崖多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武装成为香港沦陷后持久抗战、保卫粤港人民的坚强力量，为粤港地区抗战作出了杰出贡献。
东江、珠江、琼崖地区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建立初期，面临物资缺乏等诸多困难，特别是缺少经验丰富的党员骨干。廖承志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延安派遣有作战经验的粤籍干部予以支援。中共中央结合实际先后派庄田、梁鸿钧、谢立全等军政干部分别到上述地区游击队担任领导，加强部队军政训练，提高作战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粤港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同时，香港“八办”还积极协调保卫中国同盟，动员捐款捐物，缓解游击队物资匮乏的困境。
香港“八办”还会同粤港地区中共组织，积极引领爱国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组建回乡服务团，支持华南地区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江、珠江、中区、西江、琼崖、南路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回乡服务团最多时达30个，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1939年1月，在香港“八办”及中共香港地方组织的支持和鼓励下，由南洋惠侨救乡会与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等爱国团体发起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阳县淡水墟成立，共有团员500多人，在东江地区14个县市开展抗日活动。这些回乡服务团深入城乡、发动群众，建立民众自卫武装，有力地支持配合了粤港地区敌后游击战的开展。
省港营救 佳话流芳
1941年12月25日，港英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海上和港内交通，实行戒严，劫掠财物，搜捕抗日人士，150万香港同胞陷于日军刺刀铁骑蹂躏之下，被困在港的爱国文化人士、民主人士的处境更为险恶。
中共中央对这一情况极为关注，自日军侵略香港开始，周恩来就连续多次致电廖承志，指示他迅速将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抢救出来并转移至安全地区。1942年1月，在经过严密筹划和周密准备，香港“八办”协同粤港地方党组织、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展开爱国人士营救工作。香港“八办”抽调干部骨干分批带领爱国人士闯过日军哨卡和海上封锁，通过敌伪顽区的盘查和土匪的拦截，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脱离香港险境，抵达安全地区。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省港大营救”。
在营救出港的800多人中，不仅有著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沙千里、胡绳、梁漱溟等300多人，还有包括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的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等国侨民近百名，以及国民党驻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高级官员余汉谋、吴铁城等人的多位家属。大营救极大地增强了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信心，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2年2月，随着营救行动的成功完成，香港“八办”的使命也胜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