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7日，在“传承红色基因，踏寻先辈足迹”红色之旅河南行活动中，我们又一次见到吴老（吴玉章）的孙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本立。吴教授性格开朗，身体康健，行走如风的神态让人不敢相信她是年逾八十的长者。这次活动结束后，吴教授接受了红船编辑部专访。
▲吴本立
给自己定位在老实人
吴本立介绍说：我和爷爷在一起生活近17年，在我的印象里，爷爷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给自己定位在老实人。我曾认真阅读过爷爷的革命履历，不大理解一个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人，一个敢于用血肉之躯和整个反动势力对抗的人，怎么说自己是个老实人呢？
1911年9月，爷爷在家乡组织四川荣县起义。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建立荣县军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摆脱封建王朝，宣布独立的资产阶级县级政府。1913年11月，讨伐袁世凯失败后，我爷爷被袁世凯通缉。1914年，他辗转到了法国，后来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领导人。说他是一个勇敢的、有智慧的人似乎更准确一些。
爷爷说自己是个老实人，应当是在遵守组织纪律方面。在我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十几年里，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遵守组织纪律的程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到的。爷爷在苏联11年，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友人送给他的礼物，包括烟具、茶具等小物件，他都会全部上交国家。对组织纪律严格遵守，从不越雷池一步。
爷爷用“愚”来形容自己，我认为特别准确。在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前，爷爷是一个敢于斗争的人。在遵守组织纪律方面，他绝对是一个公私分明的老实人，他的“愚”甚至影响了我一生。
解放后不再过生日
爷爷出生在1878年12月30日。1940年1月15日，为实现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目的，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补办了60寿诞。毛泽东主席亲自到场致贺词，各大报纸还发消息大张旗鼓地宣传。
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爷爷担任华北大学校长。同年底，师生们为他举办了70寿诞。中共中央又一次发贺词祝寿，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华北大学师生赶排了以我爷爷革命事迹为主题的话剧，形式非常隆重。
▲吴玉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爷爷就不再过生日了。他为了不过80岁生日，甚至不顾严寒带我们躲进香山。1958年12月30日，爷爷80岁生日当天，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叫我和弟弟们起床，说是陪爷爷一起到香山去。
香山有一排平房，是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住过的房子，我们到香山时就在这里休息。当时只有爷爷房间里生了火，我和弟弟的房间没有火。那时北京的冬季特别冷，虽然我们穿着厚棉衣，仍然冻得手足无措。我们不明白爷爷为何要在这么冷的天气到香山来。那天香山游人很少，我们在平房里实在太冷了，我就带着弟弟们满香山跑了一天，直到晚上才和爷爷回到家里。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80岁生日前一天，徐老（徐特立）打电话说次日要来看他，还有人民大学一些老教授们也非常关心他。为了不过这个生日，爷爷一大早带着我们到香山躲起来了。
后来我看到毛泽东七大时写的“六条规定”，其中第一、二条明确“不作寿、不送礼”时，我真正理解了爷爷为什么在全国解放以后坚决不过生日。
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父亲吴震寰是独子，出生于1900年。是著名的水利专家，在水电技术上有较高成就，被誉为“中国水轮机第一人”。
▲吴玉章独子吴震寰
1903年2月，父亲两岁多的时候，我爷爷从上海出发到日本寻找救国道路。1911年回国时，我父亲已经11岁了。爷爷在日本学过电器，起初想走科技救国道路，认为救国就要学技术。我父亲从小就极其崇拜我爷爷，1919年10月，我父亲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之所以选择学习水电专业，很大程度上受我爷爷这方面思想的影响。
1917年，我父亲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学习了两年，1919年—1933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毕业后留法工作，顺利完成了由学生到水电专家的转变。但他在法国并不安心，渴望用自己学到的技术，早日回来报效祖国。1927年，我父亲从报纸上得知南昌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认为自己报效祖国的时机到了。但是，等他回到上海后发觉情况很糟糕，父子俩约定见面也没能实现，我父亲迫不得已返回了法国。
▲吴本立躲在柱子后
1933年，爷爷把我父亲召唤到苏联，想让他接触一些马列主义。但我父亲专心于业务，自己在苏联第聂伯河水电站找了一份工作。第聂伯河水电站1932年建成，我父亲到这里时许多地方还在施工。我父亲在水电方面很专业，成为第聂伯河水电站的顾问工程师，为苏联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第聂伯河水电站坐落在今乌克兰境内，爷爷住在莫斯科，我父亲一有时间会到莫斯科去，在这一时期，帮助我爷爷做了很多革命联络工作。
他们父子在一起时间最长，接触最多是1936年—1938年，党组织为促成“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实现共同抗日”的目标，派我爷爷前往巴黎、伦敦参加世界的反法西斯会议，期间都是我父亲陪同，这是他们父子在一起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长寿水电站“镇站之宝”
1938年，党中央决定让我爷爷回国，我父亲就跟着一起回来了。但我父亲没有留在延安，而是到了四川长寿，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市长寿区。我父亲太热爱自己的专业了，一心想要利用长江造福人民，这里水系繁盛，正是他发挥才干的用武之地。
我父亲全程参与了长寿——桃花溪水电站的设计、建设，在工作条件非常糟糕的情况下，自己动手设计制造水轮机、发电机。我父亲在国际上还是有些关系的，但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没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采购。他只好亲自到越南、缅甸购买材料，我舅舅陪着他。运输条件异常艰苦，加上越南、缅甸边境战斗频繁，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1938年—1947年，是我父亲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人生中最忙碌的时期。水电站在距离城市很远的江边，那时他经常以站为家，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我们很少能见到他。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带着我一起玩过。
▲吴震寰结婚当天合影
1983年，我和妈妈到四川参加爷爷诞辰105周年的活动，妈妈带我专程到长寿——桃花溪水电站参观。水电站负责人告诉我：“你父亲当年设计的机组还在运转，技术还是先进的，一点儿也不落后。”这套机组一直到1999年才退役，现在是长寿水电站的“镇站之宝”。
爷爷的丧子之痛
解放战争后期，父亲考虑过带我们到解放区去，想先安排我们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回北京。此时，一位法国朋友向他透露：“你已经上了黑名单了，只要你出走就会被扣押。”所以，我们一家人只好留在四川等待解放。这期间，我父亲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连续做了两次手术，第二次手术时发生了意外，医生给他打了一针，然后七窍流血没能抢救过来。
我父亲手术是不是意外，至今仍然是个谜。当时，许多人认为是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因为我父亲虽然在业务上很精通，但他对政治却不敏感。在斗争那么复杂的环境下，他的身份始终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他是吴玉章的儿子。我爷爷的身份也是公开的，在国共二次合作破裂之前，他是国民党唯一认可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四川省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父亲手术没有出现意外，也不可能平安回来，等待我父亲的将会是国民党的监狱。
我爷爷就这么一个儿子，况且在水电方面有那么大的成就。我认为爷爷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奶奶，唯一的儿子先他而去，我爷爷该是多么的伤心！我有时会想：幸亏当时全国快解放了，让我爷爷忙得不可开交，不然，真不知道他能不能熬得过来。
▲吴震寰
爷爷的爱真的不一样
我父亲走了以后，1950年，爷爷把我们接到他身边生活，从此，我和三个弟弟在他的严格管教下成长。比如：他不让我们与他一起吃饭，说是国家对他的照顾，你们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所以我小的时候，以为家家都是这样。首长都是自己吃饭，家属不能沾一点光。
在家里，一年只有一顿饭可以和他一起吃，那就是在大年三十除夕夜。把他屋子里的沙发挪开弄张大桌子摆上，我们和爷爷、工作人员一起吃顿年夜饭。那时我在想，爷爷真的爱我们吗？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逐渐体会到了爷爷的爱。
1960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恰逢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1961年冬天，为了学生们的健康，教育部决定取消考试提前放寒假，让学生回家。那时候学生的伙食很糟糕，我们把学校的馒头叫“小二黑”，馒头个头非常小，颜色是黑的，大概有二两重，摸上去有些发粘，吃起来黏黏糊糊的。口感比吃红薯干要好一些，我们吃的红薯干大概是发霉了，蒸熟后闻起来味道怪怪的。因为长时期营养不良，学生们身体开始出现浮肿，我的脸上、身上一按一个坑儿。
▲前排左二为吴本立
我回到家里向爷爷报到，他见了我浮肿的状态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中午11点多，工作人员过来说爷爷让我去一趟。爷爷的房间一进门是一对沙发，左侧卧室门的旁边，靠着墙有一张方形的桌子，桌面上压着一块大小相同的玻璃，爷爷平时办公、吃饭都在这里。爷爷吃饭不许浪费，厨师都是按照他的定量来做。我进来时爷爷正在吃饭，桌子上摆着两三碟子菜，另有一碗汤。我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就坐在旁边等着。不大一会儿爷爷放下筷子，站了起来指着桌子上的饭菜说你吃吧，然后就走进了卧室。
▲吴本立
我当时并未觉得怎样，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才慢慢感受到爷爷对我的爱。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爷爷让我提前过去，是怕我去晚了工作人员就给吃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饿嘛。把大部分的饭菜留给我，他自己是绝对吃不饱的。爷爷一定是把我的浮肿病放在了心上，他可以把饭菜留给我，但是他定下的规矩不能破，还是不能与他一起吃饭。三十年后我自己也是奶奶了，才知道那时爷爷是那么爱我，只是他的爱真的不一样。
与刘伯承的关系极好
我爷爷是刘伯承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爷爷被蒋介石重金通缉。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破裂，革命形势日趋恶化，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去学习。与我爷爷同行的有刘伯承，约定11月的某一天到上海码头等待，苏联的船会来接他们。
当天，不知什么原因，船迟迟未到。刘帅很着急，要回旅馆去。我爷爷劝他再等等，万一刚走船就来了呢？刘帅还是坚持回旅馆去了，回到旅馆静下心一想，又感觉我爷爷说得有道理，就赶紧往回赶。
这时候，苏联的船到了。船长让我爷爷上船，说船马上就要走。我爷爷说还有个朋友没到，请求人家宽容一点时间。船长看他很诚心，让抓紧时间叫人。我爷爷近50岁了还有痔疮，跑起来是很困难的。此时也顾不了许多了，撒腿就往旅馆跑，半路上遇到了往回赶的刘伯承。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帅对我爷爷的大秘书李新说：“只有吴老这样忠厚的人，才能在那样紧急关头不忘同志和朋友。要不是和吴老一起，我就到不了苏联，我一生的历史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转交中央苏区的报告丢了
东方大学是共产国际面对世界办的一所学校，东方大学中国部和中山大学都邀请我爷爷讲南昌起义，但他只讲了一场就病倒了，在莫斯科又做了痔疮手术，然后送他到黑海休养。爷爷并没有因此闲下来，他重新思考、整理了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他给这份长篇报告命名为《八一革命》。
我爷爷是南昌起义的秘书长，全程参与了起义的组织策划。爷爷还是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核心成员，具体处理革命进程中的各项急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南昌起义的宣传侧重于前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爷爷在南昌起义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也并不知道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吴玉章
在这份关于南昌起义的报告中，爷爷明确表示，南昌起义的失败，他作为领导者之一是要担负失败责任的。每当我看到这句话时，都觉得爷爷很傻。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胜利的事情从不挂在嘴边，失败了却要主动承担领导者的责任。
这份报告详细讲述了南昌起义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我们的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报告中提出中国革命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必须有“自己的武装，革命才能胜利”；要运用“游击战”等等。
《八一革命》一式两份，一份交共产国际保存，另一份交中共六大，希望通过他们将这份报告转到苏区。非常遗憾的是，因当时革命形势过于复杂，转交中央苏区的那份报告遗失了。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到苏联，发现了这份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报告。我们现在看到的《八一革命》，正是共产国际保存下来的那份，现存放在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将其视为镇馆之宝。作为爷爷的家属，我见到过这份报告的原件。我注意到这份报告不完全是爷爷的笔迹，里面有好几种字体。据我分析，共产国际现存的这份报告也许并非报告的原件。交给六大转交中央苏区的那份，或许才是爷爷亲笔完成的原件。
撰文：王向明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