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国高考已于6月7日拉开大幕，1078万考生赶赴考场，迎接人生路上的一次大考。6月8日下午，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对福建省早期党和红军的建设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周肃清之子，国际著名经济地质及金矿专家周太和在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时回忆起了自己的高考往事。
年轻时，周太和是陕西省第一水文地质队的一名钻工。1972年西安地质学校招生，每个钻机队只有一个名额。当时周太和父亲周肃清仍在接受政治审查，周太和估摸自己上榜的概率不大，便没有参加推选会，请假去了河南探亲。从河南回到延安后，周太和才知道，自己得了钻机队绝大多数人的投票，拿到了钻机队的唯一名额。此后，在西安地校的两年半，周太和潜心学习，毕业后留校教书。
1979年，周太和考上了中国矿业泰斗郭文魁院士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周太和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澳大利亚詹姆士库克大学、堪培拉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科学院、澳大利亚地质调查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堪培拉大学的合作研究中心任职……
周太和
周太和谈高考
红船编辑部：您对1977年的高考有哪些记忆？
周太和：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读的是一个中专西安地质学校，当时学校强调的是实践第一，学的基础课很少，尤其是数学，所以我的数学基础很差，物理学得也很少，相比较而言化学学得多一些，因为涉及到地质化学。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在西安地质学校教书，课程任务比较繁重，再加上我本身基础课不太好，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准备参加高考。
当时，大家都把恢复高考当成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一个希望的出现。后来我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去参加高考，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给人民能多做一些事情。父亲的这封信，让我下了决心参加高考。当时距离高考时间很近了，我和学校商量让其他人来代我的课，我自己则找来了一套中学六个年级的数学和物理教材，然后临阵磨枪背各种公式，做习题的时间都很少。
那时候全国还没有统考，都是各省出各省的题。我所在的陕西省考四科，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和化学算在一科。我记得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写的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那天。1976年1月8日那天，一大早天还是黑的呢，我正在操场晨跑，突然哀乐响了起来，播报说周总理去世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眼泪就留了下来。后来周总理灵柩出殡的那天，路上人群挤得满满的，大家都泪流满面很悲痛，那一天的场景我至今印象深刻。
我当时考的分数还挺高，但因为身体原因体检没过关，再加上其他的因素，最后被陕师大化学系录取了。我当时拿着录取通知书也很犹豫，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这次机会。后来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考取同等学历后直接考了研究生。
红船编辑部：对比你们那个年代的高考，您认为现在与过去有何不一样？
周太和：高考发展到如今，我觉得和那个年代的高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那个年代，高考的录取比例非常小，都是极其优秀的人才能上大学，而且考上大学后国家还会给你分配工作。我们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学到知识，用知识实现报国梦。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后，大家都是非常向往和重视的。
现在的高考，很大程度上是高等教育普及的体现。现在每年招收的学生比例非常大，年轻人的文化素质也普遍提高，而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上大学后你要靠自己来寻找职业和工作岗位。
红船编辑部：尽管现在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及高考录取率的不断提高，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情况改变了很多，但高考仍然备受关注，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周太和：我认为这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以及教育理念和人生价值观有关系，就如宋真宗所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又再比如“望子成龙”等等，这些文化既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短处。
我多年来在国外的一个体会是，大家不会认为成为一个“学霸”才是最光荣的，而是你身上有某一处专长可以做好就可以了，你可以是科教人员，也可以是技术人员。在这方面，我们国内的一些家长给孩子的学业压力太大了。我认为家长的理念要逐渐改变，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最近一则新闻报道，说我们国内的中学生近视率达到90%，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学习固然重要，但孩子的身心健康更重要。
红船编辑部：对即将步入大学的学子，您有什么建议?
周太和：我希望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多接受一些启发式的教育，不要把自己学习的专业单纯作为谋生的手段，要从内心里热爱。我当年考研究生的时候，一位教授对我说的话令我记忆犹新：“你考研究生，考的不是你喜欢的专业，这是最悲剧的事情”。
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也一样，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个人的爱好和专业方向，一定要学习自己热爱的专业，否则一辈子去学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是一个“悲剧”。当然，除了学习，兴趣要广泛，身体更要搞好，德智体全面发展。
周肃清一家，第二排右一为周太和
周太和的父亲系老一辈革命家、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周肃清。
周肃清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一位重要的党史人物，参加了北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曾三曾评价周肃清“在北伐中红得发紫，是个无人不晓的激进分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上学期间，周肃清旗帜鲜明地与米夫-王明宗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即使是非法监禁、流放北极也不屈服，宁折不弯，表现了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崇高气节，被喻为现代“苏武”。
1955年在周恩来、贺龙等关心和批示下，在陈赓、曾三等战友的帮助下，周肃清回到祖国。1956年，中共中央给他平反，因身体受到极度摧残，周肃清在中组部长期休养（享受副部级待遇）。
“文革”中，在康生等后台指使下，周肃清再入囹圄。而周肃清再一次表现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拒绝承认任何诬陷，与康生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7年10月，中组部为周肃清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8年2月2日，周肃清在北京逝世。1978年2月初，胡耀邦对周肃清的治丧工作专门作了批示。2月13日，中组部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追悼会。
撰文：周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