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红船融媒编辑部面对面采访了原山西决死二纵队党委书记、晋绥军区后勤工业部原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原副省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原党组成员、顾问王逢原和张琛之子王效雷。
王效雷，国家信息中心退休干部，今年71岁。王效雷从后代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父亲、母亲的革命故事，父母爱情，以及工作中、生活中的父亲、母亲的点点滴滴。
▲王效雷
王效雷说：“父亲入党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筹备公祭李大钊烈士活动。”“父亲是1980年1月6日在工作岗位上去世的。父亲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
参加革命组织，参与抗日活动
王逢原，吉林省长春人，1912年1月出生。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1月去世。
王效雷介绍，父亲出生在吉林长春的一个农户家庭，家里条件相对富裕。家里当时有一些土地，父亲小的时候也参加过一些农业生产活动。
▲1928年和1934年的王逢原
爷爷奶奶对父亲的教育挺严的，加上父亲天资聪明，父亲从七岁上小学开始，学习成绩一直就不错，还考到了当地的重点中学——吉林省第二中学。后来，爷爷奶奶把父亲带到北京弘达学校读书。
中学毕业后，父亲考上了北平师范大学的化学系，1930年9月-1934年7月就在大学读书。
王效雷介绍，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父亲作为东北籍的学生，对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感触很深。由于不甘做亡国奴，为了反抗鬼子侵略，父亲积极投身到抗日活动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引发全国性抗议高潮，北平各个高校有很多学生南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
在南京，学生们的游行、示威受到了国民党无情的镇压，发生了珍珠桥事件。当时，国民党开枪，打死了有三十多名学生，还抓了很多人。
父亲回到北平以后，就下定决心，要参加革命组织，参与抗日活动。
1925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济难会。1929年，中国济难会改称中国互济会。它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的，群众进步组织。
父亲当时主动靠近组织，参加了河北互济会。父亲的性格很执着，做事很果断，粗中有细。在参加互济会以后，很快就当了救援部的部长。
经过将近一年的地下活动，1933年3月，父亲就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后第一个任务是负责筹备公祭李大钊活动
王效雷介绍，父亲入党以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筹备公祭李大钊烈士的活动。
1933年，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重病在身，觉得自己不久于世。便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北平，希望能够把1927年4月就牺牲的李大钊烈士的遗体安葬，让其入土为安。
当时，也恰逢临近李大钊烈士牺牲6周年的忌日。李大钊烈士的遗体，就存放在宣武门的浙寺。当年，同李大钊烈士一道牺牲的，还有19个烈士，都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党组织委派任务后，父亲是筹备组的组长。父亲他们就准备，通过公祭活动向国民党抗议，想通过公祭活动引起群众的响应。
后来，这件事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很多人都以为是社会民主人士发起的。其实并不单单是群众自发的活动，而是通过共产党做的地下工作，包括印刷宣传材料、游行示威抗议活动等，吸引了很多社会民主人士和知名人士以及老百姓的参与。
王效雷介绍，特别是在1933年4月23日公葬烈士的前一天，4月22日，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知名人士有很多。
当时组织活动是很秘密的，为了顺利公祭李大钊烈士，活动时间也有讲究。按照一般的规矩，要停灵公祭几天，但实际上他们组织的活动非常快，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应过来，就用了一两天时间，23日就出殡。
▲1933年4月23日公祭队伍
出殡当天队伍规模很大，有鼓乐队，也有人打着经幡。父亲为了便于指挥队伍，冒充是李大钊的妻侄，走在亲属队伍里，尤其是路过西四的时候，形成了挺大的一个场面，几千人都围着他们搞路祭，张文海同志念祭文。但是，活动遇到了国民党的迫害和打砸。去了几辆大汽车，好几百宪兵，进去就拿着警棍打砸、驱赶。
李大钊烈士的夫人赵纫兰觉得不忍心，和父亲商量，如果再这样往前走阻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便把群众劝离了。最后，缩小人员规模，一直走到了万安公墓，安葬了李大钊烈士。
当队伍走到西直门的时候，父亲他们安排的给李大钊烈士刻的石碑也被车老板拉着，跟上了队伍。一直到了万安公墓，车老板才说，石碑是他受委托带过来的，就给卸到那了。
因为石碑上刻的字写的都是李大钊烈士，怕被敌人砸了。于是，就把石碑埋在李大钊烈士的墓地前面了。一直到了1984年，重新修缮李大钊墓的时候，才发现了这块石碑。
▲石碑
安葬李大钊烈士的时候，负责挖坑安葬的工人们听说李大钊是为了劳苦大众牺牲的烈士，虽然并不知道李大钊是什么人，但是他们连工钱都没要，就给李大钊烈士下了葬，修了墓。
公祭活动被敌人镇压，事后还抓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敌人认为，公祭活动就是革命活动，便拼命镇压。公祭活动能轰动北京城，怀疑共产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便四处开始抓人，北京城形成了白色恐怖。
辗转多地，父亲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王效雷介绍，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接到上级通知，有人叛变，父亲赶紧通知有关人员转移，之后便去了天津，任天津特委秘书长。在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里，父亲先后在北平、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到了天津以后，父亲在那也生存不下去。因为北京、天津都在四处抓人，到处是白色恐怖，加上父亲又是外地人，东北口音，年龄也受到怀疑。所以，只能是经常躲避换地方。
最后，父亲又被派遣到了张家口万全地区任张家口全国抗日御侮救亡总会组织部长，1933年7月，党派他到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到国民党56师做兵运工作。意思就是，把在部队里的思想进步人士团结起来，让他们加入共产党。
同盟军失利后，他任河北省委巡视员，在直南地区搞地下活动。
父亲带了很多党组织的发展情况资料，准备回北京汇报上级。可是，父亲发现找不到党组织了。于是，在1934年1月，便回了东北老家。老家长春也被日本人占领了，便又去了哈尔滨。
1934年初到1936年底，父亲到东北抗日活动频繁的宾县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在宾县党组织领导人吕大千领导下，他一面在宾县中学当老师，一面利用业余时间筹措资金搞起化学工业社，暗中为抗联第三军赵尚志部队配制供应药品。
当时为什么去哈尔滨呢？因为哈尔滨宾县有很多抗日组织。父亲到了那边以后，感觉到当地百姓抗日革命热情很高，在宾县通过吕大千找到了党组织，吕大千是宾县的共产党组织最早的创始人，后来牺牲了。
父亲在中学里，一面当老师教课，一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父亲借钱搞了一个化学工业社，配一些医药器材，比如酒精、纱布等一些抗联需要的物资。他们偷偷的把物资转运给抗联第三军，军长是赵尚志，赵一曼也是抗联第三军的。
1936年秋，抗联第三军避开日本鬼子围剿转移到延边苏联朝鲜边境后，1937年2月父亲因断了联系便回到北平。父亲为了参加武装斗争，考入驻守南苑的国民党29军军官团参谋培训班学习。
培训结束，父亲在司令部管理地图资料。1937年底，他和战友颇费周折，最终经西安转晋东南进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二纵队，任组织科长。在这里，父亲认识了在民运科工作的母亲。
在后来的“晋西事变”中，任晋西南区军事部副部长、决死二纵队党委书记的父亲将决死二纵队成功拉出，编入晋绥军区（八路军120师）。父亲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政委。1942年，父亲任八路军120师组织部长。
从晋绥到东北，父亲的军工生涯
王效雷介绍，1944年，晋绥军区成立后勤工业部，父亲为首任部长兼政委。
1944年6月，父亲接受新的任务，筹备组建晋绥军区后勤工业部，10月正式成立。几个月的时间里，父亲都在四处寻找人才。
▲晋绥军工部部分领导人
晋绥军区后勤工业部成立后，军区领导提出，不能光是一个军事生产单位，还要是一个民用、工业生产的单位。父亲做事非常雷厉风行，收效很快。
从1944年10月开始，父亲他们就组织生产比赛，是那些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竞赛，选拔劳动模范，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父亲对人才非常尊重，甚至是对档案里已经写着在政治上不能被重用、不能公平对待的干部，也很尊重。父亲和对方说：要放开思想包袱，不要有情绪，相信自己，相信党组织。这对对方的帮助特别大，事实也说明那位干部能干，后来得到公正待遇，当上了五机部领导。
1945年4月，父亲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1945年10月初，父亲率晋绥军工骨干日夜兼程赶赴沈阳。按照上级指示，一边接收伪满的军工企业，一边搭建东北军工部。
父亲到了沈阳以后，白天下基层，一个厂一个厂的实地考察调研，晚上回来就开会，各自汇报。很快，兵工厂的生产就慢慢恢复了。
▲1945年11月，沈阳，王逢原、张琛夫妇
父亲还启用了很多日本的技术人员，他经过考察，发现有的人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只要能踏实干活，有这种态度的，父亲都争取过来。因为毕竟在技术方面，还离不开他们。只要是人才，只要拥护党的政策，都让他们发挥作用。
这样，东北的军工事业发展的很快，也给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很多帮助。
父亲在工作中去世，总是很忙
王效雷介绍，父亲王逢原，1980年1月6日在工作岗位上去世。关于父亲的事情，在他在世的时候，作为子女来说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父亲去世的时候才68岁。
1979年12月26日，父亲带领由国家经委、公安部、劳动部相关人组成的国务院事故调查小组赶赴吉林市，调查吉林市液化气厂爆炸重大事故，他为了获得第一手企业情况考察，在短短十天的时间里，同时还调研了十多家国家重点企业。
最终，因多天繁忙劳累过度，不幸诱发心脏病，病故于长春，享年68岁。
▲王逢原
王效雷介绍，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成员、顾问。父亲为了挽回多年被浪费的时间，想着多为党做一些工作。所以在工作中，父亲比较拼命。
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出差十多天了。这十多天他没闲着，除了处理事故以外，还在当地的重大企业进行实地调研、组织考察。当时正好是改革开放，父亲准备拿到第一手的材料，回北京以后上会，跟国家经委汇报。
可以说，父亲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
王效雷介绍，父亲那个人很平易近人，刚直不阿。但是，他对家人也真的挺严格的。从小的教育就是，不许特殊化。无论和谁在一块，不管是上学、工作，都要保持朴素的作风。
▲1979年全家福
我小的时候，父亲他总是很忙。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全国仓储物资调配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兼委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家底儿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所以，父亲他们对仓储、物资、调配等等，都要搞清楚。
那会儿他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那个时候，食堂都是到点开饭，等到饭点儿的时候如果没去吃饭，过了时间食堂就关门了，就没有东西吃。父亲的工作节奏，就造成了他经常暴饮暴食。
可能早上吃了饭，中午没吃上，晚上还是没吃上，只能工作完了回家再吃饭。最后，他得了糖尿病。
父亲很喜欢我，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四，他经常喜欢带着我睡觉。给我的印象是，晚上了，他在那看书，让我上床睡觉。他就伏案工作，常常是我第二天早上醒了，天亮了，他还在那看书、学习和看文件。
他是两方面的忙，一方面是工作上，忙着处理文件。另一方面，是需要补充新的知识，他们很多干部都在学习。
周日的时候，偶尔和父亲能聚在一起，但是他也经常要去开会。我们在一块能够开心地聊聊天，听他讲讲话，时间很少，可能也就是中午吃饭前后。
比如说周末，父亲还会帮着收拾一下卫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作为一个男同志，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他都是尽心尽力的。父亲很负责任，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好。
父亲对自己的要求很严。在衣服穿着上，他不讲究。虽然该买的买来穿，但是都穿了很长时间。我的印象里，父亲一共就那几套中山服，还有一套西服。
父亲很正直。他可以因为某一件事儿，跟人家讨论，吵架，发脾气。有一次好像是对方有什么事做的慢了，没按要求做到，父亲就发火了。但是后来慢慢心平气和了以后，父亲还是会说一些温馨的话、暖心的话。
▲1979年，王逢原、张琛夫妇
他对人没有任何恶意，很善良，对老人也很尊重。
和组织四次失去联系，一生十个名字
王效雷介绍，父亲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有四次脱离了党的关系，最后又找回了党组织。
为什么父亲入党之后，被迫脱离四次党组织，最后又都找回来了？
王效雷介绍，父亲在吉林省二中的时候，曾参加了反帝大游行。当时班上有个老师是一个进步人士，对学生的爱国教育讲了很多，父亲也非常感动。可惜的是，那个老师最后也被抓了，牺牲了。
但是，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父亲很小的时候，心里就有了爱国思想。我觉得，是这个支持着他，几次找回党组织。
父亲这个人，从小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北师大的学生时期，是出了名的。张文海同志说：你爸是个王大炮，脾气直，爱出头，打抱不平。
这是父亲特别重要的一个性格。
父亲也很爽朗，跟朋友说话的时候，开怀大笑。不过，他也很低调，从来不说他自己的一些地下工作的经历，讲的都是别人的贡献。
他从不讲自己做了什么，他做的好多事还是我通过查资料，通过社会调查才知道的，是从其他的渠道知道的。包括公葬李大钊，他从来不说。
王效雷介绍，父亲一共有十个名字，以前我们就觉得挺奇怪的，怎么这么多名字。
母亲也曾经说过：你们的父亲不简单，他有好多名字，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父亲就笑了，他说：工作需要嘛。
后来，我通过查资料才发现，父亲的名字确实是挺多的。
父亲先后用过10个名字：王铭，是从出生到小学、中学、北平师范大学预科的用名，这个是家人给起的。王懋勋，字逢源，是在北平弘达学校时的用名。王勋宝，字逢源，是北平师范大学时的用名。
季康，入党时的化名。王廼钧，1933年在张家口全国抗日御侮救亡总会和国民党 56 师时的临时用名。赵景山、王新三，在1932年—1935年期间搞地下革命工作的临时用名。
王耀天，1937年2月—1938年3月在国民党29军和赴山西新军决死队时的临时用名。王逢源，1938年4月在山西新军决死队用名，期间名字有时用“原”字。1958 年后，名字用王逢原。
王效雷介绍，入党的时候，很多人都用的假名，是因为担心党组织被破坏后党员被找到。为了保护每个党员，都让起个假名，父亲叫季康。
可以说，父亲用的这十个名字，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多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地下工作的时候，都有当时的历史特点。
还有一个故事。父亲曾在北师大上过学，我也曾去学校查询过父亲的资料。当时，父亲的名字叫王勋宝。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了，找到了父亲的班级，也找到了父亲的名字，但是名字叫王宝勋而不是王勋宝，并且没有照片资料，而其他所有人都有照片。
当时怎么也找不到照片，后来我突然想到：不会有照片的。
为什么？因为学校知道父亲在搞地下活动，可能就故意没给他留下照片，名字也故意颠倒了一下，就是为了不让敌人找到他，学校可能是为了保护父亲。
母亲带着妹妹一起参加革命
▲1965年全家福
王效雷介绍，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老大、老二都是姐姐，老三是哥哥，我是老四，后面还有一个妹妹。
母亲叫张琛，是在一个商人家里长大的。我的姥爷的父亲，也就是母亲的爷爷，十三四岁父母就双亡，还是跟着他的哥哥从山西祁县跑到汾阳，学徒打铁，才慢慢积累了资金。
在1920年前后，家里搞得很不错，跟人合办了钱庄，也在上海有盐场，还有典当行。家境很好，所以母亲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和高中。
不过，到了1937年，山西已经非常乱了，都在逃难。
▲1935年，16岁的张琛
母亲本是山西祁县人，但是她自己并不认可，她说自己是汾阳人。
因为1937年逃难的时候，她的父亲，我的姥爷打算把她和我二姨，母亲的妹妹张俊，想给她们找个人家，找个旧军官给卖了。所以，从此他们断绝了父女关系，再也不跟姥爷联系。
▲1938年，张琛和妹妹张俊
于是，母亲带着妹妹一起，参加了革命，投奔抗日队伍。
▲1945年，王逢原、张琛夫妇，钱文极、张俊夫妇
早期，母亲参加了游击队文工团，做了几个月的宣传鼓动工作，后面去了保安旅民运科工作。在这里，和父亲相识。
母亲后来又去了延安，在延安上了两个学校，一个是抗日大学，一个是女子大学，学的是教育专业。母亲在延安也入了党。
父母相识以后，他们书信来往了五年左右，1943年1月1日，他们正式结婚。贺龙同志和他的夫人也参加了婚礼，当时父亲在120师任组织部长。
▲1945年，王逢原、张琛夫妇
母亲和父亲结婚以后，基本上就以父亲的工作为主了。在晋绥军工部的时候，母亲做父亲的秘书和组织干事工作。
到了东北军工部以后，由于那里缺少医护人员，母亲就上了中国医科大学的沈阳分校。从分校出来以后，到单位的卫生所工作，当所长和医生。
1949年6月，母亲随父亲调入北京。母亲又被安排到了中财委的幼儿园工作。为什么卫生所所长不干了，要到幼儿园呢？因为工作需要。
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哪儿需要她，她就到哪儿去，从来没有和组织谈条件。母亲认为，干革命工作，到哪儿工作都行。
为什么成立幼儿园呢？因为所有的干部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基本都是在拼命工作。那孩子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就是成立幼儿园，让孩子们住在幼儿园，解除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母亲最开始参加革命是文艺兵，也当过老师，在卫生所当过医生，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又到幼儿园工作。
母亲特别慈祥，但也会锻炼我们
王效雷介绍，母亲特别慈祥，她很爱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上学住校了，她就会很关心。但是，该锻炼我们的时候，也必须要锻炼。
我第一次会洗袜子、洗内裤，都是母亲手把手教我的。我印象特别深，她就告诉我要怎么打肥皂，要洗几次才能洗干净。
不过，她虽然很关心孩子，但是对孩子也会有要求。
父亲和母亲忙的时候，都是加班儿加点儿的，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影子。那会儿有时候会流行疾病，我们发着高烧，病了的时候，也找不到他们，都是阿姨来带我们。
小时候，我生病比较多，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病包子”，经常需要带我上医院去看病。母亲那会工作忙的，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了。
因为她学过医，一看你情况差不多，不是很厉害的病，就把孩子放家里在床上躺着，就去工作了。真的是工作优先。
再比如，我们跟人家说话，要是声音高了，她听见了就会说我。既有关心，又有严厉。
▲张琛
母亲也很简朴，她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经常修修补补。
母亲也很好强，母亲去世前半身不遂，移动得很费劲，但是她就是不让阿姨搀着，非要靠自己走，她特别好强。1992年，母亲去世。
撰文：张喜斌
视觉：李辰昊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