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二〇二六年九月二日（周三）下午二时三十分
采访地点：香港金钟，立法会综合大楼议员办公室
人物简介
陈宗彝（Alan），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选委会界别）、恒基兆业地产集团旗下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香港特区行政長官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香港特区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香港酒店业主联会管理委员会成員、华润万象生活有限公司独立非執行董事及审核委员会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广东省粵港澳合作促进会副会长、广东云浮市政协常委及香港委员召集人、大湾区黄埔军校亲友联谊会荣誉会长。曾任香港特区税务上诉委员会委员。
▲陈宗彝
此外，他还担任YouTube油管网络平台《屈机大战略》主播，节目内容涵盖国际地缘政治、中美博弈及内地政策解读等议题，其中多集影片观看人数超过100万人，最高一集超过146万人收看，网上称他为“百万网红”。
午后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洒在金钟立法会综合大楼这间普通的议员办公室里。
窗外，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港风光铺展开来，波光粼粼，天水一色。室内的桌上却摆得满满当当：一叠叠手写调研笔记、法案档堆成小山，市民和社团寄来的信件塞满了档架，几本讲地缘政治、金融、人工智能的书摊在一旁，页边留着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墨迹有新有旧，显然是随时在补充思考。
在整整一下午的谈话中，陈宗彝从儿时吃不饱饭的拮据日子聊起，到少年读书时读到近代史的五味杂陈，再到大学时代的热血往事，继而商界打拼的日夜辛劳，最后落在议会里一桩桩实实在在的民生及经济发展难题。每当聊起家国往事，他常常会停下话头，声音慢慢发沉，眼眶泛红，要稍稍平复情绪，才肯继续往下说。
没有华丽的大道理，说的都是自己亲身摸爬滚打出来的所见所想。他说，自己不想做高高在上的建言者，只想当一座“搭桥人”，把民间的冷暖带进议事厅，让政策接上人间烟火。
苦难岁月力争上游，埋下回馈社会的心
陈宗彝生在香港，父母因日军侵占家园从潮汕来港讨生活。潮汕人家看重亲情家国，这份底色，从小就浸在他的生活里。家里一共六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提起童年，他说得很直白：那时候家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小学五年级，父亲突发中风，在医院整整躺了九个月。医药费一笔接一笔，把家里本就微薄的积蓄耗得一干二净，还欠下一屁股债。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供孩子们读书吃饭，母亲只能硬着头皮四处找亲戚朋友借钱，看尽人情冷暖。
命运留给少年的，只有一道窄窄的门缝。他刚好赶上香港第一年推行九年免费教育。“要是我早生一年，五年级就得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书是肯定读不下去的。”说起这件事，他心里满是庆幸，也对政府怀着感激。
家里遭变故之前，他在班上成绩排在二十五名，懵懵懂懂混日子。父亲倒下之后，生活的重担就摆在眼前，他一下子醒过来。读书不再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是自己改变命运唯一的稻草。他咬着牙拼命追赶，一路追到班里第一名。
作为家中长子，他比别的孩子更早懂得生活的重量。放学铃一响，别的同学可以回家休息玩耍，他要直奔工厂做杂工。工厂流水线耗光大半体力，夜间回到家，才能就着灯光挤时间看书做题。白天做工，夜里苦读，是那段日子的常态。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他从没叫过苦。
正是那些摸得到的穷苦日子，让他真切地懂得底层普通人过日子有多难。这份体会，后来不管是经商，还是进入议会做事，一直刻在他心里，从未淡去。
中学读历史，钱穆先生的著作深深打动了他。课本里讲先秦汉唐，那些灿烂的过往读来心潮澎湃，可书页翻到1840年，故事就戛然而止。那时候港英的教科书，把鸦片战争包装成一场所谓通商贸易冲突。年少的他心里满是疑惑，学校图书馆找不到更多史料，他就专门跑公共图书馆翻旧书，一本一本找，一页一页翻。
一页页读到八国联军、甲午战争的苦难岁月，山河破碎的文字撞进心里。讲到这里，他几度停顿，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旁人都能感受到，他心里那份压抑多年的家国情怀，在这一刻翻涌而出，难以自抑。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心里埋下一个朴素的愿望：“要去看见一个真实的祖国，不要被书本上片面的说法困住。”这个愿望，在后来那些走进内地的日子里，一点点生根发芽。
回归前夕的校园风云
进入香港理工学院（现在的香港理工大学）之后，他一头扎进学生会事务，甚至停学一年，全职选上学生会会长。
那是香港回归前一段动荡的岁月，校园里各路人马立场不一，有亲英的声音，也有一腔爱国之情的年轻人。当年港英政治部对学生群体盯得很紧，公开说支持回归，是要承担现实压力的，家里长辈都免不了替年轻人捏一把汗。
早两届学生会会长，曾经以学生会名义致信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表达希望香港重回祖国怀抱的心声。这封信在全港掀起不小波澜，“回归”两个字就是出自这封信中“回归祖国怀抱”，自此媒体经常套用“回归”二字。可这位会长随后就遭到各方施压，最后被迫下台。
环境暗流涌动，陈宗彝毅然站出来参选学生会会长，支持回归就是他竞选时很重要的主张。那时候，他还未满二十一岁，连签署银行支票的法定年龄都没到，学生会不少法律文件，都只能委托副会长代为签字。
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中国事务委员会，办起“中国周”活动。同时也担任学联旅游部学生董事，组织香港的大中学生走进内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地农村经济改革刚刚起步，学生会与内地办了许多交流团，更通过属下学联旅行社大办中国内地旅行团。他们不搞走马观花式旅游，交流团走进乡村、法庭、军队实地走访，用自己的眼睛了解国家。
在他眼里，爱国不是挂在嘴边的漂亮口号，是亲自走过去，用眼睛看一看真实的土地。那几年，他带队走了不少内地城市，看到内地改革大幕拉开后的真实面貌，也研究农村经济改革的经验并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
心里装着满满的家国情怀，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他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弟弟妹妹等着养，读大学还要背负学费贷款。身处香港这座金融城市，读银行相关专业，才更容易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万般权衡之下，他选择了银行学。
职场摸爬滚打，与范徐丽泰的交往
走出校园之后，日子没有半分轻松。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常常赶地铁末班车回家，到家差不多凌晨一点。简单和太太聊几句白天的琐事，别人准备休息，他还要挤出两三个小时读书进修。大学大部分时间耗在学生会，专业基础薄弱，只能靠夜晚一点点补回来。
日积月累，他前后拿下十三项横跨银行、会计、投资、公司治理的专业资格。
说起自己的读书心得，他说得很实在：“遇到实实在在要解决的难题就马上找书本学习，学以致用，学来的东西才永世难忘。光死记书本，脱离现实，看过很快就忘干净。”这番话，是他多年实战经验的总结。
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运气比较好，工作中一直都是直接对老板汇报，没有中间管理层教导。老板只问结果，不断提高对你的期望，不会如上司般手把手教你怎么做，所有难题都要自己解决。所以，他不断进修学习，靠书本上学到的前人经验，相继考取了十几个专业资格。
早些年，他本有机会获得重点培养，却因为人事变动牵连，这条路就此中断。之后他便沉下心深耕商界，一路做到上市集团首席营运总裁。同时身兼特区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副会长，连续三届出任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也参与创办跨境交通业务。酒店文旅、商业地产，大企业的风光，中小商户的窘迫，他都亲眼见过。
回忆理工学院的学生时代，他提起和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交往。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一岁，做学生会会长，范徐丽泰时任理工学院助理院长，分管学生事务。他这个年轻的学生会会长，常常要和她对接工作。范徐丽泰经常找他“收集意见”，听听校园里年轻人真实的想法，再把学生的诉求向上传递。
那个年代校园思潮纷繁，各方诉求纠缠在一起。范徐丽泰既引导学生理性表达想法，也愿意尊重年轻人心中的理想。年纪尚轻的陈宗彝，从这段交往里学到很多处理公共事务的道理：公共事务没有非黑即白，要懂得体谅不同人的难处。这段经历，也拓宽了他看待香港社会的眼界。
二十年前的政策构想
这么多年，他一直坚持写政策调研，不少想法二十年前就已经落笔。二十年前，当年的特首曾荫权与他在皇岗口岸，讨论“落马洲河套区”，率先提出把这里打造成“特区中的特区”。
内地部分官员不便出境，不少国际人才又不方便直接踏入内地，河套区刚好可以做两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办会展，搞科研交流，两边的人可以在这里碰面沟通，绕开两边制度上的阻碍。科研人员需要有不断交流的氛围。
2014年，他就完整构思过伊斯兰离岸金融中心的方案。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占比58%-66%）及大宗商品消费国，伊斯兰合作组织五十七个国家手握巨量油气及矿产资源。如果把交易平台放在香港，有机会争夺能源大宗商品的全球定价话语权，也能推动石油贸易使用离岸人民币结算，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除此之外，他还设想，把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营运总部落户香港；联合国亚太分部选址大湾区的香港，借港珠澳大桥衔接香港机场。
但受限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他清楚，想法一旦公开，会引来外部势力对香港金融中心的警惕。于是，这份构想只做内部沟通，选择压下不对外发声。直到近几年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才觉得时机慢慢成熟，可以拿出来公开探讨。
过去数十年，他一直在输出政策研究，却迟迟没有参选立法会。做智库写报告，更多是纸上推演；而议员履职，要直面财政压力、民间意见、部门之间的来回磨合。成为立法会议员，能拥有更多机会约见各个局的局长、署长，让自己思考多年的建议，有机会被听见、往前推进一步。这，就是他参选很朴素的初衷。
南金融，北创科，人才政策不能走偏
聊到香港未来，陈宗彝用“巨龙口里的明珠”来形容这座城市的定位。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根本落脚点就是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落到现实就是“南金融，北创科”。
南边守住中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北边依托北部都会区发展科创，紧挨着深圳，打通两地人才与产业链。北部都会区有税制上的天然优势，没有内地17%的增值税，薪俸税上限只有百分之十五，对高薪科研人才吸引力很大。不少海外科研人才十分看重院校排名，直接进入内地部分城市，心理上会有落差。对内地英才来说，香港刚好可以做一个过渡跳板。身在中国土地，还可以避开在欧美会遇到的种族歧视或迫害。
他还提起“黑灯工厂”的设想，北部都会区适合发展高度自动化的高端制造业，不需要大量普通劳工，重点吸纳研发人员。香港土地金贵，但北部都会区不用一味价高者得，可以看企业对科技、就业的实际贡献，给到优惠租金。
谈及高才通计划，他没有回避现存的问题。如今政策太过看重QS世界大学榜单，没有区分文理科。部分文科毕业生拿到签证来到香港，却找不到对口工作。为了保住居留身份，只能接受微薄薪水，变相成为“高端人才的廉价劳工”，挤压本地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也引来本地学生的不满。
在他看来，招引人才不能只盯着一张文凭，要看实实在在的本事和产出。科创上市公司的核心研发团队，已经拿成果证明自己的能力，理应纳入引进范围。很多实干创业者，未必出身世界名校，照样能做出硬核技术。人才引进，要做到外来人才和本地劳动者互利，不能顾一头丢一头。
▲陈宗彝
AI浪潮扑面而来，城市要替普通人提前想好出路
第四次产业革命以AI为核心，是访谈当中反复聊起的话题。
参考高盛以及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测算，到2030年前后，大量文秘、行政类岗位会被AI冲击，香港28%-30%的文职岗位或将受到影响，初级会计、基础文书法务、普通秘书会最先受到波及。
可他并不一味悲观。就像早年蒸汽机问世，马车夫消失，又诞生了汽车司机这份新职业。AI会淘汰一部分旧岗位，也会催生出从前没有的新工作。关键在于教育和再培训能不能跟得上时代脚步。
旧式大学讲课，像工厂流水线，一位老师对着大批学生单向灌输知识。AI时代的教育要换思路，顺着学生的兴趣，启发自主思考与钻研。政府要做好成人再培训，帮在岗的普通人更新技能，不能把时代变化带来的压力，全部甩到老百姓自己肩上。中国人擅长钻研思考，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长处。
放眼全球AI赛道，真正下场角逐的主要是中美，欧洲已经掉队。美国优势集中在软件大模型，中国的优势扎根实体工业应用场景，大量AI专利落在工业、农业场景。国内有完整统一的电网，特高压输电技术成熟，绿电供给充足，算力发展不会被电力卡住脖子。芯片领域，中芯国际28纳米、14纳米良品率持续提升；28纳米芯片突然减价四成，薄利多销，令同行都亏本离开28纳米市场，28纳米占市场70%，14纳米占市场15%，中国紧握中低端85%市场，把海外厂商挤向越来越狭窄（15%的市场需求）的高端赛道。当然他也坦然承认，高端制程依旧还有差距，需要沉下心持续投入，急不得。
大国博弈之下，信心才是消费的底气
话题延伸到宏观经济与国际局势。贸易战打过一轮，美国也切实体会过高关税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如今中东地缘格局发生变化，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慢慢凝聚，全世界的力量格局，正在悄悄改写。
说起内地与香港当下的经济现状，他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判断：内需拉不动，不是老百姓兜里没有钱，而是大家心里有顾虑。普通人担心地缘冲突、外部各类风险，手里攥着存款，却不敢放开花钱消费。
想要启动消费，最核心是重建大众的信心。房地产风险有序化解，一批科创独角兽企业上市带来财富效应；大国之间良性互动，稳住外部预期。多重条件叠加，才能卸下普通人心里的包袱，愿意把储蓄拿出来流通。
香港手里握着丰厚的财政储备，面对新一轮产业变革，不能一味守着钱袋子不动。他拿合肥投资“长鑫存储”获得巨大回报（1.33万亿人民币）作为参照，建议香港设立五百亿美元规模的跟投产业基金，顺着国家科创方向，布局AI、半导体等新质生产力的未来产业。
展望未来，AI时代政府的社保压力会越来越大，提前入股优质科技企业，用企业收益反哺公共开支，是值得提早谋划的路径。同时他也提醒，产业投资不能盲目撒钱，要有严谨评估，敬畏市场，做好风险把控。
▲陈宗彝（左）与朱顺忠
做一位搭桥人
四年的议员任期很短，他心里十分清楚，议会里面很难拿到一步到位的完美方案。很多政策来回沟通斡旋，拼尽全力，或许只能争取到六十分的落地效果。但六十分，也好过原地踏步。一份提案递交出去不是结束，后续还要持续跟进，盯着部门落实。
“我从底层走过来，懂得普通小家庭过日子有多不容易。我做过商人，却不会只站在商人角度看事情；身在议会，也不想让政策飘在空中脱离烟火。”他说。
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一位搭桥人：把市井坊间真实的酸甜苦辣带进金钟的议事大楼，再把政策的方向带回行业和普通市民中间，尽量弥合纸面方案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
访谈结束，窗外，维多利亚海港的风光静静铺展开，波光粼粼。谈完，他的日程依旧排得满满当当：接待社团来访、处理议会质询档，还要挤时间走上街头，走访一间间小小的街边商户。
四年光阴转瞬即逝，他不奢求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盼望自己写下的每一份建言，都能扎根香港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
编辑：张玲梅 朱顺忠
摄影：曾秀萍
视频剪辑：李辰昊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