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这本书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他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
这位“不起眼”的财政委员，正是当时55岁的林伯渠，两人见面时，林伯渠给这位外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伯渠
林伯渠曾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学，又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他为革命“理财”，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革命战争的财政支援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毛泽东和同志们赞为 “红色理财家”。
“外公在革命理财方面具有很高的智慧，他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理财政策，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林伯渠外孙齐放，他为我们讲述了外公在革命理财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动人故事。
▲林伯渠外孙齐放
两次留学日本奠定财经基础
1886年3月20日，林伯渠出生于湖南临澧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林鸿仪是清末教育家，深受家庭文化的熏陶，林伯渠也为今后的革命道路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随后，两次日本之旅成为林伯渠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齐放介绍，1902年，16岁的林伯渠考入湖南省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开始受到梁启超、邹容等人进步书籍的影响，思想日益开明。1903年冬，经选拔考试，林伯渠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师范学校选派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4年春天，18岁的林伯渠踏上了留日旅程。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林伯渠参加了这次会议，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1905年前后，外公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簿记学，大概就是现在的会计学，他那时候读了大量的关于经济政治学的书，所以在当时历史环境里算是比较懂经济的人。”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极为愤慨，毅然回国。旋即奔走于上海、湖南、湖北和东三省，积极投身国内的革命活动。先后参加了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反袁独立活动等。
反袁失败后，林伯渠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被迫逃亡日本，先后进入日华学校、中央大学、正则学校和东亚商业学校学习。
留学期间，他攻读经济学和法学，也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学习研究各领域知识。不仅对财政学和统计学等广泛研究，而且对民法、刑法、国际公法和行政法等也很感兴趣。
▲1914年-1916年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林伯渠
齐放称，这段经历为林伯渠后来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奠定了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
“外公在日本也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1915年他与李大钊结识，并成为知心好友，他们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李大钊经常给他寄送书籍，其中多半是涉及财政经济学领域的。在国民党建立以后，外公还曾担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一职，据说这是唯一一届没有出现亏损的政府，卸任时外公还弥补了前任的亏空。这也说明外公在财政经济学和理财方面，有着比较独到的见解。”齐放表示。
解决根据地军队吃饭难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当天下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林伯渠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他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从苏联学成回国。1933年3月，林伯渠辗转来到中央苏区，4月，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
同年8月12日，林伯渠在叶坪召开赣南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作了《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报告。第二天，林伯渠作了《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会后，林伯渠兼任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
“在中央苏区任职期间，外公分管财政、经济、部队供给等工作，面对敌人经济封锁和物资极其紧缺的状况，他既要解决苏区政府经费和红军的一切所需，又要让群众能够吃饱，其工作十分艰巨。所以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保障中央苏区军民的物资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齐放回忆道。
在林伯渠的理财工作中，面对财政困难，他通过没收征发、筹款筹粮、发展生产、推动商贸等多种方法尽力增加财政收入。
“当时红军已经发展到十万人，吃饭就成为了一大难题，粮食存储也更显紧张了，如红军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妥善保管粮食。如果将粮食集中起来存放，那么一旦敌军进攻，粮食可能瞬间化为乌有，所以外公就提出要分散建小粮仓，将粮食分散储存在各个县，这样既便于储存，又方便使用。”
为了更高效的开展储粮工作，林伯渠提出两条措施：
第一，“创办粮食合作社”。以钱或谷物交股金而成立，合作社收买的谷子，除供社员急需外，其余可运到白区去卖高价，加强流转，扩大积蓄盈余。要求每乡务必成立一个粮食合作社，互助合作。第二，“建造谷仓”。保存好粮食不变质很重要，因此要分区建造谷仓，免致耗损，成为这一任务的首要条件。要求每区谷仓，至少要存300石谷子（由粮食合作社管委会负责）。每区要建造谷仓数座，由各县国民经济部与财政部落实。
这年8月，兴国县成功建立了83个粮食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以及推动生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林伯渠还提倡和支持发展生产，倡导生产节约，以缓解财政困境。他鼓励发展农牧业，奖励垦荒行为；禁止宰杀和出境壮、幼畜与母畜；并从农民手中购买和借用一部分余粮，用于榨油、生豆芽和制作豆腐，从而解决机关和军队的蔬菜供应问题。
熬硝盐运动打破贸易封锁
齐放称，在工作中，林伯渠通过多方调研发现，当时苏区军民面临的最严重困难，是物资（如食盐、粮食、药品、布匹等）的极其匮乏，尤为突出的是食盐，这也成为部队面临的一项至关重要的难题。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辛。林伯渠和其他战士一样，一顿饭只有二两多的大米，用蒲草包着煮。到了春天，没有米吃，就吃竹笋，没有盐、没有油，煮出来的竹笋难以下咽，但林伯渠一粒盐都不肯多放。
林伯渠因为缺盐、缺粮导致身体虚弱，多次在下乡途中从马背上掉下来。毛泽东多次在人民委员会上称赞林伯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说：“我们的同志要是都向林老看齐，那么，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红军的发展之路。”
当时苏区已经出现盐荒，盐价暴涨，出现“米用箩挑，盐用纸包”的被动局面，老百姓的饭菜都没有盐。
“外公经常下乡调查，了解民情，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天他走在乡间小道，忽然闻见一阵浓郁的鸡汤香气，他发现是一家农户正在炖鸡汤。人家热情的给他盛了一碗汤，他尝了以后就说汤怎么是淡的，没有一点盐呀。这户人家就告诉他说，根本就没有盐。原来，当时国民党对整个中央苏区，尤其是瑞金地区实施严密封锁，包围的像一个铁桶，切断了一切与外界的贸易往来，根本没有办法取得食盐。”
部队没有盐吃，就没办法行军打仗。了解情况后，为缓解食盐紧缺的困难，林伯渠马上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自己动手做硝盐。
“现在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完全不知道硝盐是什么了。简单来说，你会发现土墙在经历雨淋或者潮湿后，表面会泛出一层白色物质，这就是硝盐。将这层硝刮下来，用锅煮沸，煮沸后的水便呈现出咸味，这种物质便被称为硝盐，它同样可以像食盐一样食用。”齐放解释道。
在林伯渠的积极推动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熬硝盐运动迅速展开。
当时，苏区所有乡、区都建起了熬硝盐厂，利用旧墙土、老屋地皮及厕所边的肥土，挖出来捣碎，用水过滤，澄出来的水用稻草生火熬干，便可以得到少许硝盐，缓解食盐紧缺的问题。为了推动熬硝盐运动深入开展，林伯渠经常到基层督促检查，并亲自参加熬盐劳动。
除了熬制硝盐，林伯渠还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加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打通国民党对苏区的贸易封锁。
“首先，要有贸易行为必须得有钱，然后再派遣一些干部伪装成商人，与白区进行物资交换，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包括盐。其实国民党就是想把红军困死，没吃没喝也没有盐，人不吃盐就没有力气，自然就会不战而胜。但是外公他们想方设法，巧妙地打通贸易渠道，购买盐巴回来。比如说苏区的钨矿资源很丰富，白区也需要此类物资，所以他们把钨矿运出去，作为贸易交换的基础。”
发行货币引国民党恐慌
“外公做经济工作非常注重从实际需求出发，其中有一点，他提倡在苏区发行红军自己的货币。当年在延安，外公他们印制货币跟国民党政府的货币进行抗衡，尽管当时凭实力是难以抗衡的，但在根据地的环境中，也逐步建立起了我党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意义非常深远。”
在中央苏区，为了稳定苏区金融，巩固革命根据地，林伯渠以“开源节流，双管齐下”为财政工作的指针，成立没收征发局，向地主、富农筹款，并增发纸币，帮助政府和部队机关建立与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财政制度。
“在外公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每次的财务状况，包括剩余的银两、袁大头数量，以及从土豪劣绅打来的钱怎么分配，他都有记录。随着离开苏区，他们发行的‘苏票’也就不能用了，到了新的地方，还是得用流通的钞票，去买粮食、药品等物资。”
齐放讲述起外公他们到达遵义后，红军发行货币的经历。
红军进驻遵义，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明确了长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而这里也是红军在长征途中休整的一个较大据点。遵义的特别之处还在于，这里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发行纸币的城市。
“在遵义纪念馆后面的一条街上，有一座院落，这里曾是贵州一位军阀的私人宅邸。步入院落，一进门便可见两尊栩栩如生的铜像静立门前，两位历史人物正端坐着，一人手持算盘，另一人掐指沉思。这两位一个正是外公林伯渠，另一个则是毛泽民。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民任第一任行长，后来也参加了长征。”
齐放讲述，当时，他们共同商讨如何在遵义筹集更多粮食、钱款、物品及药品。鉴于此，红军在遵义策划并实施了规模最大、唯一一次的“红军票”发行、流通与回笼。规定发行的纸币与银元等值，用于购置各种物品，深受群众的喜爱。在此期间，红军的信用也因此声名远播。
▲在遵义发行使用的“红军票”
“让人佩服的是，红军队伍进驻遵义仅有十余天，当红军撤离遵义的时候，把当时发行的‘红票’从百姓手里全部换回来了，确保百姓持有袁大头或银元等流通货币。这也体现了红军和共产党为民的一种基本理念，并不是像旧时军队那样，抢了东西拿着就跑了，红军队伍是截然不同的。”齐放感慨万分，认为外公他们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赢得遵义百姓们的信任，实属不易。
据悉，部队撤离遵义的前一天，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闹市区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等地，摆上银元及布匹、棉纱、粮食、食盐等货物，通宵达旦让群众兑换或选购，维护了苏维埃币的信誉，维护党的红军的信誉，避免了群众受损失。
苏维埃政权货币虽然发行时间短暂，但其在中共领导的金融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7月15日，林伯渠致信彭德怀，提出关于巩固陕北金融政策的六项主张：力求苏区食盐输出；建立各县运盐、消费合作社；加强盐业管制；一律使用苏维埃纸币交易；银行低利贷款发动商人出口；建立省贸易局、省合作社与银行营业部联系，实施具体奖励政策落实。后来，林伯渠担任了陕甘宁晋绥边区联防区财政经济办公室主任。同贺龙、贾拓夫等同志一道领导了整个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其中，林伯渠提出严格控制纸币发行，明令禁止国民党货币和现金在市面上流通，规定到白区购物需用的“白票”，须持“苏票”或现金到国家银行换取，扩大“苏票”的流通，稳定中央苏区金融。而增发边币一事，曾引起国民党不满。
1939年春天，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林伯渠回复：
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
“无论是印钞票、印债券，提高贸易的能力还是发展生产，这些除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以外，主要是提高红军的生存和战斗能力，这些都是经济行为，外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齐放说道。
林伯渠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带领广大苏区群众开展的系列运动，有效缓解了中央苏区面临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对保证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作出了积极贡献。
撰文：李影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