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899年出生，湖南醴陵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原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原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李立三之女李英男（摄影/王学民）
近日，李立三之女李英男在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时说：“父亲曾说过，年轻人犯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能认识、改正就好”“我们要靠自己，不能靠父母。不管父母做出什么业绩，那是他们的事”“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也相信我们能够走好。这是父辈的期望，也是他们的理想”。
父亲的一生是同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李立三在汉口群众集会上演讲（供图/李英男）
李立三之女李英男说：我的父亲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1899年11月生人，今年是父亲诞辰120周年。小的时候，父亲的家里还算是比较富有，但是后来就慢慢的破败了。破败的过程实际上和中国当时整个经济、社会走下坡路是分不开的。
父亲跟我讲，家里那个时候虽然生活条件还可以，能够维持生活。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兵荒马乱，很多人都被逼的没有办法生存。因为对当时社会的现状不满，所以父亲很早就考虑出路在哪里，但是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完全找到。
李英男说：那个年代也出现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我父亲也跟他们一样，不愿意走老路，想要为祖国、为人民去探索一条新路。因此在1919年，父亲就在北京参加了留法预备班，同年10月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
在法国，父亲认识了很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人，像四川的赵世炎、湖南的蔡和森，还有周恩来等一大批人。后来，父亲也是比较积极的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成为了一个学生领袖，还和赵世炎等人组成了劳动学会。
父亲他们和蔡和森等人，还一起联合搞了革命行动，强占里昂中法大学争取学习的权利。但是，因为这些行动，加上我父亲又是一个总指挥，最后父亲和一百多名同学就一起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就这样，父亲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父亲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立即吸收他入党。就这样，父亲开始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道路。紧接着就去了湖南，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又到安源领导了安源的工人罢工运动，父亲也成为了一个在全国比较有名的工会领袖。
此后，父亲根据党的安排，参加了很多的革命活动。上个世纪20年代应该说是父亲个人比较辉煌的时期。1925年，父亲还参加领导了上海的五卅运动。父亲还是南昌起义的发起者、领导者之一。可以说，父亲的一生是同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李英男说：在这种背景下，他也进入了党中央，进入了政治局。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以后，父亲就进入了党中央的核心。实际上，父亲当时和周恩来、向忠发他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核心。
“年轻人犯错是不可避免的”
李立三（供图/李英男）
在党的五大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六大上，李立三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召开，李立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任中央农委书记。
李英男说：那个时候他还不到30岁，父亲自己说他走得比较顺利，加上父亲的性格也是比较急躁的，所以就急于求成。他当时就觉得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只要一发动，可能就会发展起来。
因此他就提出通过一省、几省的胜利，然后带动全国胜利的这么一个比较冒险的一个纲领性的指令和计划，就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给中国红军跟中国革命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李英男说：“应该说父亲一辈子都因为这个事儿非常痛心。当然父亲也很快的就认识到了错误。其实，‘立三路线’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到了后来，就被中央纠正了。当时周恩来从莫斯科回来，也帮助父亲认识错误、纠正错误”。
所以后来，父亲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深刻检讨。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非常直爽，非常讲原则。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他对那些因为这个错误的指令而牺牲的同志们，真的是非常痛心，一直都记在心里。
很多的老同志都听到过他在不同的场合，态度非常诚恳。甚至包括在苏联的有些时候，请他给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学员们讲中国革命形势的时候，他还会批判“立三路线”。然后说：“你们知道吗？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就是我”。
李英男说：“父亲也曾经告诉过我们：年轻人犯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能认识、改正就好。连列宁同志都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他的。所以父亲也一直坚信是这样的，有错就改”。
父亲当时的很多行为，实际上超出了共产国际的框框，共产国际很担心，因此特别的坚持要把父亲叫回莫斯科，对他进行批判。所以父亲不得已就去了，这一去就是15年的时间。
组织和同志们曾给父亲开过三次追悼会
李立三（供图/李英男）
据了解，李立三同志一生开过三次追悼会。第一次追悼会是1922年在法国召开的。李英男说：“那个时候其实父亲已经回到国内了，而且已经领导了安源大罢工，但那个时候的通讯、交通跟现在不一样，有很多的小道消息或者是误传”。
在法国的一些同学，特别是和他比较要好的周恩来、赵世炎等都很关注他的情况。当时有一个消息说李隆郅刺杀湖南的军阀赵恒惕，围城被抓起来然后处死了。同学们听了以后很悲痛，然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在法国巴黎开了一个追悼会。
第二次追悼会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后，父亲当时是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有一次大部队已经快走到了瑞金，但是父亲带的政治保卫处的队伍却没有赶来。有个士兵说，父亲他们遭遇到了反动派的袭击，看到父亲被打倒在地上，可能是牺牲了。
这个消息也是挺悲痛的，又是周恩来主持了追悼会。但是还好，据说还没开完我父亲他们就赶过来了，最后转悲为喜。当时父亲笑着说：“给我开追悼会，还要几十年”。第三次追悼会是在父亲去世后，1980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山堂举行。
李英男说：父亲原名叫李隆郅，有点像老师的名字，因为我祖父就是一个开私塾的老先生，是清朝的秀才。在父亲参加工人运动时，这个名字就显得比较复杂，因为名字的笔画比较多，工人很难辨认。因此在安源的时候，他就改名李能至。
后来到了上海五卅运动的时候，父亲还是经常和工人接触，和邓中夏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父亲跟我讲，有一次他们坐着火车去开会的时候，邓中夏就提到这个事，说你这个名字写起来太复杂了，工人识字不多，很难辨认，你改个名吧。
“我父亲说，改个什么名？然后邓中夏往窗外一看，说：你看那窗外站着三个人，就叫李三立吧。我父亲觉得，李三立不好听，就说：叫李立三吧。从此，父亲就一直用了李立三这个名字”，李英男说。
父亲从来不会讲自己做了什么贡献业绩
1946年1月回国前，全家合影（供图/李英男）
1927年，李立三曾领导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此外，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那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英男说：“应该说父亲没怎么跟我们讲过这方面的故事。我只记得大概是60年代，当时出了一部片子叫《永不消逝的电波》，讲的就是这方面的故事。当时父亲很兴奋，一定要带着我们一家人，到附近的电影院去看”。
父亲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说：对，确实是这样的，我知道。父亲说，我参加过这个工作。父亲就只说了这么一句，没有再多说。父亲从来都不会说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业绩，他基本上就不夸自己，从来不会讲。
李英男说：我觉得父亲是很优秀的一个人。应该说他的眼光、他的胸怀都不是一般人，我妈妈也曾经跟我讲，其实她也是看中了我父亲的这些特点。另外，我觉得父亲很勇敢、很坚强、特别讲原则。
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不到20岁的时候，就确定了理想，也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对这个信仰一辈子不动摇。不管他遇到了什么情况，就算是在苏联坐牢，他还是照样要干他的事业。
李英男说：咱们现在的时代是高度物质化的时代，但是父亲他们那代人走过的道路，更重视的都是一些精神价值。父亲也曾经和家里说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都是党给的、人民给的。周围的物质条件，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就是一种熏陶。在家里，在父母的身边，孩子们不知不觉的可能就会熏陶出一些东西。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我们也会想到父亲、想到母亲他们是怎么做的。这可能就是一个榜样的力量吧。
好像无形之中，就形成了要低调做人的习惯。另外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不能靠父母的名声。不管父母做出什么业绩来，那都是他们的事。父亲是父亲，我是我。还是要做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情。
李英男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大日子。我每次都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想到我有几次都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度过的，或者是后来在家里陪着妈妈一起看电视。对我们家来说，也是值得庆祝的日子。
开国大典现场图（供图/李英男）
在开国大典上，我父亲还站在了毛泽东的旁边。然后我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所以想到这里，我总是会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也相信我们能够走好。因为这是父辈的期望，也是他们的理想。
“历史的足迹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一直在往前走。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也在慢慢的淡化。但是我总希望，我们的父辈，包括我父亲的一些业绩，特别是对年轻人有一些意义的业绩，不要完全被忘掉”，李英男说。
撰文：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