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红船融媒编辑部面对面采访了延安老军工刘咸一之女刘筠。
刘筠，1942年出生在延安，父亲刘咸一，母亲余澄。
刘筠从后代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父亲、母亲的革命故事，父母爱情，以及工作中、生活中的父亲的点点滴滴。
父亲学习优异，两次出国留学
刘筠介绍，父亲刘咸一小的时候，家里没条件读书，每日以放羊为生，是七爷爷（教私塾的）喜欢父亲聪明好学，才资助父亲开始读书的。父亲在黑龙江海伦县乾元小学读书，第二年转入了望奎县第一高等小学。
由于父亲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9年秋，父亲高小还没毕业，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绥化县第二中学。
刘筠说：“那时候，张作霖虽然是个军阀，但十分重视教育，为了培养人才，他设立奖学金，官费资助学业优异的拔尖人才出国深造。”
有一年，父亲的考试成绩夺得望奎县第一名，又考了东三省的第一名，以东三省“头名状元”的身份得到了奖学金资助，于1927年东渡日本，到东京明治工业专门学校学习。
张作霖遇难后，少帅张学良同样注重教育。
1930年，父亲从日本毕业回国，恰好此时，张学良又设立了奖学金，继续鼓励优秀人才出国学习。父亲再次获得了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主修化学的深造机会。
在德国入党，走上革命道路
刘筠介绍，父亲在德国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3年在德国入党。
反帝大同盟全称“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是由法国著名作家、共产党员巴比塞，作家罗曼·罗兰，苏联作家高尔基和中国的宋庆龄女士等一些著名人士，于1927年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起成立的一个国际保卫和平组织。
刘筠介绍，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设在法国，在德国设有支部。为了工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德国支部对外称为“德国语言组”，第4任支部书记就是父亲刘咸一。
父亲有一次在取文件的时候，因为叛徒告密被捕，随后入狱。父亲的被捕入狱，引起了反帝大同盟的极力呼吁。最后迫于压力，父亲从监狱里被驱逐出境。
最后，在吴玉章同志的安排下，父亲坐船经过好多地方，最终回到了国内。
父亲几度辗转，回到北平（今北京）后，通过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找到杨秀峰同志，重新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就是在这期间，父亲刘咸一结识了爱人、我的母亲——余澄。
父亲和母亲结婚，场面特别隆重
刘筠介绍，1942年，其出生在延安。“我一岁半的时候，母亲就因为生病去世了。我的外公余宝蔆是晚清进士、翰林，母亲是外公的四女儿，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大家都叫母亲是余家四小姐。”
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时候，母亲和彭文认识了。经过彭文的介绍，母亲在1933年入党，参加了革命。
彭文，湖南岳阳人 。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经组织批准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靖任秋，潜伏在国民党的29军。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
刘筠说：“这对夫妇，在我一生当中，是对我最好、最关心我的人。靖任秋、彭文夫妇，是母亲的革命领路人，也是父亲和母亲相识的介绍人。”
当年，父亲回国后先是到了西安，找张学良，做统战工作。但是，国民党给张学良发密电，让抓共产党的刘光德（我父亲）。后来，张学良告诉父亲不能留在西安了，于是父亲就去了北平，在北平认识了在国民党29军的靖任秋。
刘筠介绍，靖任秋、彭文夫妇就住在我外公家。外公很开明，非常支持共产党的工作，余家大院还被当做是地下秘密的地点。
就这样，靖任秋、彭文、我父亲他们就认识了，在他们的牵线下，父亲和母亲相识。
1937年，父亲和母亲在北平结婚，而且场面特别隆重。
夫妻抗战，双双奔赴延安
刘筠介绍，七七事变的时候，父亲、母亲他们几个人都在北京待不下去了。父亲在吴玉章同志的安排下，和母亲一起到了武汉，又去了重庆。
父亲和母亲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也知道。周恩来同志知道，父亲是从德国回来的学者，很有才华，懂多国语言。周恩来同志说：父亲这样的人才，延安是很需要的。
于是，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同志，就坐着卡车带着我父亲、母亲到了延安。
母亲因文化水平高，英语又好，在延安担任了延安女子大学的教学工作。
1944年，母亲因突发急病病逝。“母亲在延安得了白喉，当时白求恩不在，所以三天母亲就去世了。我那时候，才一岁半。”
父亲在延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任过教，也是自然科学院筹建者之一，担任过振华造纸厂、丰足火柴厂、陶瓷厂、延安兵工厂的厂长，之后又在中央军委军工局工程处任处长。
刘筠介绍，当时延安和边区缺少纸张，不仅办公用纸不足，连印刷边币的纸都短缺。父亲在担任造纸厂厂长时，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研究，用马兰草实现了造纸上的突破。他们经多种方法试验，造出了马兰纸。
朱老总参观生产时，还当场表扬了父亲，并在《游南泥湾》的诗里写下了——“……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的佳句。
父亲背着母亲遗骨，永不分开
刘筠介绍，1945年，中央要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那时候母亲已经病故了，于是父亲在去东北之前，就把我和哥哥刘大伟托付给了延安保育院。
“我和哥哥就跟着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一起，走了上千公里，经过河北、山西，还到了朝鲜，从朝鲜到了东北。孩子们都在驴上，一边一个箩筐，一个箩筐驮一个孩子，就这样到了东北。”
母亲病故后，被埋在延安的宝塔山下。父亲离开延安的时候，还留下了一个毛毯，并托付战友带着母亲的遗骨给他送去。父亲给战友们说：你们把遗骨包起来，不管什么情况，都给我送去。
当父亲的战友们即将离开延安的时候，就刨开了母亲的坟。可能是由于黄土高原极其干燥的缘故，母亲的遗体完好无损。父亲的战友们找了块铁板，把母亲放在上面火化了。
他们把母亲的大部分遗骨放进去，安葬在了延安。把几块大一点、整齐一点的遗骨，用父亲留下的毯子包好。后来，父亲的战友们不远千里万里，给父亲送到了东北。
此后，父亲不管调动工作到哪里，也一直带着母亲（的遗骨）在身边。一直到了父亲因工作调动离开齐齐哈尔时，才将母亲的遗骨送回老家入土为安。“父亲和母亲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父亲的人生轨迹
刘筠介绍，父亲这一辈子的人生轨迹，大致是这样的：父亲先去了日本留学，又去了德国留学，在德国入党，后来被捕被驱逐出境。父亲又回到西安，找了张学良。但是国民党要杀他，这时候父亲的名字就从刘光德改成了刘咸一。
父亲从西安又到了北平，在北平和母亲结婚。七七事变以后，父亲和母亲离开北平去武汉，从武汉又到了重庆。在重庆跟周恩来同志到了延安，最后又去了东北。
刘筠介绍，东北解放以后，父亲调到沈阳，先后担任东北兵工总厂军代表、厂长，东北军工局生产处处长，沈阳军事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父亲奉命调到北京，任重工业部钢铁实验研究所所长，后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
1953年，中科院组成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有华罗庚（数学）、钱三强（物理学）、刘咸一（化学）、梁思成（建筑学）等26人出国访问。
值得注意的是，刘咸一还是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57年，父亲担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第一副院长。
父亲在主持科研和教学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到工厂、试验基地去考察，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考察项目，曾对中国的导弹发射、减小雷达盲区等实验作出贡献。
1961年，父亲被调到西安市，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
刘筠介绍，北京理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这两个大学都属于“国防七子”。北京理工大学曾创造了很多第一，都是在父亲的领导下完成的。
国防七子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等7所学校，目前这7所高校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高校。
刘筠介绍，1974年7月28日，父亲去世。父亲去世以后，三机部开的追悼会很隆重。
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为主要负责航空工业的部委，于1963年9月组建，于1982年4月改称航空工业部。
父亲去世后，朱德同志来电话表示慰问。
在电话记录中，这样写道：“请三机部首长转达朱老对刘咸一同志家属的问候，朱老没有在北京，希望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教育好子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亲的性格：特别刚强和耿直
刘筠介绍，父亲一辈子都是搞学问的，他这个人性格特别刚强和耿直。
父亲是东北人，出生在黑龙江省望奎县，他有一个望奎县的老乡——林枫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林枫曾是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到西北工业大学找父亲，让父亲揭发林枫的一些问题。父亲说：我们就是同乡，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林枫的工作都在明面上，大家都看得见。
刘筠说：“父亲没说什么，可问的人上来就啪啪给了父亲两个耳光，说他是保守派。后来，父亲就受不了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父亲就吃安眠药了。当时我还在北京，知道以后就赶紧去看望父亲。”
父亲这个人，不讲究吃，不讲究穿。父亲一生也几乎没有做过几件新衣服，很朴实。
父亲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1953年，中国科学院组成访苏代表团，父亲也在访问团里。为了去苏联，父亲才做了一件衣服。
再就是，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德国留学的时候做了衣服。
他一生都没有做过多少衣服，出差到哪都是提个小布包。
我和父亲的感情很深
刘筠介绍，她和父亲的感情很深，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但是父亲没时间照顾我，他工作很忙。可是，1960年我被保送到哈军工的时候，父亲一直送我到上了车。父亲跟我的通信也不多。”
1963年，父亲到东北参加会议，也受邀参加哈军工庆祝建院十周年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陈赓大将为首任院长兼政委。哈军工于1952年开始筹建，1953年4月25日基建破土动工，9月1日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
1963年9月1日，哈军工庆祝建院十周年。
刘筠介绍，父亲到了学校以后，找到了海军系。通过系主任和指导员，来了解我的学习成绩。我的成绩，基本上是在四五分的水平。父亲把我也叫过去了，父亲和系主任说，一定要对我严格要求。
父亲在哈尔滨住了几天，在离开学校之前，他又叫我过去。父亲一直跟我讲：你的学习还可以，但是要继续努力。另外，不要张扬。
刘筠说：“在哈军工，我一直比较低调。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低调，也是我做人的一个特点。我就认为，心里无私天地宽。所以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越活越年轻。”
我的工作和海军相关，在绝密单位。所以，低调既是受父亲的影响，也是工作的需要，更是个人的追求。
我挺努力的，学习也还可以。我不喜欢去张扬、去计较，也没什么好张扬的。工作做好了，自己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荣誉是荣誉，个人是个人。努力了就是了，不用非得背着荣誉。
我觉得，父亲和我的性格都是这样的。
参加绝密任务，无法看望父亲
刘筠介绍，父亲晚年的时候生病了，到北京治疗。在他治疗期间，我一直在忙工作，没有时间去看望和照顾他。
我参加了远望号测量船的研制工作，我是测量船为数不多的女同志。国家定下任务以后，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我都参与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没有到公海去执行任务，因为当时不让女同志去。
父亲到北京治病，我因为工作特别忙。那时候正是在搞方案，我知道父亲来了，但是没有去看他。后来，有一次终于见到父亲了。父亲看见我，还生气了，说：把我养这么大，多不容易。
刘筠介绍，因为我一岁半母亲就去世了，当时上级挺关心父亲的，给他派了勤务员，又给送了两只羊。所以，我是喝羊奶长大的，身体一直还不错。当时我一岁半，哥哥比我大两岁，都很小。
父亲说，当时我小的时候，延安有很多人想要孩子，但是父亲都没有舍得，没把我留在当地老乡家。父亲说着说着就掉眼泪，我也跟着掉眼泪。
但是，我怎么跟他说？我说我在搞绝密任务？不行，我不能说，我只能说我确实没时间。
采访最后，红船融媒问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刘筠沉思了一会，笑着说：我说不好他。
撰文：张喜斌
统筹：李秀平
